上测天意，下安民心？浅谈宋代是如何处理日食危机的

日食作为天体运行的一种自然现象，是月亮运行到地球与太阳之间导致日月地三点一线的必然结果，可以简单解释为日月合璧，在朔称之为日食，在望称之为月食。

日食发生的时候，原本光耀神州的太阳会逐渐随着黑影的出现而缩小，由原本的圆盘形状逐渐缩减，直至消逝不见，黑暗也随之而来。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当然知道其中的原理，也能客观看待这一现象，但是在封建主义盛行的古代，日食却被当时的人们看作上天警示的征兆，难免会在广大人民的心中形成恐慌也会使统治者惴惴不安。

从古而今，我们的先人仰望浩瀚的天空无不神往非常，由此诞生了上古时期许多浪漫的神话传说。

人们对于天文的浩渺一直不懈追求。及至两宋时期，天文学成就斐然呈现了井喷式发展，那么对于两宋时期的人们来说，对日食的认知以及应对有什么变化呢？

一、受命于天，厚积流光

六朝覆灭归于秦，秦始皇以举世无双的珍宝和氏璧制成玉玺，铭刻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从此将帝王执政的合理性一锤定音。

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一次建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里形容君主是天帝之子，是天命所归的存在。

众所周知，在伏羲的传说中，太阳是天帝的儿子，生于扶桑落于归墟，如日之行地主宰着天下。

如此一来，君主即等同于太阳，等同于神在人间的代名词。《易传》有言：圣主在上，则日光明而五色备。由此可见，以君主喻指太阳的观念在当时深入人心。

而日食的发生毫无疑问会令以天帝之子自居的帝王恐惧非常，《礼记》中认为日食的发生是因为“男教不修，阳事不得”，是上天非常严正的一种警告。

这时，帝王们就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安抚人心告慰上苍，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例如早在夏朝的仲康时期，就记载了君主在日食发生后下令：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采取这样以礼币进贡上天，以礼官击奏鼓乐等方式来安定人心。

这种举国哗然大动干戈的现象在先秦时期存在较多，及至汉朝时期，人们已经参透了日食背后的原理，恐慌程度也大大降低了。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表述了当时人们对于日食的理论认知：“日月薄蚀，日月之交。月行黄道，而日为掩，则日食，是曰阴胜阳，其变重。”

相较于帝德不修阳事不得等牵强映射的解释，这无疑有了极大的进步。

而《左传》中愚昧的“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虽然不再为当权者所崇尚，但日食的现象还是被用来强调“人敬畏天，敬畏自然”。

更有甚者，日食后来居然演变成为大臣向君主谏言的机会，一旦发生这种现象，就会有臣子趁机上书，来规劝君王反省执政是否清明，以此来鞭策君王清廉勤政，以期天下昌明，国泰民安。

二、青天不见日，井然为秩序

宋代的诗人姚勉先生曾因观日食而作诗《日食罪言》，其诗曰：

“日为众阳宗，万象皆影随。今者何不臧，阴精夺炎曦。仰空不能救，涕泗纷交颐。”

为后世留下了大千世界精彩纷呈的不同反应。

而朝廷对日食的反应可谓是尤为繁忙的，首先，宋代人已经有了观察预测日食的能力，相应地其应对日食的程序有了很大的规范性。

例如在宋神宗时期，由于太史对于日食之期的准确预测，使得朝堂上下都有了一定的危机意识与应对准备。宋神宗更是在朝臣面前感慨：“奉天不如畏天”，以此来显示了他作为人间权势无双的君王的自省，而这种思想也使得他有所畏惧不至于肆意妄为祸及苍生。

如此看来日食虽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但正是因为这种奇特天象的存在使得君臣有所敬畏。

