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镇干部眼中的农村现状：消失的农村

乡村，是人类最古老的聚落形式。文明的曙光初现之后，先民们在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之处聚集耕作，就形成了最早的农村。因此，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变迁，出产基本生活物质的农村永远是根基命脉。

正如国内某知名学者所言：“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你可以不知农，不事农，但绝不能轻农”。所谓“无商不富，无农不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传统的中国一直是以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享誉世界，农耕文明的“基因”也已经深深镌刻进了炎黄子孙的骨髓。

在国人的理想中，无论身在何处，家乡的村庄都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息地。

然而，在当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多维冲击之下，曾经纯真、宁静、闲适、慢节奏的村庄没有逃过走向衰败的命运——金钱财富的诱惑、灯红酒绿的迷梦、便捷舒适的生活，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乡村民众奔赴城市谋生。

失去了“精壮劳力”的乡村，就好比被抽掉了骨架的人，破败甚至消亡不可避免。正如某位乡镇干部所言：“我眼中的乡村，正在消失”。

一、“消失的乡村”——乡村衰败问题的现状解析

通过长时间的分析、观察，这位出身农村乡镇干部，将当前农村的衰败现象区分为三个主要维度：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产业问题。

首先，乡村人口大规模流失。

这位干部谈到，作为一个90后大学生，他上小学时班里有将近50个孩子。等到他读高中时，班里只剩下不足20个孩子。减少的那部分娃娃，多数是跟着外出务工的父母去了城市。

等到他毕业回去时，村里的小学已经被撤并了：大部分适龄儿童都跑到了县里、市里、甚至省城读书。这位乡镇干部的父母在搬离农村前，在村里开着一个小卖部。在上个世纪，小卖部可是实实在在的“乡村CBD”，一到黄昏，老幼聚集，人头攒动。

消费的，打牌娱乐的，谈天说地的，好不热闹。当时的人民物质生活尽管匮乏，但似乎都是“安贫乐道”，心怀希望。正如这位干部所言：“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

但现在的村子里，除了春节几天之外，多数时间都是一派暮气沉沉的衰落。此情此景，一位农村观察者，曾将其精辟地总结为：“外面像个村，进村不见人，老屋少人住，地慌杂草生”。

该干部出生村子里的总人口中，仅在农村保留户籍、土地、宅基地，举家搬迁至城市或县城的“影子农民”，已经超过60%。而继续“坚守阵地”的，也多数是一些行动不便、安土重迁的老年人。

在走出去的那批年轻人当中，有的是通过升学、参军或经商致富的途径，彻底跳出了“农门”。也有一些年轻人并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吃苦耐劳的意志。他们待在农村，其收入要比在城里好的多，但是就不待在村里，为了所谓的“面子”也要客居城市。

因为一事无成地回去，就会成为乡邻们眼中的“失败者”。这正如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里，祥子对北京城的依恋：“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老一代人，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对自己的故土是深沉热爱的，这里才是他们的根脉。

然而，时光荏苒，岁月蹉跎之中，那一辈人凋零西去之后，一座座新坟墓隆起乡间，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年幼一代，即便是住在农村，也只能算是“寄居”于此。年龄稍大之后，也就随父母进城了。

正如该干部所言：“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人口的支持，失去大量人口的乡村仿佛被抽走了骨架。其逐渐的衰落，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其次，农民对土地失去了感情，农村耕地大面积荒芜。

在数千年的农耕时代里，土地一直是庄稼人的饭碗子，更是整个乡村文明的根脉——没人种地了，那还叫什么乡村？“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广大农民被压抑已久的生产积极性，似乎一夜之间被调动了起来。

那时的人们，还将土地视为发家致富的根本，悉心耕耘，尽心侍弄。以这位干部所在的陕北地区为例，这片土地自古以坑洼贫瘠著称。

上世纪80年代，村子里房前屋后，沟沟洼洼，全方位无死角地被开垦了出来，每家每户对自己所有土地的地棱、地界都了如指掌，毫厘不差。而如今，单纯依靠土地养家糊口都勉强，遑论发家致富。久而久之，农村的年轻人多数都已经不知道如何种地了。

为了不让土地荒芜，如今奋战在田间地头一线的，大多都是50岁以上的人。等到这一批“老庄稼把式”谢世之后，基本可以断定“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最终胜利而告终”。

