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诞日特刊 || 郭齐勇：《四书》的意义

“四书”“五经”是我国最重要的经典。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主要汇集于或者来自于“四书”“五经”。学好“四书”是走进“五经”的门径、阶梯。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或称“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无疑也是经典，它是宋代人注疏、诠释“四子”的集大成者，影响了东亚（今天中、日、韩、朝、越等国家或地区）七、八百年。

一、《四书》的意义

“四书”是中国人必读的书。“四书”之于中国，如同《吠陀经》或《奥义书》之于印度，《古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四书”，特别是《论语》，就是中国人的圣经，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读“四书”，就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产生隔阂。

我以为，“四书”所讲的，正是我们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作为其文化土壤或社会化文背景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叫“伦理共识”，一个叫“文化认同”。所谓“文化认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认同”，解决的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个体人所归属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归乡与故园。所谓“伦理共识”，其实是在民众中的一个隐性的，然而又是具有约束力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对待家庭与社会的方式以及终极信念的共同点。一个社会，一个族群的生活如果没有“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不免会遭受到脱序的危险，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建设。

实际上，一个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法治社会、工商社会的建构，不能不依赖于“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而“四书”，正是孕育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的基本经典，其中所讲的道理，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常，“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之中，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起着积极的作用。人类文明的经典，可以调治现代的生活；中国经典如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老子》、《庄子》，佛家的《六祖坛经》《心经》等，同样有调治的作用。

钱穆（宾四）先生说，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位伟人，地位越出其他人之上，前古是孔子，近古是朱子。钱先生的这个说法是很有根据的。朱子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积极入世，关怀百姓疾苦的有为的政治家。其实真正的儒家，从来都是“内圣外王”一致的。“内圣”指心性修养，“外王”指建功立业。没有所谓一心只研究“心性论”或只修身养性的儒家，或另一些则是一心参与政治事务的“政治儒学”。这两者分化了就不是儒学或儒家了。儒家中人对内圣与外王或者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有所偏重，但绝不会偏废其中任何一方。现代人也是这样，我们修养身心，同时担负着一定的公共事务，有一定的社会职责，仍然是德业的并进。

二、《四书》的缘由

《论语》是孔子的不同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之记载的汇集，不成于一人一时。大约在春秋末期，弟子们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记载下来；通过口耳相传，再传弟子把孔子言行追记下来；后人编纂成不同的简策（篇章）。大约在战国早期就有了汇集本。传至汉朝，至少有了鲁、齐、古文三种汇编本。今传本源于西汉末年张禹融合的鲁、齐《论语》本。《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或当时的政治家、学者们的对话，平易亲切，恬淡中寓意深长。

《论语》不是一整套思想体系或伦理教条，多半是师生共同讨论、体验天道、人事的真实记录。《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东汉时列为经部。《论语》在汉至唐代是妇女、学童的启蒙读本。《论语》是我国第一重要的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立身行世的教科书。

《大学》是《礼记》（小戴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作者已无可考，很有可能出于孔门曾子（曾参）及其弟子。唐代韩愈《原道》引用了《大学》，李翱开始阐发《大学》的“格物致知”论。宋以前没有单篇别行之本，宋仁宗于天圣八年（1030年）曾将单行本赐新第进士王拱宸等。司马光著《中庸大学广义》一卷，《学》《庸》并称别出。程颢、程颐兄弟表章《学》《庸》《语》《孟》，合称“四书”，以此作为上达六经的法门，又称《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

据程朱的解释，古代王公贵族至普通庶民的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小学学习待人接物之礼，大学则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之理兼通内外，内则详说修身的步骡，外则讲明做人的规模，是初学者的入门书。先学《大学》，以明学习的次序，其要点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工夫。格物的重心在即物穷理，诚意的重心在毋自欺、慎其独。《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才知人性之善。

《中庸》是《礼记》（小戴记）中的第三十一篇，但单篇别出，由来已久。《中庸》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文句虽在汉代有人增删，然其思想是子思的则毫无疑间。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有《中庸说》两篇，以后受到历代朝野的重视。唐代李翱的《复性书》，最早发掘《中庸》的性命之学的价值。宋儒周敦颐等进一步阐发了《中庸》的形上学与心性论。邢昺向真宗陈述《中庸》大义，为真宗采纳。仁宗以《中庸》赐进士，范仲淹授《中庸》于张载，启导张载入圣人之室。二程夫子表章《中庸》，与《学》、《论》、《孟》并行。程颐认为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为一理。

