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对话：关于现在与未来丨2021中国投资人未来峰会

9月23-24日，36氪“超验时代——2021中国投资人未来峰会”在上海举行，百家主流投资机构齐聚一堂，探讨未知未来中的已知可能，重新审视资本应当扛起的社会责任。 “超验”，意为超出一切可能的经验之上，不能用常规的思维和经验主义去思考的东西。在这个跌宕起伏、充满不确定性的“超验时代”，投资人们将如何依靠于跨学科的快速自我迭代能力、敏锐的分辨能力、前瞻性的预判能力等核心竞争“超”能力在资本市场运筹帷幄？

9月24日上午，由华创资本熊伟铭、明势资本黄明明、线性资本王淮、九合创投王啸、峰瑞资本李丰、阿尔法公社许四清、光速中国韩彦等科技“老炮”组成的该天第一场核心圆桌论坛，对中国科技的现在与未来展开了讨论。熊伟铭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提问者，他将这场圆桌对话深入浅出的由个体带入宏观背景，从大趋势所带来的“中国机会”，再到投资人在时代背景下的投资主题变迁，揭示了整个中国科技行业发展以及投资人的选择。这是一场难得的有意思的对话，有强烈的投资历史观也足够接地气的告诉听众，今天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思考未来？

圆桌论坛

以下为对话实录，经36氪编辑整理：

熊伟铭：谢谢几位，我们有好几个问题，都是非常深的问题，在这些比较深的问题之前，一上午可能也说不完，我可能放在一起请教几位大咖。我想追一个问题，明明总你最早从投汽车之家开始，第一代互联网1.0时代，王淮是Facebook出来的，你是互联网2.0，咱们这个环节是讨论现在和未来，咱们稍微沾染一点过去，你是怎么从过去互联网1.0的投资人变成了现在前沿硬科技的投资人？

黄明明：言简意赅，2014年我做基金的时候很多人很奇怪，明总你过去成功的事、挣到钱的事都是互联网、游戏，做基金为什么开始投to B、投硬科技。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商学院学的是宏观经济的，我有几个大的判断，2012年中国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失，我们当时没有想到过去这几年人口增速以这么快的速度在断崖式的下降，所以我们所有投资的主线不管是机器人、自动驾驶、车、软件，核心就是在供给端用技术提升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在消费端用跨代的技术。现在的车就跟当年的苹果手机一样，是新物种，用的是跨代的技术自动驾驶技术、人机交互技术，我们认为将来可能有大部分人生活在数字世界里的，车就是一个最好的数字世界，将来的屏就是VR屏，所以我们投了AR、VR、光波导芯片、光学芯片，车将会是他们最大的供应商，所以核心逻辑就是这个。

熊伟铭：就看这个社会怎么演进。下面请教王淮总和王啸和许四清，不管是互联网1.0还是2.0都是从比特开始的，但是现在你们的主业一方面像王淮总和王啸总，沿着互联网走向了AI，走向数据解释这个世界，从你们看世界的角度和你们遇到的机会，你们的手术刀长得什么样？怎样剖析这个机会？

王淮：说一下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一直在“忽略”这个世界的发展，从第一天开始，我们进入投资这个行业是误打误撞。我很幸运，Facebook 给了我第一笔钱，让我不用再去工作，那时候我 30 来岁，总想着做一些真正感兴趣的东西，经常跟百度、阿里、腾讯这些工程师做一些分享，上一些课，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工程师。我当时就经常想，为什么咱们的机制不能让这些工程师成长成为最好的企业家，或者领导者，反而是走着走着就变成了油腻的中年大叔？工程师的初心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被扭曲掉？（探索一点改变）是我一开始做天使投资的想法，我们努力做到不油腻。但是在那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中间拿自己的钱做了很多尝试，所以那时候我们一直在“忽略”——那时候中国从投资的角度，最赚钱的还是互联网、科技领域。我们第一个感受是还是要看看我们最擅长、能做好的方向是什么。科技投资在这几年更加受到重视，早几年并非如此。