当然，退耕还林，保护农村生态未必是坏事，但乡村的衰败将是难以避免的结局。

最后，产业凋零，经济不振，是乡村衰败的最深层次特征。

除了盛极一时的乡镇企业之外，农村的产业经济无外乎种植业和养殖业，即传统意义上的“主业”和“副业”。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商品经济不甚发达的时代，农民的衣食之需只能自给自足。所以当时的农村种植业可谓是一派兴旺：小麦、玉米、地瓜等粮食作物，大豆、芝麻、山药、葵花等经济作物五花八门。房前屋后，沟沟坎坎之间，也都种满了蔬菜瓜果。

所谓“人勤地不懒”，辛勤耕稼之间，农民实现了丰衣足食。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价逐渐上涨，但粮食价格却是“稳若泰山”。除去化肥、种子、农药等必要开支之后，粮食种植业的利润极其稀薄。

正如这位干部所描述那边：“如果家里有二三十亩地，每年的收入也就是2、3万元，除过人情门户等日常开支，也攒不了钱”。再加上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下，粮食可以轻易买到，种地就再也不是“谋生之必须”，而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站到“道义制高点”，去指责农民“不务正业”？农村养殖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除非是现代化、集约化的大规模养殖，小打小闹式的养鸡喂猪，利润也极其有限。

再加上地方政府各种“环保政策”的限制，农村养殖业发展也是举步维艰。其结果就是“产业的单一、低收入和市场的变化莫测，让农民无所适从，也就逐渐失去对土地的兴趣了”。

一言概括之，在“人口流失”、“土地荒芜”、“产业凋敝”等因素的多维打击之下，“空心村”、“3861部队”等现象在农村地区屡见不鲜。广大农村的逐渐衰败甚至最终消失，绝非危言耸听。

根据国家农业农村部门的统计数据，在2005年到2017年，不足十年时间里，我们国家的自然村数量，就从360万个缩减至270万。而且这一趋势仍然在继续。这也就是说，平均每天都有村庄在消失。

再从人口方面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过去20多年时间里，中国乡村居民的数量从1997年的8.4亿，锐减至2016年的5.5亿。而且这里的统计数据，还是把乡镇人口也统计在内。

一位学者曾精辟地描述道：“20年前农民出门务工是为了回村置业盖房子，光耀门楣；10年前农民返乡置业的目标是到县城买房安家；如今的90后农民，只有到市区甚至省城买房才算是返乡置业”。

再过若干年，下一代的年轻人将不再有“返乡置业”的观念。其户口本上存留着的“籍贯”字眼，也仅仅是一个象征祖先的符号，不再有温情脉脉的故乡含义。农民、农村等字词，对他们来说也仅仅是遥远的、模糊的记忆，而且即便是这种记忆，也终将随风逝去。

二、“历史的代价”——乡村衰败问题的原因溯源

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村和农民就像一头不辞辛劳的“老黄牛”——他们俯首农桑，春耕秋收，完粮纳税，卫国服役，节衣缩食，哺育苍生。他们的辛勤劳动，带来农耕文明的百业兴旺，盛世安康。但他们自己生活却往往是困苦不堪。

正如一首民谣所唱那般：“种豆子，种高粱，春夏秋冬四季忙，牛出力，来吃草，为官者吃米民吃糠”。

我们人民政权建立之后，广大农民彻底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同样为国家的繁荣，为工业的昌盛，做出了巨大牺牲。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要代价”。

建国初期，面对中国工业“千疮百孔”的落后面貌，毛主席曾不无焦虑地说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开国领袖们深知，在列强环伺的时代，没有强大的工业根基，国家不可能长治久安。于是，我党通过实践探索，逐步建立的“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工业路发展路径。

具体来讲，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和农民对城市工业化建设的支持，主要是通过缴纳农业税和供给低价的农副产品来进行的。

换言之，国家通过人民公社等组织形式，将农村资源输送至城市，帮助工业化实现资金积累和降低成本。

同时，又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村人口随意流入城市，以减轻城市的就业和维稳压力，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环境（也会有部分农村民众，通过考学、参军、有计划的招工等形式转到城市，但是数量和规模及其有限）。

所以说，那个年代的农民同志，是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以难以想象的勇气和毅力，推动者国家进步的车轮。