《中庸》重在揭示人心、道心的区别，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源于性命之正。该书讲天命、率性，即是讲道心，所谓“择善固执”的，即“惟精惟一”之道；所谓“君子时中”，即是执中的意思；所谓“率性”，只是循天理而已。

《孟子》一书主要是孟子自著，或者是其高弟记录孟子言行，孟子晚年加以整理而成。《孟子》七篇有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汉书•艺文志》虽将《孟子》放在诸子类，但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却把它看为辅翼“经书”的“传”。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赵岐尊孟子为亚圣，把《论》《孟》并列，王充也把《孟子》看为“传”。中唐以后韩愈的《原道》提出儒家道统说。五代后蜀主孟昶将包括《孟子》在内的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以翻刻。自此《孟子》列入经书。北宋第一流的学者与政治家孙复、石介、欧阳修、王安石等，响应韩愈的道统说，尊崇孟子，重振儒学的工作遂为士子所认同。到二程时，已将《论》《孟》并提，地位已凌驾于六经之上。

《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韩愈说：“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以上韩、程的话，俱见《孟子序说》，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8-199页。）

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四书”地位大大提高。元至清代，“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士子必读的书。

我们认为，原来分别刊行的《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之所以慢慢结集成为“四书”，有文化的原因与社会的原因。

先说文化的原因：面对佛学、道教的挑战而重建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四书”形成的文化原因。经过历史上的外在的排佛和形式的模仿，至宋代，士人开始积极地内在地吸收、消化、扬弃佛学，也吸收本土的道教，重建适合于中国大群人生的精神系统，包括哲学的宇宙观、形上学、心性论。宋代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融合。宋元明清是“道学”或“理学”作为精神世界的时期（清代亦不例外）。其兴起，正是中国知识人面临政治、民族危机，特别是外来文化思想的严重挑战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

自唐韩愈开始，至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直到南宋朱子，可以说是数代知识人重塑中国人的终极信念与价值系统，从高的层次与水平上回归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即回归“六经”、《语》《孟》、周公、孔子的过程。朱子与同时代的学者（吕祖谦、陆氏兄弟、陈叶功利派等）间的辩论，朱子之后的阳明学及明代的心学、气学诸论，乃至明末清初大儒的反省等，尽管异彩纷呈，创见叠出，派系繁复，争论不休，然合而观之，其所同大于所异，深论细节千差万别，而总体上或先立乎其大者，却莫不仍旧环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的，这个中心就是对佛道二教作内在性的批评、扬弃、消化，重建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论与本体论，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信念、信仰、终极性等等）及超越追求与现实关怀的关系问题。宋明理学（道学）重建了宇宙论、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重建了道德形上学的体系。这一时期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抽象程度很高，不仅讨论宇宙自然的发生与发展，而且进一步讨论天地万物的根据、本原和普遍规律等形而上的问题，包括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

再说社会的原因：唐代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四书”形成的社会原因。宋代与唐代及以前时代的区别，在于宋代开始了平民化的过程，传统社会贵族与庶民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开始解体。宋代的经济水平、城市规模与文化繁荣的程度，都是当时在地球其它地域生存的民族所无法企及的。那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解体之后的平民化的社会，需要凝聚中华各民族，特别是平民所能接受的精神性的、蕴含社会理想、做人之道与终极信仰的文本或经典。于是，唐代及此前上层社会人士诵习的“五经”，逐步让位于平民诵习的“四书”。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四书”当然不可能取代“五经”，宋代以后，士子有关“五经”乃至“十三经”的研究仍然代不乏人，颇多创构，然而从整个社会文化来看，“四书”成为家传户诵之学，成为朝野、城乡文化的主流。

“四书”与“四书学”是因社会民间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是文化下移的产物。孔子是中国知识人第一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把王官之学下移民间，开创私学，删修“六经”，在士子中开启经典整理与诠释的传统。朱子是中国知识人第二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讲学民间，注释“四书”，在社会大群中开启“四书”的新传统。假借今天的话来说，点击率高的关键词，宋以前是“周孔”（或“孔颜”）与“五经”，宋以后则是“孔孟”与“四书”。这也是钱宾四先生说过的。北宋确有扩大经学范围和重新注释经书的文化运动，于是有了“四书”的形成与流行。