第二点感受，尤其看到扎克伯格的成长经历，优秀的创始人各种各样，但是真正把擅长的事在想解决的问题上做到极致的人绝对是稀缺人才，我们就想在工程师、极客中挖掘，最多5%能成为好的企业家这群人，跟他们交朋友。这两年，中美关系，还有疫情，大大地加速了数字化，科技投资的意义大大凸显。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算力算法人才的成熟，加上“黑天鹅”事件，特朗普、中美事件等等，很多时候一盘菜就齐聚了，到了今天的状态。某种意义上我们等到了这一天，这是我的感受。

王啸：我经历了百度的成长历程，从百度获得天使投资到它上市，我对天使投资的概念是在2000年加入百度后形成的，天使投资或者早期投资能够帮助一个工程师从零到做的非常大，而且改变了中国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对用户的意义。当我从百度工作了十年之后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也许投资就是我可以投入并且持续做的的事，我经历了百度从0到1，从1到10，和之后上市所有的过程，我也做了百度绝大多数业务线从0到1的开发，我的经验可以帮着别人从0到1做事情，这是我做天使投资和早期投资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互联网本质上是把信息做了数字化进行传播。往底层看，本质上利用了算力、算法和计算，如果把整个事件看作一个数学公式的话，所有东西都是数字，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思维逻辑看待未来的可能性。为什么说芯片比较重要？芯片是提供最底层的砖和石头（即底层的基础能力），没有芯片所有东西都不存在，今天所有屏幕上显示的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所以芯片很重要。在芯片之上可以构造很多应用场景，机器人、自动驾驶、辅助诊疗等各种各样的领域，我们的视角是，因为计算能力的提升，让我们有能力用计算和数据改变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最早的时候是新闻，现在是视频，未来是自动驾驶和各种体验，甚至元宇宙等。。所以从底层往上看，我们愿意帮着创始人开创他们的事业，创造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未来领域方面可能更偏向To B企业，偏向制造和应用场景，而不仅仅是信息和广告作为盈利模式。

许四清：我进入投资这个领域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我第三次创业的时候，每次开董事会，投资人都会挑战我们很多问题，我们当时做的是云服务，这需要很多钱和很长的周期，需要耐性，公司进展和投资人的节奏明显不一致，我们在董事会上经常要回答投资人的各种问题，当然也出现过很激烈的冲突。当时我觉得如果投资人更多懂一点这个市场，这个事就更好做一些，恰巧我又帮助过我的很多学弟创业的事，他们说以后就想我这种投资人的钱。我们遇到过的最大的挑战，是300多人的公司，最严峻的时候我们账上只有2万5千块钱，当然当时也有投资人给我们打气，让我们咬牙挺过了那一关。那个时候我认识到，投资这件事不光是搞技术，如果你能善于发现和支持优秀的创业者，不仅造福社会，同时也有回报，给投资人赚钱。

说到科技，现在大家都在投向研究院、实验室和教授。有一方面是对的。比如新能源，我们最近看电池，现在全世界前十个创新性强，融资多的做电池的公司，除了丰田这样来自产业的公司，大多数来自大学的实验室。但是这个要选择好周期，如果过早地往实验室里投，也会变成付学费，变成提供了科研经费。我们原来投人工智能的时候有一个深刻体会，一家是帷幄，还有一家是领创集团，我们坚持的原则就是瞄着既非常懂技术和应用又非常懂商业的人投。我们目前待投里面有5个CTO级别的创业团队，也有国家863的首席专家团队。我感觉在投向实验室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重时点，如果一股脑铺到实验室最终很可能就变成提供了科研经费。阿尔法公社坚持投资种子和天使，给第一笔钱，帮助创业者快速成长。同时投资人也要给创业者正确的期待，不至于用钱和态度误导了创业者过早地下水创业（在技术离商业化还有过长距离时），这是我的看法。