农民的自我牺牲并未白费，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成就斐然。在1979年的国庆节典礼上，叶剑英元帅自豪地宣称：“尽管历经坎坷，经过30年的经济建设，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这过程中，老农民们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功臣”。他们为了给国家的工业化夯基立柱，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事业，为配合国家统购统销，做出巨大历史贡献，这是农民留给自己子孙后代的最宝贵财富。

所以说，毛主席那个时代，公民日子“清苦”，并不是我们的经济建设真的多么糟糕，而是我们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很多目光狭隘的人只盯着那个时代的“穷”，却没有看到毛主席为共和国攒了多少家底。

即便是农村改革之后，城市对乡村的“资源虹吸”现象，依然没有改变。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废除，并实现市场化之后，农村地区继续通过供给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方式，为工业化的进一步繁荣提供支持。

首先，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农村民众逐渐脱离土地到城市务工。这一波滚滚而来的“人口红利”，极大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和企业资金积累的速度，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能够畅销世界。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和巨额的外汇储备，和农民工兄弟的艰辛付出分不开。

不仅如此，许多城市甚至县城都还通过征购农民土地的方式，获取了大量土地收益资金，填补了城市发展的资金缺口，“土地财政”也成了许多城市的“经济支柱”。

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工业化建设，虽成就巨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城乡关系的“畸形发展”——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悄无声息之中，农村地区的人口和资源大量流失。随着城乡发展鸿沟的日渐扩大，乡村走向衰落的伏笔也就此埋下。

三、“衰败的治理”——新时代乡村振兴为农村发展强基固本

如今，那一代农民已经逐渐衰老甚至离世，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艰辛，而我等后人更要时刻铭记他们功勋。当然，在“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中，国家和人民从来都不会忘记任何一个，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人。

党和国家正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助力乡村振兴。近年来，我们国家极力倡导“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意义也正在于此。

首先，党和国家在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层面，高度重视乡村衰败治理问题。

2018年2月，党中央在“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就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建设目标要全民实现”。

2021年2月，中央又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英明、正确、伟大的中国国产党，一向是言出必行，乡村振兴指日可待！随后，我们国家以全民族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会后，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成立。这一重要行动，可以看做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步骤。

其次，要吸引年轻人返乡回村，再让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去种地，已经不现实。因此，发展农村产业化和规模化经济，势在必行。

为此，政府要合理规划，加强引导，从地区实际出发，引导产业布局，培育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逐步形成“一村一特色”，村、镇、县的特色产业集群。无论何时，繁荣经济，让乡村人民共同富裕，才是乡村振兴的最根本策略。

再次，国家要积极运用宏观调控的方式，让城市支持农村、让工业反哺农业，增加对乡村的投入，改善乡村生产人居环境。久居城市的年轻人，比之其父辈对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着更高的追求。

因此，除了产业扶持之外，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文娱设施建设，打造设施完善、交通便利、生态良好的新农村，才有可能逐渐吸引外出的人口回流，从而有效解决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

四、结束语

实现现代化（近代化），强国富民，是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的信念追求。而所谓的近代化，其实质就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上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一言蔽之，就是要将民族国家从农业文明推进升级到工业文明。

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看，英美等西方国家依靠的是对外掠夺式、剥削式的现代化——他们依仗着坚船利炮，在全球侵占了大片殖民地，通过贪婪吮吸亚非拉人民的骨髓血汗，作为滋养资本主义萌芽的“养分”。通过“损人利己”的卑鄙手段，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

而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则完全是国内民众在我党的坚定领导下，戮力同心，艰苦奋斗的成果。其中，中国的广大乡村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讲说，几代农民朋友的牺牲奉献，铸就了坚韧的共和国工业化脊梁——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农村地区的各种资源源源不断地被输送至城市，为工业的发展积累资本。

而长期以来，相对落后的工业体系又没能为广大农村的发展，提供应有的物美价廉产品，这就是造成农村发展长期滞后的历史原因。

近年来，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仅没有弥合反而日渐扩大。在“逐利本性”的驱动下，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导致乡村地区的“空心化”、“破败化”日甚一日。大量的乡村濒临消亡，已非危言耸听。

因此，我们的乡村振兴，需要的绝不是口号震天的官面文章，而是真金白银的扎实投入，这一过程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