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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国民党准备进攻延安。延安第二保育院全体保教人员奉命带着136名孩子安全转移。历时两年十个月,行军三千余里,最终,这136个孩子安然无恙到达北京,保育院创造了“马背摇篮”的传奇。
因为特殊的经历与身份,幼儿院迁至北京市玉泉山下后,当年那些被守护的孩子,还愿意经常回幼儿院看看,他们对当年在保育院的生活也念念不忘。这个特殊的群体,被六一幼儿院亲切地称为“老孩子”。
马背摇篮的“老孩子”
马背摇篮的“老孩子”和六一幼儿院的“小孩子”共同种下寓意清廉、正气的五角枫
清明节,“老孩子”来院和六一的党员团员共同缅怀革命前辈
“老孩子”为六一幼儿院的“小孩子”讲院史
“老孩子”讲述马背摇篮故事
视频来自“北京时间”APP
这些“老孩子”及他们的家人,有很多都给六一幼儿院写了信, 回忆他们当年在保育院的生活。 这些故事,就是今天读起来, 也依然让人感动, 让人觉得温暖……
乌兰
(阿斯林母亲):
阿斯林入院时,还不会说话和走路,吃饭还要喂,年龄不足规定。到了保育院,阿斯林扶着小桌叫着“妈妈,妈妈”,其他小朋友都比他大,笑眯眯地逗他玩,给他玩具,老师阿姨亲切地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懂,只是笑。他还很适应这个环境,好像到了自己的家。我告诉老师,孩子叫阿斯林,汉语的意思是小狮子。
临走时,我抱起我的“小狮子”亲他,他忽闪着大眼睛望着我笑。我热泪盈眶,如鲠在喉。
张炽昌和姚淑平恳切地对我说:“保育院的同志们都很热诚,我们要对党负责、对孩子负责,抚养好这些革命的后代……”
土改结束后,我终于在山西平定又见到了阿斯林。他像小鹿一样跳奔过来,扑在我的怀里。我的心如战马奔腾,激动万分,言语难以形容。当我有意低头看孩子时,他正抬头,忽闪着一对秀丽的大眼睛在望着我。我问他:“你认识我么?”“认得哩!”一口亲切的陕北话。“你爸爸叫什么?”“叫克力更。”说明老师们很注意帮助孩子们牢记着父母的名字。这也使我很受感动。
阿斯林
(成索思):
记得我坐在老乡的筐里行过军;我躺在毛驴驮着的木制小驮架里睡过觉;我在边区防空洞里躲过飞机;我记得解放军叔叔背我蹚过河;我还记得阿姨抱我坐过大车、卡车和火车……
我记不清在前方打仗的父母,只知道世界上最亲的人是阿姨、是叔叔,是解放军,是毛主席。
我现在在骑兵部队,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战士。我不能参加院庆,这固然很遗憾,但我那个时候,将在茫茫的草原上紧握手中枪,执行着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
我想象着,到六月一日这一天,我将在祖国的大草原上行军,也许是站岗,但我到那个时日,一定想念着抚育我长大的叔叔阿姨,怀念着我幼小时候的小伙伴。
成虹歌
(阿斯林的女儿——也曾就读于六一幼儿院):
就是在这里,阿姨告诉我们蜜蜂勤劳的美德;就是在这里,我们用自己的小手种下了树苗;就是在这里,我们给花匠爷爷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不害怕打针……我们时时刻刻感受到叔叔阿姨们对我们深深的爱。
那年冬天,雪花片片拍打在玻璃窗上,我独自在幼儿院的病房里,发着高烧。昏昏沉沉的,心里又害怕又难过得想哭。妈妈呢?妈妈要在我身旁该有多好啊!嗯,她来了。我听见了轻轻的、甜甜的歌谣声和在我的小床上有节奏的拍子声。那歌谣真好听,妈妈就是这样不紧不慢的,柔美的,充满爱意唱着的。我就像从前躺在摇篮里一样,摇着,摇着……我醒来睁开双眼,惊奇地看见一直守在我床边的不是妈妈,是包老师。她一双红红的眼睛关切地注视着我,嘴里还断断续续地唱着那支“摇篮歌”。她见我醒了,用温暖的手摸了摸我不再发烫的额头,轻轻地说:“喔,烧退了。”此刻我的心里是多么温暖和幸福啊!这些事总让我感到那么亲切和甜蜜。那许许多多的往事串在一起,就是我童年的梦。让我留恋,让我骄傲,让我多少次感动得涌出泪花。
“老孩子”姚锐戈的故事
姚锐戈:
在延安时,有一次吃西瓜,我因为抢着吃,吃得太急了,估计是把西瓜水或西瓜瓤呛到气管里了,当时憋得出不来气,阿姨就把我背到一个长有白胡子的外国医生那儿去给我看病,看完病后,又精心护理我。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没有阿姨叔叔们的精心治疗护理,我真不知能不能活到今天。在座谈会上才知道,我这个小小的幼儿生了病,还惊动了朱总司令,得到他老人家的关心,更是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怪不得解放后,有一年我父亲在北京见到康克清同志,她还问起我来,我原以为她曾在保育院工作过,现在才知道是因为我那次生病惊动了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关怀,而且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我们中央领导同志无微不至地关怀这些革命的下一代。
我记得有一次在一边是山、另一边是沟的路上行军,突然遇到了敌机。当时,一位阿姨把我和另一个孩子跑到山坡凹处趴下,她扑在我们身上掩护我们。这时敌机不停地扫射,我想抬头看看飞机,但阿姨压着我不让看。当时我对阿姨非常不满,长大后,一回忆起这件事,心里总是很不平静的。用自己身体掩护孩子是多么崇高的行为呀!这不就是一切为了孩子的最好体现吗?这种像小说、电影里的情节,我就亲身经历过。革命前辈的这种英勇行为,不仅前方有,后方也有,就是搞幼儿保育工作的也有。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应当在幼儿教育战线上发扬下去。对这位我不知姓名、甚至长得什么样子也不记得的阿姨,我始终怀着深切的敬意和万分的感激,她的行动始终在教育着我。行动的教育比语言的教育更有力量啊!