熊伟铭：非常棒，各位发言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虽然可能今天我们不管产品开发了，不写代码了，实际上大家工作的本质还是在做一家创业公司。我们试图用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一帮人是投资人，一帮人是创业者，但我们实际是经济重要活力的前滩。李丰和韩彦是上一代的投资人，那个时候只有TMT，你投互联网、广告、消费品，但是今天你投芯片、科技、企业服务、消费品，但是这些可能是新时代的投资。

因为大家入行已经很久了，你们从上一代的投资人变成新一代的投资人你们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子的？

李丰：投资对我来讲最大的乐趣是从不同纬度想问题，找到一些所谓的内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来看，2015年底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投芯片和生物科技，虽然这两个领域我也不熟，但是还是下定决心去投主要跟中国宏观经济结构有关系。最大的关系是中国当时的产业结构到了一个工业增加值、增加率需要增加的阶段，简单来讲中国的全产业链毛利率20%出头，虽然到今年已经是一年全球第一的增加值。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要不然接受部分产业链被转移走，要不然就是增加产业链附加值。

怎么能使得附加值增加？刚才大家讲到的所有科技方向，尤其跟中国产业链结合度高的这些高附加值的方向，包括生物科技、芯片等等，都可以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持续发展，并在较长时间段之内解决产业链结构本身的稳定性问题。这是从纯宏观经济倒推回来。

2018年从贸易摩擦到对中国企业的科技封锁，到科创板，到今年的北交所，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解决相同问题，不管是因为外力，还是因为内部政策刺激的方向导致出来的特定结果。虽然2015年我们还看不见这些结果的发生，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原来投互联网为主的投资人转过来的另外一个好事是，既然开始下定决心开始做这些，你就开始想办法做更多行业的了解，再找到这个行业里你能找到的这些解决问题的规律或者发展的范式，再按这个进行新的投资布局。还有一个优势是2019年之前这些方向全都没有很热，还有足够多的机会学习和布局。今天它们都变得很热，所以学习窗口变得稍微短了一些。

熊伟铭：我就追了一个问题，你们用了2/3的时间回答。非常好。我来简单介绍华创。华创资本也是四轮驱动的公司，我们投早期，90%是给第一笔钱，主要是天使轮、A轮、B轮。说实话第一笔钱很难受，因为有很多教育工作要做，做了以后还不知道它能嫁给谁，确实很痛苦。所以有的时候做早期投资也是一种坚持，跟创业公司一起熬着。很高兴像36氪这样的大会，我都能见到这些好朋友，大家都认识了十年以上。这样的大会，所有人都盛大回归，在会议上听到各位的真知灼见。

请教两位经济学家，丰叔，明明总，你们更有理论高度。今天的市场状态，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情形？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是科技行业，或者其他行业有类似的情形出现？

黄明明：你说这个话题挺有意思，我们大概在三年前做了一个比较，因为我们也一直要挺过当时的苦闷的冷门期。都说VC不投重资产，VC不投制造业，但你投了一堆工业母机突然火起来了，我们原来介绍的美元VC不去看，现在是大基金都冲过去，包括工业机器人等等一系列的项目。我们自己也在找一些证据，来说服自己。

分享一个看法，我们大的论断：中国的今天非常像美国上世纪80年代。为什么非常像呢？当时人均GDP美国是到一万美金，我们今天也到了一万美金。二是消费已经是过剩，那个时候美国每个人有一个好的房子，家用电器已经齐全，一户人有平均两点几辆的车，然后进入全球的地缘政治，美苏争霸，那个时候对美国的发展非常悲观。

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美国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又称国家基础设施工程计划，年纪大一点都有印象，跟今天我们谈到的数字新基建、5G异曲同工。美国当时抓住第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产生世界级信息技术的公司，微软、英特尔等一系列的公司都是从80年代后开始崛起，包括对商业航天的新兴科技的突破。美国拍了一个记录片，叫《八十年代——黄金十年》，后来又加了十年，到2000年以后金融开始进来，金融泡沫都是在吃那一波科技的老本。

