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之間，有書院

用具体的自然风物

阐明抽象的读书道理

颇似佛家偈语

有恍然开悟的意味

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六十七岁的朱熹被弹劾去职。一代大儒，从此在民间讲学著述，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四年时间。

就是在这一时期，朱熹把他的学习心得写成了一首诗，广为传颂：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题目道是《观书有感》，然而全文却不见一个“书”字。不提读书之事，而谈池塘和水源，实则借景喻理，以“源头活水”的意象，表达新水长流、心智开阔的治学境界。

用具体的自然风物，阐明抽象的读书道理，颇似佛家偈语，有恍然开悟的意味。

而能够引发这种开悟的，非书院不可。

勤思的心智与自然的风光，可以默契和鸣。这一点，在书院的园林里，朱熹是深有体会的。

1167年，朱熹曾千里迢迢，前来与岳麓书院山长张栻论学。

这是两位当时处于中国学术文化最前列的大师。书院门前顿时车水马龙，听讲者络绎不绝，骑来的马把书院前的池水都饮干了。

岳麓山下，“朱张会讲”开了不同学派之间会讲之先河，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佳话。两个月时间，两人住在岳麓书院的园林里，朝夕晤谈，也常恣游于山水之间，题景赋诗，辩论学术。在格物致知的大儒眼里，每一景引发的只言片语，都可能掀起思想上的风起云涌。

如果再让朱张两位大家挑选一次，恐怕也挑不出比书院更适宜的会讲场所了。

书院，就是中国文人建给自己做学问的地方。择吉地而落，深居桃花源里，远离凡俗侵扰。这里有茂林修竹，幽深林壑，习习清风，潺潺山泉，是文人理想的读书所在。

山水之间的书院，以独到的意匠，将教育传统与园林美学相结合，处处可观，可赏，可学，可想，可以凝神静思，可以恣意徜徉。

学者在此闲庭信步，俯仰万物，思辩哲学。风景与知识，审美与德行，融会贯通的途径，大抵就在这里。

张栻赞叹岳麓书院有“山川之胜，栋宇之安”，乃会文讲习的绝佳之地；朱熹也相信，书院有别于功利的官学，在这里，美学对于陶冶学者的道德和审美情趣是至关重要的。

赏景、造园与教育，如此在书院里相得益彰。

朱熹和张栻用实际行动，向我们演示了书院园林的正确使用方式：

学者不仅要在书斋里读书，也要与生动而渊博的自然界相处，依靠对生灵的直觉认识来悟道。在山水园林中的徘徊，也是对斋堂静坐学习的补益。

治学与自然，是书院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两种观念。

一方面，书院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场所；另一方面，它又要兼顾游赏休憩，给文人提供自娱和思辩的空间。

在营造上，书院一边采用中规中矩的格局，履行讲学、藏书、祭祀等职能，并合乎着中庸之道与礼制观念；一边另辟蹊径，与周遭山水相融合，创造清幽的园林意趣。

这正是书院园林意匠的可贵之处：严谨的教条与自由的思考，在这里得以巧妙地兼容。

沿着岳麓书院的中轴线看去，讲堂就位于整个书院的核心位置。

然而，有趣的是，就在正襟危坐的讲堂中，一副楹联为我们指引了另一条求学线索：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沅生芷草，澧育兰花。

其实，在二门过厅处还有这样一副：

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湖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乍看之下，对联的上下联内容毫不相干：一句写自然万象，一句写学术生涯。而以这种方式写出的对联，在岳麓书院竟不在少数。

这些看似奇怪的对联，其实向我们反复强调了治学与自然的关系：在书院中，既要读圣贤书，也要观四时景，以此达到道德的圆满。同时也给我们指出了两条路：取诸典籍与效法自然，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前面提到的“地接衡湘、学宗邹鲁”一联，出自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的山长罗典之手。

一千多年里，岳麓书院可考的山长有五十多位，不知名的就更多了。罗典不仅能够脱颖而出，而且还留下了盛名。

罗典虽是科举出身，却反对把学生束缚在科考学业上。他提倡“陶泳天趣，坚定德性”，让学生到大自然中接受美的陶冶，认为这是造士育才的良法。他早晨起来讲解经义，闲暇时就亲自率领生徒去看山花，听田歌。那时罗典已经一大把年纪了，个性却是丝毫不减，不仅乐于跟学生一起流连园林山水，高兴了还手舞足蹈，学生也如痴如醉。

有一位古板的巡抚看不下去了，向嘉庆皇帝告状，说罗典的教学方法有辱斯文。好在皇帝力保罗典，并批驳那位巡抚：罗典的文章涵意深远，是你所不能及的，他手舞足蹈正是因为他读书有所收获，岂轮得到你指手画脚！

罗典64岁时出任岳麓书院山长，本来是辞官回乡发挥余热的，谁知一执掌就是27年。

在罗典的主持下，岳麓书院秉承着朱熹、张栻的办学精神，将环境建设和教学活动融合在一起。罗典十分重视美育教育和书院环境的美化，甚至掏出自己的俸禄，增修书院园林，并精心策划建设了“岳麓八景”。不仅成为园林典范，也树立了教学的榜样。

那一时期，岳麓书院的学子堪称“高分高能”，成材率之高，前所未有。罗典自己培养出了陶澍、欧阳厚均、严如煜等人才；而在他的影响下，清代“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曾国藩、左宗棠、魏源等风云人物都是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学子。

用余秋雨的话说：“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黄永玉先生曾说，他一生上课无数，哪怕四五个小时的课，最多不过拟一个小提纲。但只有一次是例外。为了那次课，他在屋子里关了五六天，整理出十几页的讲稿。那是他第一次感到紧张。因为他走上了岳麓书院的讲堂。

岳麓书院至今仍是人们心目中的学术圣地。素闻“四大书院”，具体为哪四大，历来说法不一。唯有岳麓书院为诸家所公认，受推崇程度可见一斑。

岳麓书院的讲堂，也几乎成了神坛般的存在。讲堂之中两把静穆的座椅，似乎至今仍残存着朱张两位大家的余温，继续引发我们对书院的审视和思索。

书院有别于官学，是文人学者独立研究学问之所。

朱熹和张栻都明确反对功利化的教育。朱熹曾严厉批评当时的官学，已沦为学生追求功名利禄的地方，这种教育只会“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因而，他们找到了书院作为理想的施教场所。

到了清代，很多书院沦为科举的附庸，罗典依然在岳麓书院撑起了另一番天地，既能指点科考门径，又重视品格教育，注意传授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内容，因而其“门下发名成业者数百人”。

书院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人格教育，它历来注重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正基于此。

书院利用建筑格局和环境氛围，启发学生，令其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朝夕相处的论道争鸣，都是书院教育的感染力所在。同时，在书院园林里，自然在滋养着人性，审美在健全着人格。

书院山长经常带领生徒“绝其尘香，存其道气”，使其“聆清幽之胜，踵明贤之迹，兴尚友之思”。丰富的践履活动，让教育不局限于书本和课堂。学生在对自然万物的感知、对时务的关切中，不断提高着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

无论是在自然环境的选择、人文环境的营造，还是在教育理念、组织管理方面，书院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当代的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人格教育，出现了片面知识化、商业化的倾向。而传统书院早已关注了社会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对今日的我们而言，仍是振聋发聩的。

历史上完整存留下来的书院并不多。在衰落的时期，书院也曾失去自己原有的精神，遭遇制度的瓦解。但是，如何让我们的方塘里呈现“天光云影”，去寻找“源头活水”，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命题。

那是属于书院的生命力，也是我们的文脉传承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