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春读史】明朝是被谁推翻的？（上）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吴三桂引多尔袞清军入山海关这件事说起。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是多尔袞，第十五个儿子是多铎，他们与清太宗皇太极是同父异母兄弟。在诸贝勒中，多尔袞开始被封为睿忠亲王，简称睿亲王。1643年皇太极去世后，多尔袞又与诸王、贝勒、大臣共同奉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福临为帝，这就是清世祖顺治皇帝。

　　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开战，清朝趁势入主中土。

　　顺治元年（1644年）农历四月，清军开始从盛京（今沈阳）出发，继续他们的“伐明”战略。当军队驻扎到翁后这个地方时，明朝平西伯吴三桂从山海关派人送来求援信，“来书乞师，王得书，移师向之”。清军收到吴三桂的求援信，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直接向明朝山海关方向进发。

　　原来，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清晨，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强大攻势面前，明朝兵部尚书张缙彦打开北京正阳门，迎接刘宗敏所部进城；中午，李自成由明朝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城，经承天门步入明皇宫内殿。崇桢皇帝开始还带着太监在景山上瞭望，当返回乾清宫时，发现大臣皆己逃散。当时的形势是，山海关外，大清军队早已虎视眈眈，时刻做好扑向内地准备。面对内忧外患局面，崇祯皇帝已感到无力回天、末日来临，在处理完皇室后事后，来到景山一棵歪脖子树旁，“自去冠冕，以发覆面”，自缢身亡。崇祯皇帝自缢时，据说已经是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时年仅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对于这一段历史，史称“甲申之变”。当时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皇帝“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又移入佛寺，于三月二十七日葬于田贵妃墓中。

　　与此同时，本已投降农民起义军的镇守山海关的明总兵、平西伯吴三桂在途中闻说起义军头领刘宗敏将其爱姬陈沅掠去了，“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明史•流贼列传》）双方遂反目成仇，吴三桂又折回山海关，要与农民起义军开战。李自成得到消息后，于四月十三日与刘宗敏率十余万兵前往山海关征讨，并以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作为人质。四月二十一日，农民起义军东攻山海关，由别将唐通率军从“一片石”这个地方越出山海关外，与吴三桂军队展开激战。吴三桂自料不敌农民起义军，遂请求正在山海关外蠢蠢欲动的多尔袞清军出兵援助。

　　多尔袞在接到吴三桂求援信后，给吴三桂回信说：我国欲与明朝修好，屡致书，但没有回答，所以曾“整师三入”明朝边境，希望明朝政府能够尽快作出“通好”决定。今天发兵到明朝，目的不同了，只是为了“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听说流贼陷京都，崇祯帝惨亡，多尔袞表示“不胜发指”，他要“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多尔袞认为，吴三桂请他认关是为了报明朝皇帝之恩，所以盛赞吴三桂与李自成流贼不共戴天的行为是忠臣义举；转而他又劝吴三桂，希望双方不计“射钩之仇”，如果吴三桂能够率众归顺，一定封以故土，晋为藩王，这样，国家的仇可以报，自己身家性命可以保，世代子孙都可长享富贵了。

　　吴三桂在接到多尔袞回信后，只是一个劲地又派人去催促多尔袞赶快出兵。当清军距山海关十里时，吴三桂又送来情报，说李自成的军队有一支已经到达山海关外了，情况十分危急。从《清史稿》卷二百十八《睿忠亲王多尔袞列传》记载看，在多尔袞清军还没有进入山海关之前，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军队主力已经不在北京城内了。双方先是在“一片石”这个地方打了一仗，清军将李自成属下唐通带领的军队打得大败。吴三桂在山海关恭迎多尔袞，最后商定，多尔袞的清军每个人“以白布系肩为识，先驱入关”，与李自成军队作战。

　　殊不知，吴三桂将山海关大门向清军打开的那一刻，如同引狼入室，明王朝已经是雪上加霜，被彻底推向永劫不复的灾难深渊了。

　　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的20万大军在山海关内“自北山列阵，横亘至海”，严阵以待。从布阵情况看，多尔袞的清军很难将战线拉长到渤海边，但多尔袞很快看出了破绽，认为李自成的军队阵容虽庞大，但“首尾不相顾”，清军可以“伺敌阵尾，待其衰而击之”。在双方激战过程中，又突然遭遇大风扬沙来袭，咫尺之间不辨人马，但待大风一停，清军快速杀出，“马迅矢激”，直捣李自成军队腰部。李自成登高望见，发现清军已形成压倒态势，只好策马逃走，途中将吴襄杀害。清军无不一以当百，乘胜追击四十里，李自成农民军彻底溃遁，“自相践踏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沟水尽赤”。（《明史•流贼列传》）

　　进入梦寐以求的山海关、踏上大明王朝京畿后，多尔袞也曾对诸将交待：此行目的是“除暴救民，灭贼以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谁若不遵守约定，谁将受到惩罚。到了五月，清军已经驻扎到北京郊县通州了，而李自成的人马在清军抵达前一天，就焚烧宫阙，载着辎重向西奔去，离开了北京城。多尔袞命令诸王与吴三桂各率所部继续追击，自己则整军进入京师北京。

　　赶跑了李自成的多尔袞自比“周公”，表示要辅佐年幼的顺治皇帝（时年6岁）。由于此时顺治皇帝还在盛京（沈阳），所以在入城仪式安排上，队伍前面仍然应是皇帝“卤簿”，后面才是多尔袞的“仪仗”。多尔袞代表大清皇帝，在武英殿接受了包括明朝降臣在内的众大臣“万岁”欢呼朝拜。一直到六月份，清朝才决定“定都燕京”；到了九月份，顺治皇帝开始入山海关进京，当时多尔袞率诸王群臣到通州去迎接；顺治皇帝到了新的都城北京后，封多尔袞为“叔父摄政王”，赐貂蟒朝衣。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再说多尔袞进入明皇宫后，代表清朝皇帝接受了众大臣朝拜，接着又听从谋臣建议，为崇祯皇帝“发丧三日，具帝礼葬之”。可怜崇祯皇帝，先是被李自成安葬了一次，现在又被多尔袞安葬了一次。但究其实，他们都是明王朝的掘墓人。