为什么中国的GDP人均到了一万美元，我们在消费的各种领域基本上看见的全部是过剩的东西，以前买个东西还要票，现在遍地都是，京东、淘宝点一下按钮全部来，所有的消费品的产业都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是不是这些条件相对就具备了这个条件？

我们分析美国那个时代的科技公司的发展，因为最先进的场景都在那边，我最爱举的例子是沃尔玛。我去美国读商学院之前，中国留学生对沃尔玛的印象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公司，后来发现沃尔玛是批着零售外衣的科技公司，最早上了Retail Link，而且是当时全球最大的非官方的利用卫星传输数据的公司，我们今天讲的新零售里面的云中台、数据中台、打通前端的销售数据和后端的仓储数据，30年前别人就在干，只不过用的技术不一样。

今天中国讲的是工程师红利，那一波消费电子带来的是中国最大的市场，所以倒逼出一批优秀半导体公司或者模组公司。今天我们再看的是全球最先进、最复杂的应用场景在中国。举例，中国一天的电商的交易量相当于美国、欧洲、日本加起来的总和。这么大线上交易量对底层云端交易软件，交易型数据库一定会倒逼中国会产生世界级的企业。比如PingCAP，他们日本的一家客户，一开始不相信中国人能做，PingCAP问一句话：你一天交易量多少，我们在日本一天交易量两千多万笔。PingCAP的工程师乐了，这在中国前20都排不上，我们服务是几十亿的交易量，就拿下单子。

芯片也是一样，我们没有黄庆总那么资深，但是我们看高速发展的领域，像自动驾驶相关的场景，像车载视觉的感知芯片、计算芯片，这个有巨大的机会。我觉得如果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是中国科技黄金十年、二十年，中国会有自己一批最牛的世界级公司。而且这个公司不光是在中国，我们以前是靠中国制造是物美价廉，未来靠技术和产品向全球反向输出，服务全球市场，我们已经看到一批科技公司已经在做了。

李丰：具像上来讲，结论是肯定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是其他各个国家从来没有过出现的现象——我们以这么完整的产业链结构或者叫供应链结构来进行一次升级，而且涉及到如此多的人口和如此大的体量。这是一个前提。

第二个前提，这次升级凑巧在非常多的行业涉及到跟其他行业的交叉影响，既包括计算相关，也包括科技相关，也包括机械工程相关，也包括自动化相关。这么多行业同时进行交叉影响，到这么大人口，这么大体量，这么大的产业链规模，同时还加上碰上一次世界金融历史从来没有过的流动性。全球在过去一年增加了27万亿美金的货币供给，这是金融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近一次金融危机也只是这次1/3的规模，且用了5年的时间。你把所有的这些加一块，可以说今天中国碰到的情况和历史上的美国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长时间维度来抽象，会有一些可比性。具像上，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机会是完全不同的。拿美国的硅谷和芯片投资举例，1970年代美国的硅谷也是全产业链的硅谷，就是它有晶圆的生产制造，包括芯片的设计，所以才叫硅谷。那个时候硅谷有全产业链，全制造业，全加工+增值服务和高端设计，才有的后来的美国的科技行业，包括互联网相关。后来生产制造挪出去了。我们从单一行业来看是这样，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和各个国家历史上发生过的阶段都不一样。

熊伟铭：我们今天所谓的流动性爆炸，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现在中美处于比较微妙的时间点上，你觉得这个影响会持续多久？

李丰：这么多钱产生的影响是12个月全世界的负债规模增加了大概40万亿美金，资本市场市值增加了40万亿美金，资本市场增值从70万亿美金到110万亿美金。所谓叫企业增长带来的信用增长增加了40万美亿美金，绝不可能企业整体全球平均增加了50-60%的市值，没有任何可能性发生这件事，因为疫情期间大部分企业还是衰退的，除了中国。换句话来讲，无非就是问增加出来的平白无故的信用，平白无故的市值，总有一天要不然兑现，要不然破灭。