三、朱子的诠释

朱子穷其一生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用功甚勤，修改不辍，四十余年间，“改犹未了”，直到临终前三日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真是做到了“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2003年上半年我在日本关西大学访学。5月27日，我与内子曾到大阪市立美术馆参观流失海外的中国书法展览，乃美国、日本收藏的书法精品，有一些是我在北一京、台北两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未曾见到的珍品，如王右军的行穰帖等。有一件珍品尤其使我流连忘返，那就是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朱子行书《论语集注》残稿，是一位日本人1914年在北京文物市场上购买到的。展出的是《颜渊篇》部分，写于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我与内子在这一珍贵文物前伫立良久。全部展览看完后，我们又回过头来再次行注目礼。此次展出的朱子的墨宝，还有东京国家博物馆藏的朱子草书尺牍（3件合）等。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特点是，以洗炼的文字，逐句解释“四书”之难点、要点，先注音，再释典故、人物，包括难字难句，再解释其义理。应该说，朱子仍是以训诂为主，以疏通文字为主。《四书章句集注》有关义理的解释也不全然是宋代理学家的看法，他首先还是讲通行的看法，就先秦儒学的基本知识与道德义理加以阐发，特别疑难处，遇到一些范畴与关键词，遇到一些与汉至唐代儒家不同的看法，遇到特别方便发挥宋儒的观点处，他或引用二程及其学生或他人的看法，或自己直截加以解释。在引用了前人或当时人的看法后，如不需再说则不说，如需要加以抉择判断处，则加“愚按”、“愚谓”予以判定，或者留有余地。在章节之末，以“此一节”、“此章言”、“此言”云云，加以总结。需提醒读者注意上下文相互关联处，也特别加以说明。除哲学名词和特别便于发挥处的义理是宋人的或朱子个人的理解外，一般说来，全书注释大体上是公共性的知识，故这是非常精要、深刻的，难以替代的“四书”教材。朱子的学生李性传说本书“训释最精”，是非常确当的。当然，清代、近世有了其它的训释“四书”的著作，如焦循的《孟子正义》、刘宝楠、刘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等，在训诂上更加完备、准确，但仍然无法代替朱子的这部著作。读者不妨参读。朱子的这部著作无疑是宋代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朱子把“四书”体系化了。

四、如何读《四书》

儒学、“四书学”都越出了我国的疆域，是整个东亚的精神文明。朱子的本书在元仁宗元祐时期钦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之后，在朝野有了更为广泛的流传，影响更大。当然，一旦被钦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士子登庸利禄的工具，越到后期传统社会，则越来越被僵化，削弱了原本活泼、清新、创进、健康的精神资源的价值。

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影响我国的最深远的著作，也是影响东亚的最深远的著作。本书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之后，当地的儒学专家有了多少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发展，赋予了富有本土意味的创新意义，在学界有很多深入的探讨，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影响。东亚儒学的四书诠释有非常复杂多样的、生动丰富的传统。

现在对古代经典的诠释，有一些低俗化的倾向，对于民间文化来说，浅一点是正常的，但一定要提升受众的水平，努力把“戏说”、“俗讲”引导为“正讲”。

“四书学”在今天仍有勃兴之势。从近二三十年来我与同仁在学校、社团、企业、媒体、地方图书馆等处讲授“四书”的情况来看，深感民众迫切需要，又特别欢迎，他们对“四书”有一种亲合力，而且能从生命的体验中，从生活的实践中加以理解。我相信，“四书”仍是现代中国人最好的精神粮食！

最后，关于“四书”的读法，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第十四）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按朱子的步骤呢？我们当然可以各行其是，不过，朱子的读法符合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

我们学习“四书”，首先要疏通文句，读懂弄通每一字、词、句、段的本来意思。这还是要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借助于相对准确的注疏、解释，把握原文、原意。

我们学习“四书”，根本上是学习如何做人做事，一定要联系实际，知行合一，修身养性，完善自我。如程子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页。）我们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为读经典而读经典，读经典一定要与自己的身心修养，与我们的生活实践联系、贯通起来，变化气质，改过迁善，严于律己，诚心为民。程子说，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的发问当做自己的提问，把圣人的回答，视作今日耳闻，自然会有所得。假如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如若我们能把“四书”中的话，深切求索，反复体会，再三玩味，定能涵养自我，提升境界，做好本职工作，服务大众。这样，就能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做一个君子，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所以，“四书”要用心去读，以生命对生命，以真诚对真诚。古代圣贤指点人，不是权威说教，而是启发学生或读者自己去领会。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体验、实践，身心合一。学习这些典籍要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不能所学与所行脱节。《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教过多少遍了，反复诵读，每一次都有新的体验与收获。

总之，“四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念、信仰，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光辉、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