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中国数千年的皇帝之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凄苦。也正是因为朱元璋自幼出身草根，见识过太多的贪官污吏，所以对贪官无比憎恨，这也导致了他在后来办下了震惊历史的肃贪大案——郭桓案，此案涉及金额之巨，涉案人员之广，无不令人瞠目结舌。
公元1385年，监察御史余敏、丁廷一纸奏折上达天听，状告当时兼任北平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勾结朝廷二品大员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或许余丁二人也未曾料到，他们的奏折竟然会在不久后，如同一把割稻镰一般，割去许多朝廷大员和地方乡绅的头颅。
奏折初达宫廷，朱元璋看后怒不可遏，原因无他，只怪户部侍郎郭桓太过贪婪。
原来，郭桓不仅私分了太平、镇江等重税大府的赋税，让朝廷分文未取也就罢了，竟还将作为朝廷经济支柱的浙西四百五十万钱粮税收吞下了一半之多！此外，郭桓竟然仍不知足，还在征收税款时巧立名目，造成多种苛捐杂税，令百姓入不敷出。郭桓仅仅是一个朝廷从二品的官员，竟然好胆，贪下了堪比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总计两千多万石粮食，怎叫朱元璋不愤怒！
查！必须狠查彻查！连一个清官贪墨几十两白银都难以忍受的皇帝，怎会坐视如此贪得无厌的硕鼠存在呢？！
于是，这件案子在锦衣卫、督察院以及刑部三大国家机构的彻察下，造成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恐慌和动荡。当负责这次案件的臣工将自己所获的证词上书呈予朱元璋时，朱元璋勃然大怒之余，不禁错愕万分。
究竟是什么样的调查结果，让一代帝王有如此复杂之思绪？
原来，令朱元璋始料未及的是，这次贪墨案件所涉之众，竟然囊括了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甚至连主管六部的六位尚书和十二位侍郎中，都有不少参与其中，如礼部尚书赵瑁、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以及负责此案的机构的最高大佬——刑部尚书王惠迪。这些犯案之人无不令朱元璋感到深深震惊。
中国有句老话，叫''刑不上大夫''。而这次贪污案件范围之广，几乎遍及朝野，如果追究起来，恐怕都该悉数处死，那么城府极深、手段强硬的开国之主朱元璋又该如何抉择呢？要知道，大明朝才建国不久，如果大杀特杀，恐怕会治理人手不足，而此时北方还有北元政权伺服窥探，一旦严惩恐怕会举国动荡！
其实只要是个正常的皇帝，恐怕都会先小惩大戒，杀鸡儆猴，慢慢治理贪污问题，而当时的官员恐怕也是如此想法，才敢贪下国家库银。然而，显然当时所有人都低估了朱元璋治贪的决心，事实超过大家所料，而朱元璋也并非是个''正常''的皇帝。他不仅不平常，甚至还精力充沛，简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劳模典范。
正是因为朱元璋过人的精力，所以他在胡惟庸案后亲自牢牢把持着丞相一职，也正因如此，当时参与此案的六部，除了尚书侍郎被留着干活外，但凡参与此案的三品乃及三品以下的官员都悉数下狱，而等待他们的只有一个结果——杀！如果不是侍郎和尚书之职位短期内挑不出合适之人，恐怕那几位也是在劫难逃。
除了朝廷被几近肃清以外，朱元璋甚至将参与此案行贿受贿的地方各个府县官员和乡绅都悉数杀害，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于是这桩案件前前后后被杀总计三万余人，尽数杀尽全国六品及以下官员，''百姓中产之家打的皆破''。
由于杀的人太多了，一些官僚、地主们开始不满起来。他们虽然不敢说盗卖官粮合法，也不敢说惩治贪官污吏不对，于是一起指责办理案件的御史杀人太多。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局势有些动荡。朱元璋权衡利弊得失，他决定就此收兵，在宣布郭桓等已被处死的官员罪状的同时，把审理郭恒案的法官吴庸等人也杀了。同时，朱元璋下诏“大赦天下”，表示不再继续追究有关人员的罪行。
有趣的是，通过“郭桓案”还带来了一个发明。为了防止贪官涂改数字，朱元璋将户部记账使用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明朝发明的这种记账方法，时至今日仍然在使用。
经过这么多次对贪官污吏的惩处，朱元璋确实整顿了一下朝政，官场的风气确实比以前好转了一点。但是，朱元璋惩处贪官污吏的手段十分严酷，这也产生了另一个副作用。他造就了锦衣卫这样一批专门用特务手段维持统治的特殊官僚阶层，这些人以后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对付自己的政敌，使得整个明朝充满着尖锐的内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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