日食就如同达摩克斯之剑悬在执政者的头上，时刻担忧因为自身的懒怠昏庸而遭受天谴神罚，这何尝不是对黎明百姓的一种保障呢？

负责监测天象的机构被称之为“司天监”，这一称呼沿用了五代的旧称，后来跟随统治者的意志而更名为“太史局”，所负责的工作就是“观测天象，以察时变”。

因为天象其背后预示的意义属于国家机密，为了防止被有心人所利用，宋朝对于天象的上报被帝王专权垄断，仅允许奏报御前，并禁止民间相关人员对于天象妄自揣测动乱人心。

如此一来帝王揽天地之象成一家之言，从而很好地使得帝王有足够的应对时间，这就避免了天象突然人心惶惶的局面。

而太史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谓至关重要，所以对于太史官的任命与管理至关重要。

太史官特殊的责任与工作内容也决定了不能使用一般官员的考核升迁办法，所以宋代存在整套的太史官考核政策赏罚方法，为精进天文人才促进天文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那么宋朝统治者在监测到日食至日食发生之前的这一阶段有哪些应对措施呢？首先是宋朝部分官员上表提议效法古人，督促君王反思自身行为，检点政事布施。

除了这样形式上的纠察之外，宋代君主还会预测到日食时开始“易华服，减常膳，避正殿”等措施，表现出对于异常天象回避畏惧之态。

古人认为“凡有声者皆为阳气可镇阴气”，这样的观念使得宋廷除了设立道场对日祷告外，还会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筹备救日鼓礼，并在道场旁设置玉币黄麾等礼制用品。

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可见宋朝时期对于日食危机的应对并非临时抱佛脚，而是朝廷本身自有系统的礼法存在。

除了一系列礼法上的应对，皇帝还会根据大臣的建议或者自发地进行“罪己诏，下德音”这类措施表达自身勇于承担责任的决心。

其中，罪己诏是皇帝对于自身行为的检讨，下德音则是皇帝对于百姓体恤减赋的承诺，上测天意，下安民心，可以说是应对日食危机的重要环节。

更多的应对方式还体现在广开言路上，据《宋史》记载，日食发生之前，皇帝应臣下要求，来使得朝堂与后廷之间的消息传递更加顺畅，保证了皇帝对于政事及时反映的诚意，也是另外的一种对于勤政亲民的形式与决心。

在历法上，对于日食的发生有独特的“移闰”。何为移闰？宋仁宗六年，由于正月朔发生日食，即新年伊始天不见日，是历代人君的大忌，而掌管历法的官员是可以经皇帝允许而改变闰月的时间的。

闰月一变日食发生的时间自然而然地就推移了，如此就避免了正月日食的尴尬局面。

但就在历法官员上书要求“移闰”的时候，仁宗皇帝发民之愿顺应天时，拒绝了历法官员的上奏，而以万民的农事为重，这体现了仁宗皇帝以民众为先，勇于承认并修正错误的诚意，更昭示着他直面日食危机的魄力。

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展现了宋朝文治天下的策略。一方面这反映了宋朝的吏治在黑暗的封建王朝中较为清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两宋政府机构从上而下的统御力与执行力。

三、日食之后，体恤万民

即使是朝廷上下如此周密细致的预防措施，那个时候太阳的消逝也难免使群众陷入极度恐慌，这个时候政府举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宋朝的统治者们通过罢免朝会、暂停宴饮、牲祭太社、伐鼓救日以及从上而下清正科举减免赋税等一系列的措施来安抚人心。

在两宋统治的时期，从日食的观测发现到日食前的准备以及日食后引发的一系列行动来看，这种自然现象在那时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只需要些许风吹草动就能使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表面上来看这是君民臣对于不祥天象的忌讳，实则这背后隐藏的是统治者们对于秩序失常的担忧。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中，用事者看重“天地君亲师”之间的递进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君王眼中是一个国家运行的必然基础。正因为日食的出现象征着秩序的失常，所以才会引发以帝王为中心的整体统治集团的惶恐忧虑。

宋朝不同于其他王朝的是，他们对于日食采取了一种积极应对的态度，而且拥有一整套的应对体系，会理智地根据情形选择正确的应对方式，动员全社会参与到日食危机的处理中。

这在历史中无疑是进步的举措，只有敢于凝视深渊的人，才会转劣势为优势。

纵观宋代应对日食危机的举措，即使是在今天也具有进步借鉴意义的，这正是其中最值得学习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