熊伟铭：回到今天的主题，所有投资的主题从之前的互联网转变为现在的科技投资，科技投资也有从软到硬的转变。问一个轻和重的问题，尤其想问问王淮总和王啸，之前大家都是互联网出身，大家在算账，看看底层的架构，基本上不会有芯片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的周期很长。投资审美就变了，或者说之前我们这个行业经常讨论，这个太重，不投，我们投轻的，现在轻和重这个词已经消失。各位怎么看从互联网的轻到今天科技的重？

王淮：我们是从软件数据出发，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东西了解、理解、擅长。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一个以软的东西为核心的投资思路，线性也投了不少机器人公司。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投的机器人相关的公司，带硬件相关的公司，我们还是软件思路，我们认为软件是灵魂，是大脑，机器这种硬件是载体，是身体。主要机器人在我们这套data model实现两个作用，一个是获取数据，原来纯软件的电商纯SaaS，它就是数字化，没有说数据获取还要经过物理世界的交互的过程。如果AI或者大数据加到产业当中，就会发现很多数据要获取，必须要有一个一定程度的硬件来完成数据获取的工作。

数据有了，做了算法处理，比人高得多的，成本低得多的方式做出决策，执行怎么办？原来纯软件电商所有都是软对软，现在要改成物理世界，我们投AI+种植，AI+养猪，你要跟地打交道，跟猪打交道的时候，这就需要有一个执行器，这是我们在看待的角度。这只是我们从自己擅长的角度看待的，我觉得是机会的一部分。当然纯硬件领域也有不一样的投资，不过我们真的不熟悉。

王啸：金融的本质是杠杆，所以金融追求的是用比较少的资本撬动更大的可能性和市值。之前大家都投资APP，这个看着比较“软”，因为工程师开发成本没有那么高，所有东西都在屏幕或者手机上跑，所以看上去很“软”，而且杠杆率比较高。但是随着这一部分机会的消失，投资逐渐的进入到新的阶段，载体有可能变成是偏硬件的载体，但内核还是科技创新，还是人。本质上VC投的还是特别厉害的人和一些特别厉害的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创新性的前沿技术，这是科技投资的本质，投这些有能力的人创建的企业。

这些有能力的人做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是仪器、机器人，也有可能是自动驾驶的系统，随着趋势的变化，它的载体越来越“重”一些，但是其杠杆率依然非常高。因为只有这些人有能力做出来特别有技术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轻”和“重”不是绝对的，“软”和“硬”也不是绝对的。软件有可能很硬核，比如说我们投的一流科技，做的是全球性的机器学习框架，目前全球范围内性能也是比较领先的，它就是纯软件的机器学习框架。但是作为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它是一个基础，没有这个东西，中国可能在这这个地方卡脖子，不仅芯片会被卡脖子，机器学习框架也可能被卡脖子，这实际是辩证去看的，本质是以资金投到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企业家手里，帮助他用杠杆撬动更大的价值、为社会提供更好服务，提供产生更大市值的可能性，最后变成一家伟大的公司，这是它的循环。

熊伟铭：放弃形式上的判断，我们就是看本质是什么。请教一下许四清和韩彦总。在科技领域，过去20年都是互联网，都是TO C，可以帮带流量，可以帮写代码。现在你们的投后怎么做？你们能够提供最核心的帮助，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什么？

许四清：其实企业服务是我们投资的重点领域。这个领域有一个核大的特点就是成长需要时间，早年我自己在微软做过这个事，也在这个领域创过业，两边都待过，知道需要多少时间，也知道哪里痛，既知道客户那边的痛，也知道创业者的痛。我们做得最多的就是起个“桥梁”作用，因为工作原因，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认识了一批CIO，这些CIO与其说他们是IT专家，不如说他们是产业专家，因为他们在各自领域里服务好这个领域的IT一定非常懂这个行业。这样一来，CIO这个群体和我们深刻互动，甚至我们联合投了很多公司；我们做的最多的工作是帮助创业者探索路径，哪一个路径最有效，我们自己虽然干过，但是你离开这个岗位了，你不以此为生了，你的认知就不完整，我们和CIO一起帮助创业者探索这个路径最好。