“老孩子”马威威的故事
马威威:
一次夜行军,队伍走在一条崎岖的山道上,我和另一个小朋友躺在架在骡背上木制的驮架里,这头骡子不知是被什么东西绊倒了,还是因为路太窄,驮架又宽又笨重,被碰歪撞倒了。在非常突然的情况下,我被摔了下来,一直滚到山沟里。不知怎么凑巧了,竟会没有摔死,只是脸上手上让石子、枣刺给划破了。那时,四周漆黑一团,只听见山里狼嗷嗷地叫,我真怕极了。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火把,听见叔叔阿姨喊着我的名字,下山来找我。我真说不出那时心里是啥滋味,只觉得这下可好了。我拼命地扑到亲人的怀里,阿姨赶忙抱起我,使劲地搂着我、亲我,接着又把我抱上山来,为我轻轻地擦洗净伤口,敷上药,又带着我跟着队伍前进了。在阿姨的精心照看下,摔破的地方很快长好了。
“老孩子”梁汉平的故事
梁汉平:
我们在延安第二保育院时,张炽昌院长伯伯经常给我们讲话。他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提意见的权利。可以给老师提意见,可以批评老师、叔叔、阿姨。他这些话并不是出于教育的单纯目的,更不是空口说白话,它确确实实是一种现实。我们真要提了意见,就一定会得到答复。如是意见是可行的,它就会立即被接受。
记得我们行军到山西某地,住在半山上一个大庙里。大班和我们中班的一些男孩子爱上树、上房掏鸟窝。保育院的领导、老师、阿姨经常批评我们。可是,我们也有理:狗娃叔叔还去掏呢。有一次,狗娃叔叔从树上掉下来,摔歪了嘴。院长伯伯就在庙前的平台上召开全院教职工和孩子们的大会,当众批评了狗娃叔叔,也批评了几个大班的孩子。当着被教育者批评教育者,一般认为是要损坏教育者的形象的。但是,在我们第二保育院的环境中,却不是这样。它只针对错误的行为,而不损伤任何同志。狗娃叔叔仍然是我们这批孩子最可亲近的叔叔之一。这种情况只有在为同一个目标生活、学习、工作和奋斗的集体中才能存在。
“老孩子”郭东升的故事
郭东升:
2019年4月,“老孩子”数学家、物理学家郭东升(后排右侧)从美国回到了六一幼儿院
有一次阿姨教我们认识石灰,告诉我们石灰是青石放在窑内烧成的。它原来的颜色是青的,经火一烧就变成白的了……又讲到石灰遇到水能发热,温度很高,能烧熟鸡蛋。
第二天,阿姨就准备了一堆生石灰,请几个小朋友用小桶往石灰上倒冷水,石灰果然冒出热气和泡泡,然后阿姨又把准备好的生鸡蛋放在石灰堆里埋好,等取出来,鸡蛋热腾腾的真的熟了。阿姨就分给我们每个小朋友尝一点,告诉我们石灰的用处。同时再三叮咛我们,生石灰遇水发热能烧熟鸡蛋,小朋友若玩石灰,揉到眼里就会把眼睛烧坏。石灰是盖房子用的。我们要保护眼睛,爱护石灰,千万不能玩石灰。
20多年过去了,阿姨的这些知识教育和品德教育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从小受到的学科学、爱科学的启蒙教育。
“老孩子”程源敏的故事
程源敏:
“老孩子”程源华与程源敏
我从小长到现在,我的父母亲总是常常向我提起你们。在战争年代,你们废寝忘食,不辞辛苦地保护我们很多小朋友。为了我们安全,你们历尽艰难,流血流汗把我们带到北京……我因为年纪小,记得的事不多,但至今有些情景还是很清楚的。有一次走在路上,忽然敌机来扫射,大家立刻躲进麦地里。当时我不懂事,不知道害怕,蹲在地里还玩小甲虫呢!记得一个赶驴的民工不听大家阻拦,跑出麦地去拉驴,被敌机打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情况是够紧张的。而我们那么多孩子都不懂事,真够阿姨们操心的。阿姨们的革命精神,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内容摘自《马背摇篮——忆战火中的延安第二保育院》一书,作者:姚淑平
策划:纪秀君 赵彩侠 田玉
文章转自 | 中国教育报学前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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