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二次罢相后 宋神宗亲自操刀的改革 为北宋灭亡埋下了隐患

北宋神宗朝的改革，我们习惯称为“王安石变法”，它还有另一个叫法“熙丰变法”。熙丰是宋神宗熙宁、元丰两个年号的合称。因为这场变法是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后，隐退于金陵，自此宋神宗从幕后走到台前，亲自操刀主持变法，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北宋祖宗之法 皇帝做不得“快意事”

北宋建立后，吸取前代教训，通过变革科举考试制度，大量的寒门之士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瓦解唐朝遗留的的贵族政治与武人政治，建立起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

北宋在中央层面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三个部门削弱宰相权力；在地方派文臣任各州负责人，同时设立通判与知州相互牵制。

在权力制衡的同时，又设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监察体系，在中央设立御史台和谏院组成台谏制度；在地方设立监司、通判等职能。这一套自上而下的监察架构既用来规劝皇帝、又用于监察百官。

北宋立国到神宗变法之前，朝政上依靠制度的设置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同时精心维护一种和睦融洽的士风和政风，这就是“祖宗之法”。

皇帝与士大夫两者相互配合，共同分享最高决策权和行政权，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另一方单独作出决断和推行政策，执行过程又有监察部门的监督和制衡。

北宋形成的这套架构，有着超强稳定性和强大的纠错能力。多重相互制衡和监督下，将不犯错误的责任从依赖个人能力转而变为依靠制度监督，

皇权受到了很大的束缚，“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皇帝就可以成为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垂拱而治”的“贤君”。宋仁宗就因此得到过这样的评价“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

王安石二次罢相后 宋神宗开始亲自操刀

宋神宗是一位热血青年，即位时年仅二十岁，他不想“垂拱而治”，碌碌无为，一上台便急于施展抱负，富国强兵，开疆拓土。

他希望能够通过励精图治，为父亲宋英宗正名，他想平辽灭夏，一扫武弱之风，他想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祖宗遗志，恢复汉唐雄风。

熙宁二年，宋神宗力排众议，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的序幕。

在王安石主持下颁布了一系列新法，涉及到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多个方面，虽然多，但归根结底只是经济层面的改革，解决北宋财政问题，并未深刻触及北宋政治结构层面，但依然遭到了重重阻碍。

北宋的祖宗家法，朝政积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使得推行新法在程序上一次次受到阻碍，令宋神宗感到束手束脚，他觉得在这种制衡体制下他什么都无法发挥，他的君主本能一步步被激发觉醒了，他想做“快意事”。

宋神宗希望加强君主集权，乾纲独断，来快速推行变法措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要改革官制，减少冗官冗政的弊端，夯实自己的掌控力。

于是，在王安石罢相，熙宁变法以失败告终后，宋神宗痛定思痛，决心一定要将改革推行到底。他绕过宰辅，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变法，那就是“元丰改制”。

宋神宗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从管理体制上下手，颁布《寄禄格》，为官员升迁制定标准，恢复唐代三省制 ，将宰相的权力分割，限定职权范围，皇帝直接参与朝政，不需要通过宰相。

“元丰改制”裁撤了部分冗员以及冗散机构，明确职责，减少了财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翻看元丰时期的历史记述，会有一种紧锣密鼓的感觉：宋神宗每天发出无数道旨意，指挥全国从上到下，改革的节奏加快，推动着新法体系像机器一样高速运转。

然而，这种权力集中，加强了君主集权，削弱宰执班子的权力，打破了“祖宗之法”，在制度上摧毁了仁宗时代定型的宰相对皇帝最高决策和行政权的分享和制衡，而将宰相机构变成君权完全的下属，北宋的朝政架构，对皇权开始失去了制衡能力。

宰相成了皇权依附 在宋徽宗手里走向灭亡

宋神宗加强君主集权，推行改革富国强兵，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未必是坏事，但问题是无法保证每一代都是英明君主，一旦落在一个平庸的皇帝手里，就会成为大灾难。

公元1085年，宋神宗逝世，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请司马光担任门下侍郎“以母改子”恢复旧制”，史称元祐更化。

司马光一直就不同意变法，编写《资治通鉴》，跟过去一些其他史书不同，《资治通鉴》里不仅记载了历史，也记录了很多司马光本人对政事的一些看法。他总共写了119篇史论，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希望可以把君臣关系，引向之前仁宗朝那样的“明君贤臣”的道路。

所以重新上台的司马光推翻新法的行为有着担心皇帝专权的原因，他想通过彻底推翻新法，来重构之前的组织架构。但他的政治能力和手腕都差点火候，实施上操之过急，以至于引起自己一方人的反对。另一方面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士大夫集团早已分裂，司马光太想当然了。

司马光在主政一年半之后，便得病逝世。由他所主持的元祐更化，也不过推行七年，就被亲政后的宋哲宗推翻，用“父子之义”继续实施变法。王夫之在《宋论》中就称“宋政之乱，自神宗始”。

就这样，为了获得上台，新旧两党的士大夫们都开始逢迎皇帝，这就使得宋朝士大夫阶级可以制衡皇帝权力的功能消失，皇帝任意妄为的阻碍变得几乎没有，士大夫无法对皇权错误进行修正。

宋徽宗的肆意妄为，无所忌惮，很大程度上就是制衡机制的失效，蔡京这个宰相已经完全依附于皇权了，无原则媚上才能巩固他的地位。宋徽宗就在没有约束中，将神宗、哲宗两朝积累下来的财富，当成享乐挥霍的资本，北宋王朝烈火烹油、繁花似锦，却一步步走向亡国的深渊。事后来看，保持制衡体制本身对宋朝才是最有利的。

最后历史君说：

宋神宗这样的不老老实实按部就班，规规矩矩走前人铺就的道路，而另辟蹊径，穷折腾，就免不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被押上历史的口水台。所谓神者，不名一善也。士大夫集团给赵顼上了这么一个恶谥，给这样一个庙号显然是不公的。

北宋之亡，始于神宗的这种说法，是将宋朝灭亡的原因归罪于神宗，不过是以结果论英雄而已，让神宗来背这锅确实冤枉。宋神宗终生不愿碌碌无为地活着，为着自己的终极理想而奋斗一生，其激流勇进的改革者精神还是让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