第二，帮创业者发展客户。像帷幄Whale，是我们把他们从美国“诓回来”创业的。它最早的一批用户宝洁、联合利华都是我们给搭的线。而且我们帮创业者挣快销品公司的市场部门的钱，而不是IT的钱，像这种工作我们做了不少，探索过程也很痛苦，有的时候你和创业者认知不一样，我们要避免后座司机指手划脚，最好的就是和他一起探索，你不要认为你比他更懂，你比他了解。同时，一起探索会让创业者和投资人形成良好的共识，这个共识很重要，不用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讨论那些基本的事，大家已经琢磨清楚该怎么做了，这是我们做得比较多的事。

熊伟铭：光速是九十年代的公司，而且经历了无数的周期，你们经历的从机构角度来看是最长的，从美国的投资经验到中国的投资经验，从互联网投资到今天多维度的投资，你们怎么看待所经历的周期对于今天投资的指导意义？

韩彦：光速时间确实挺长，从九十年代末做到今天，我们的美国团队非常强大，中国团队2011年独立，经历了很多周期和挑战。但是，有一个不变的是，我们一直在追逐非共识。

什么是非共识？作为投资人的非共识是别人不看好的领域你去看，一小波人看的领域，别人担心你敢出手，这就是非共识，虽然变化的是不同领域，但是做的事情在过去二三十年都没有改变。如何在一个非共识的领域找到真正的价值，并坚持做下去，容易的是一个人，靠自己的胆量，靠自己的运气一直做下去，难的是一群人把这件事做到底，这是一个永久的课题。

熊伟铭：20年时间，做非共识，怎么坚持下来？什么是最核心的？是什么使光速坚持投资做了20年？

韩彦：最核心的是，所有非共识最核心的是放下自己，我们这个行当很有意思，每个成功其实是不利你未来突破的，因为历史无法未来重现。今天你后悔没有投今日头条，你说明天想投今日头条，我觉得这件事是做不到的，但是放下自己这件事又是逆人性的。最近《天龙八部》重新拍了一遍，片子最后一段是讲两位武功高手遇到了少林扫地僧，他说你们都错了，你以为把我所有功夫都练完了就意味自己到顶点了吗？练功夫的同时也要练佛法，两个一起练才能练到最高的极点，对投资人也一样，投资认不是每天沉溺在每个成功上，而是放下自己，去反省事物的本质，成功的内因，抛开惯性和执念，其实投资人大概率只是有幸搭上了优秀创业者的那艘船和他一起航行，到一定的位置也要下船，放下自己，重新开始，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难，也是最有空间的。

熊伟铭：我们这一环节谈到最后才进入到高潮。无论是宏观市场还是流动性，行业软件，从软到硬，还是投后赋能，各位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经验积累，也是在中国市场里面最懂中国市场的一帮人，虽然硅谷有很多钱，但是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还是得靠台上为代表的一大群人，也是36氪的同行们都在解决的问题。最后，能否请各位从各自角度出发，谈下未来，未来一年对于各位来讲最重要的，或者你们觉得最有可能的变化，你们自己要突破的，或者你们觉得这个市场可能会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什么？

黄明明：一年有点难讲，科技投资还是要有稍微长一点的视角，说得虚一点convention（习惯）比较重要。一方面是新能源，能源革命和信息技术的革命交汇点在新能源车这个领域，所以这个产业链是未来十年、二十年，围绕着上游电池、芯片、下游算法，我们都会持续地看。第二就是云，云对过去信息时代开始的IT的基础设施的一次完整的重构，未来几乎所有的底层计算、上层应用全部会搬到云上，这里面在全球范围内会诞出一批公司，这个我们有十年的考虑，就分享这两个领域。