　　二．多尔袞与史可法对话，只承认清朝是从李自成手中夺取了政权。

　　自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自杀后，紧接着就是清军入关进京，这些事都发生在四、五月间。再说明朝福王朱由崧于崇祯十六年袭封父亲朱常洵的爵位，王府地点在洛阳。崇祯十七年三月京师失守后，朱由崧与潞王朱常淓逃到了江苏淮安，四月份才被凤阳总督马士英等迎接到南京。五月庚寅日宣布“监国”，以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及马士英俱为大学士；在都城北京已经被清军彻底占领的情况下，朱由崧于五月壬寅日自立于南京，宣布称帝，年号“弘光”，史称“南明”。为了与清军抗衡，朱由崧派遣大学士史可法督师扬州，设江北四镇，沿淮河、徐州一带布置防线；马士英仍然回到凤阳督办军务。

　　这边，多尔袞一边派弟弟多铎率军去追剿李自成，一边给南明弘光政权的史可法去信劝降。

　　多尔袞在信中，盛赞吴三桂请他入关的行为是“独效包胥之哭”。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行为，等同于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包胥为挽救楚国而“如秦乞师”的壮举。

　　据《左传•定公四年》载，当年伍子胥为报复楚国，率吴国军队攻楚，致使楚国岌岌可危。为了寻求外援拯救楚国，申包胥在秦城墙外哭了七天七夜，最终感动秦国君臣，决定派兵救楚，史称申包胥“哭秦庭”，又称“申包胥如秦乞师”。毫无疑问，吴三桂的动机与申包胥的爱国行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多尔袞想借此为自己“鹊巢鸠占”寻找历史依据，更想为他和吴三桂的脸上贴金。

　　在这封信中，多尔袞还有两处惊人之语，阅后方知什么叫强盗逻辑。

　　第一，多尔袞反客为主，指责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续举事的行为是有违“春秋大义”。他认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这样做是为了“以防乱臣贼子”。意思是说，崇祯皇帝虽然在景山上吊自杀了，“故君”在没有入土安葬的情况下，“新君”是不应即位的；在“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的危急情况下，是清军应吴三桂之邀入关，赶走了李自成，推翻了“大顺”政权。

　　多尔袞难道还要明朝福王朱由崧来感谢他?他可能忘了，清军虽然赶跑了李自成，但清朝政府随即由盛京迁都北京，而不是将明朝江山继续交给朱姓王朝。在这种趁火打劫、趁人之危的情况下攫取明朝江山，多尔袞还恬不知耻地指责福王朱由崧的行为是“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他俨然已把朱明王朝国土早已视为是他爱新觉罗氏“大清”朝所有了。

　　第二，多尔袞不承认清朝夺取了明朝政权。他认为，清朝“国家抚定燕都，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坚持认为：明朝江山是由李自成推翻的，现在清朝将金銮殿从盛京搬到燕京，是从李自成手上夺来的，而不是从明朝手中夺得。多尔袞甚至反过来责问福王朱由崧及史可法他们：“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他认为，清军不畏艰险入关，耗费财物，是为了帮助明朝“代为雪耻”，明朝朱姓子孙应该对清朝感恩图报，这样才算得上是“孝子仁人”。

　　多尔袞这是沾尽便宜又卖乖，拿走了明朝神器还要明朝感谢他。既然你是来帮助明朝赶跑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那就应该像当年秦国帮助楚国那样，只是帮助而不占据拥有，迅速退出山海关才是呀，就不应该有将清朝都城从盛京迁到北京的举动呀。清军入关行为，不可与春秋时期秦国帮助楚国的义举同日而语。

　　正是在这种强盗逻辑演绎下，多尔袞一方面劝史可法要向吴三桂学习，不要贪恋“瞬息之荣”，如果“重故国无穷之祸”，最后反而“为乱臣贼子所窃笑”，不如早日率“南州群彥，翩然来仪”，一方面又在书信中恫吓史可法：不要以为长江天堑不能飞渡，清军人马雄壮，兵源充足，完全具备当年前秦苻坚进攻东晋时所宣称的那种“投鞭断流”的实力，即清朝军队每个士兵的马鞭子如果投到长江里，定能截断长江水流。他又劝谕史可法，之前整个明朝政权都对付不了一个李自成的农民军，现在想用“江左一隅”来“兼支大国”，与清朝抗衡，胜负无需借助“蓍龟”占卜就已经很明瞭了。

　　在接到多尔袞的书信后，史可法旋即派人送去了自己的回复，“语多不屈”，表达了要与清军血战到底、光复明朝江山的决心。

　　据《清史稿》卷二百十作《豫通亲王多铎列传》和卷二百三十五《图赖列传》记载，顺治二年（1645年），当李自成的主力被赶出陕西后，豫亲王多铎又“移师下江南”，四月份到扬州后，“围七日，克之”。攻破扬州城，“执明大学士史可法杀之”。紧接着，多铎又率清军过江，攻下南京城。明福王朱由崧准备乘船逃往芜湖，正在登舟渡江时，被图赖“扼江断渡”。护卫明王的将领田雄、马得功二人只好“以福王降”。南明王朝“流亡政府”在南京这一站很快就宣告结束了。（未完待续）

　　束有春 2021年10月4日定稿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