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回眸 | 日晷的故事

论及清华大学的特点，自建校以来就有颇多的说法，例如，20世纪清华大学初期，有人认为清华有“三好”，即“英文好、校舍好、体育好”。从清华人的角度说，则有着外语好和注重体育锻炼的特色。这种说法的确是有道理的。也有人说，与京城的其他大学比较，清华的特点是“洋”。这种说法也事出有因。由于清华大学是用当年庚子赔款的经费建立的，长期以来一直用这笔钱维持学校的运行，包括学校的建设和教职员工的工资。清华基本上没有其他大学时常出现的经费拮据现象。而且，当时清华大学还管理着出国留学的经费，一方面聘请了大量留学回国的高水平教师，另一方面，每年还要在全国选拔一批学生到美国学习，等等。还有人说，清华人其实比较“傻”，即解放后清华大学成为一所理工科大学，学生总是埋头读书，学习，做实验，对社会上的那一套不懂，也不会“来事”，在人际交往方面显得傻乎乎的。这种看法也有点道理，好像还有不少人认同。也算是一种看法吧!这里不能不说的是，人们在思考或议论清华大学的格调时，特别喜欢将不同的大学进行比较，例如，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四所大学的格调或特点，就常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则更容易受到人们的“热议”。对此，社会上就有类似的各种说法，例如，“北大是一首诗，清华是一篇论文；北大是思想家的沃土，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北大的哲学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清华的哲学重要的是建设一个新世界；北大洒脱狂放，外向力强，而清华严谨求实，内聚力大；北大重个性发展，清华重团队精神；北大管理松散，清华纪律严明；北大人喜欢一鸣惊人，清华人处世平和；北大学生长短随意，清华学生整齐划一；北大学生奇才怪才多，清华学生成功率高”。当然，这些说法并不都客观正确，都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些街头巷尾的杂议，只能姑妄听之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行胜于言”的校风是清华大学最具共识的格调。

在清华园大礼堂草坪的南端，立着一座古典的计时器日晷。这个日晷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主要是镌刻在下部底座上的四个大字“行胜于言”及其拉丁文译文“FACTA NON VERBA”，这是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等1920(庚申)届学生毕业时献给母校的礼物。这是所有来清华园旅游参观考察的人必到的“打卡”之地，更重要的是，“行胜于言”已经成为清华的校风，成为清华人的一种精神象征。当然，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当初陈岱孙等1920届毕业生为什么选择镌刻有这四个字的日晷作为送给母校的礼物。而且，对“行胜于言”也可以有很多的诠释，它甚至还引起了某种误解。那是在清华大学复建文科以后，部分从其他大学调入的文科老师对清华大学非常严格和刚性的管理制度感到有些不太适应，以至于有些老师甚至“归咎于”这尊日晷，认为“行胜于言”只是一种工科大学的精神与文化，不适合文科。对此，在一次与文科教师的聚餐中，学校领导专门就此事做了一个很好的说明，而且告诉大家，日晷的赠送者之一陈岱孙先生本身就是一位经济学家。由此，大家也进一步了解了清华的文化。虽然清华大学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并在管理上形成了比较符合工科特点的规则和制度，但“行胜于言”绝不是一种单纯工科的精神和文化，它是整个清华大学办学风格的体现，是清华文化的精髓之一。

这种“行胜于言”强调的“行”与“言”的关系，并不是要把两者对立起来，而是表明清华的一种价值观，即多言不如实干，正如它的英文表述的那样，“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在清华大学，仅仅会说事是不行的，还要能干事，而且能够会干事，可以干成事。这种“行胜于言”并不是“行”与“知”的关系。它并不否定观念与认识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不仅要“醒得早”，更重要的是“起得早”，“赖床”是不好的。这种“行胜于言”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它表达了一种学习的态度、研究的思路，以及管理的取向，倡导在行动中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在工作中解决问题。所以，在大学办学模式中，这种“行胜于言”是一种教育思想，它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学而时习之”的传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坐而论道、述而不作。它通过日晷的载体及其寓意，说明了“行”本身是清华的一种价值导向，是教育的基础与目标，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根本途径。如果说，清初的思想家、教育家颜元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了“习动”“实学”“习行”“致用”等理论，形成了注重“行动”的教育思想，那么，“行胜于言”的清华校风则是通过“行”与“言”的关系，进一步阐明了一种新的教育观。这是清华大学办学思想的高度凝练，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发展。

某年，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老院长朱镕基学长主持了一场顾问委员会的年度会议。学院领导向委员会汇报工作，回答大家的问题。其间，朱镕基老院长给正在汇报的学院领导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各种评估、排行榜和统计数据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表现好像并不是十分理想呀？这一下把学院的领导弄得十分紧张，竟然一时语塞。就在此时，在座的另一位经济管理学院的领导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接住了老院长的问话：我们的成绩和各项数据指标都很好，只是我们没有说而已。清华不是讲“行胜于言”吗?没有想到的是，朱镕基老院长却十分认真地说道：“行胜于言，可不是不言啊!”坦率地说，这也非常清晰地阐明了“行胜于言”的内涵。而且，他的批评实际上也揭示了清华大学办学中的一个短板：缺乏必要的宣传，同时，对自己的工作和成就未能进行很好的总结，在提炼有示范性和参考性的经验方面做得不够。这件事给所有在场的清华大学领导和教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大家对“行胜于言”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行胜于言”的校风已经融入了清华大学的血脉和骨子里，成为清华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和格调。

本文节选自《清华的风格》第五部分 “清华的格调”（谢维和、叶富贵、李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4月出版）。作者谢维和，2004－2015年担任清华大学主管文科工作的副校长，现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本文刊载于《清华校友通讯》2021年夏季号（复86期）

转自“清华校友总会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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