王淮：我们经常跟科技打交道，技术本身短期内被人高估，很多产业壁垒短期内也被人高估，很多人进不来，但是很多人低估了前沿科技和产业当中正确的结合点，以及如果有效地融合到一起之后，带来的长期的结构性的量级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很多科技工作者能够把手头上的黑科技，真正投入到这种大、但是被人“看不上”的产业里。举几个例子，我们称之为黑科技的“上山下乡”，我们希望能看到前沿技术进入到这些领域，真正改造产业，真正改造社会，让它们因为技术的进步真正得到影响，而且让多数人受益，这是历史性、革命性的机会，但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

王啸：科技本质上要跟场景进行深度地绑定和结合才有它的意义和价值。脱离场景谈科技，可能只是一种想象，所以场景的界定和科学技术的结合，这个考量对于创业和投资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部分，因为科技本身的规律，所以耐心和节奏特别重要，包括做科技投资，今年火了投什么，明年火了投什么，这个不太可行，一定要保持前瞻性，保持投资的节奏感，保持谨慎的态度。你无法判断市场是冷是热，情绪变化难以琢磨，但是可以把控投资的节奏，耐心地做投资和创业，特别是在科技领域，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本质上考验的是心态。

李丰：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大机会，特殊在什么地方？中国工业增加值超过30万亿人民币，约占世界30%，只是毛利率还不够，上一次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30%，要回溯到1750年，随后经历了一路向下，又开始逐渐上升，重新回到第一名。有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曾经在美国是畅销书，虽然书在20多年前写的，但是它准确预测了中国和美国，以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300年当中如何交叠，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在30万亿的基础上加15万亿上去，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中国全产业链还会去到消费，中国社会零售总额也就是消费总盘子目前是40万亿出头的规模，我们要在十年内使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一倍，十年之后大概70到80万亿以上的规模。还有一小块是，所有行业都被政策和经济结构推到了先是做数据化，然后做自动化，然后做智能化。大家讲的计算也好，机器人也好，也许从替代价值上是10到20万亿，所有这些加起来是新十年的新机会。

谈到流动性问题，中国很特殊。把4万亿特别国债放进去，中国2020年也只增加6到7万亿的货币贡献，相当于1万亿美金。此外，在过去12个月，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的负债总规模在下降，宏观杠杆率下降了7%。

熊伟铭：李教授，机会在哪里？

李丰：机会就在于中国先做了宏观政策调整。

许四清：机会仍在大规模的涌现，由于国际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和美国有一点竞争，这样一来很多信息类和核心科技类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作都可能重构，举例新一代的操作系统、数据库、开发工具，开发者社区，系统性的机会在涌现，因为中国不敢大规模地全部用舶来品了。消费领域依然有很多机会，举个例子，现在很少有人对自己的车很满意，很少有人对自己的家居很满意，这些就是在科学技术支撑下的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的机会也是大量存在的。

第二，金融，也就是投资者的商业模式，也需要创新，像刚才谈到有的投资的要十几年，今天大部分投资人手上的寸头只能投4年+4年，这是三五十年前定下来的规则，今天这个规则是不是满足今天这个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答案肯定不是，比如你要投生物医药，这个时间完全不够，你怎么做，所以我认为在金融领域，在投资人这个领域里投资，本身这个事也是需要创新的。

韩彦：说两点：第一，市场的机会：每个时代市场最大的机会是支持这个时代，支持这个文明发展起来的基础架构，以前是煤炭、电话、汽车，这个时代是什么？智能？数据？还是什么？抓住这个时代的核心基础机构就抓住了这个时代最大的价值；其次，是去思考这个里面中国能影响另外半个或者整个地球的基础架构能力是什么？会不会是新能源、电动车？第二，对个人最大的机会：最近大家发现地球的人都非常焦虑，焦虑疫情、焦虑变化，在焦虑的过程中只有那一波人能在焦虑中借力焦虑的势能，让自己变得更强，跳出舒适圈，这是对个人非常好的锻炼和巨大机遇。谢谢！

熊伟铭：热烈掌声感谢这些专家的贡献，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