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船妓”始末：性羞耻还是穷挣扎？沈从文《丈夫》告诉你真相

在湘西有一个黄庄，这里出“强健女子同忠厚男人”，可是这地方太穷了，加上赋税重，就算再勤劳能干，一年中大部分时候，也只能用红薯叶子拌着糠灰来充饥。为了生存下去，很多新婚妻子便到三十里外的城里去做船妓生意，丈夫是很支持的，因为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的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

船妓们在城里做生意，并不觉得与人不同，她们把生意看作和别的工作一样，“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

不难发现，这些年轻媳妇们，身兼着“城市船妓”和“农村妻子”的双重身份，她们是在男权主导社会下，一个失语的群体。她们没有自己的选择和话语权，苦难来了就只能承受，用女性的坚韧和包容，去消解生活的酸和苦。

长期的苦难，也让黄庄人们的心逐渐麻木了，以至于“卖妻从妓”这样一件非道德化的事情竟然变得合情合理。正是这种约定俗成的陋习，让小说中的丈夫成了一个可恨又可怜的人。

即使进了城，船妓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她们吃住和做生意，都在一条船上，船上还有老妈子和小跟班。比如老七的船上，就还有掌班大娘和一个才12岁的小毛头五多。

上了船，花钱半块到五块，随心所欲吃烟睡觉，同妇人毫无拘束地放肆取乐，这些在船上生活的大臀肥身年青乡下女人，就用一个妇人的好处，热忱而切实地服侍男子过夜。

做了船妓生意，乡下来的年轻媳妇们就慢慢变成城里人了，也就沾染上了一些只在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那么这个女人就毁了。也有依然保持乡村淳朴气质的，老七就算一个。

逢年过节，乡下的丈夫照例换了新衣服，背上一篓红薯糍粑或栗子之类，去看望城里做生意的妻子。

这天，老七的丈夫就背着一篓栗子来了，在船上看到自己妻子后，不觉吃了一惊，因为女人在丈夫的眼里已经完全不同了。

老七不光梳了油光的发髻，用小镊子修了细细的眉毛，脸上也敷了白粉和胭脂，就连那穿的衣服和神气，都是城里人的了，而且口音和举手投足间，也完全是城里女人的大方自由了，不复有做乡下媳妇时的羞涩与畏缩。

然而，老七一开口，还是关心：“那次五块钱得了么？”“我们那对猪养儿子了没有？”

看到妻子仍然关心农村的生活，也就知道家里还是自己做主，自己才是主人，这才放下心来，胆子大了些，摸出烟管抽旱烟。

不料，烟管却被老七一把夺过去了，顺手就塞给丈夫一根哈德门香烟，吸着有新鲜趣味的香烟，丈夫也就不再说什么，而乐在其中了。

到了晚上，船上来了客，不是船主就是商人，穿长筒靴子，戴着发亮的银链子，喝得醉醺醺的，一上船就嚷着要亲嘴睡觉。那洪大而威风的架势，让丈夫想起了村里的大人物村长乡绅们。

在客人的威严声里，丈夫知趣地、胆怯畏缩地，躲到后梢船舱里去了，由着妻子在前船舱里接客。

被苦难生活磨平棱角早已变得麻木的船妓和丈夫们，再也没有羞耻心和道德感，一切都只是为了生计，物质匮乏对底层百姓人性的扭曲，让他们对金钱、权势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崇拜。

可是，独自睡在后船舱的丈夫，离妻子那么近，却不得一起睡觉，说说私密话，她便有一种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

对乡下的丈夫来说，妻子在城里做船妓固然有很多好处，但留在农村的他们，却长时间受着性苦闷的煎熬，妻子名义上是他们的，但身和心，却离他们那么远。

这种由于贫穷而造成的割裂，也加深了生命的不完整性和悲剧性。

丈夫在后船舱一个人睡，由寂寞而生出怨气来。

老七送走客人后，抽空到后舱，给丈夫嘴里塞了一块冰糖。她知道丈夫非常喜欢口含冰糖的脾气，因为这一点冰糖，丈夫也就原谅了媳妇，仍旧很平和地睡觉了。

第二天，老七和掌班大娘、五多小姑娘都上岸去烧香了，留丈夫一个人在守船。

这时，来了一个水保。水保是这条河上的土皇帝，年轻时因杀人眼睛被抠成了独眼，河里的事情都由他管。他替官府做事，这天因有人报官说妓船上接连丢东西，他便过来一一排查。

水保还是很多船妓的干爹，自然也是老七的干爹。丈夫不知道情况，只把水保当成是妻子的“金主”，因而异常恭敬。

丈夫非常拘束地从船舱里钻出来，见到水保时的那一段描写，把乡下人自卑又羡慕的心理写透了，从下而上的视角，有一种对有钱人仰望的感觉：

先是望到那一对峨然巍然似乎是为柿油涂过的猪皮靴子，上去一点是一个赭色柔软麂皮抱兜，再上去是一双回环抱着的毛手，满是青筋黄毛，手上有颗其大无比的黄金戒指，再上去才是一块正四方形像是无数橘子皮拼合而成的脸膛。

因为把水保当成了金主和主顾，因而丈夫就非常恭敬地说：“大爷，您请里面坐坐，她们就回来。”

水保没见过老七丈夫，所以也就进船舱坐下，盘问起来。丈夫完全是一个乡下人的样子，胆怯拘束，答非所问，好在水保还算和善，丈夫也就渐渐胆大了起来。

水保吃着丈夫带来的栗子，丈夫便兴致勃勃地说着自己乡下的事：犁具如何结实，小猪怎样捣乱，石磨新整治过，还说起一把丢失很久又找到的小镰刀。

为了这把小镰刀，丈夫曾责骂过老七，认为是妻子弄丢了，妻子受委屈哭了，丈夫还说：“找不出么？那我就要打人！”虽然没有真打，但妻子还是哭了半夜。

最后发现，是丈夫把自己丢在了一个想不起的地方。不难看出，老七在没有去做船妓之前，在家里也是没什么地位的，在外面懦弱的丈夫，在家里却很豪横，这样压制妻子的丈夫，应该不在少数。

水保走时，对男子说：“告诉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

这个丈夫，觉得自己还是第一次同这样尊贵的人物谈话，他对水保的印象好极了，他猜这人一定是老七的“熟客”，妻子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

想到这里，丈夫愉快地唱起歌来了。人性的扭曲和麻木，真心令人吃惊，在金钱和权势等欲望面前，精神的迷失和堕落似乎不可避免。

到了中午，别的船上都已经生火做饭了，老七还不回来，丈夫淘了米，却不会用湿柴生火，随着肚子越来越饿，他一肚子的怨气和怒火，负气把一捆柴都扔进了河里，还准备要回家去。

柴很快被别的船妓捞起来，生火做饭了，这时节，一个个妓船上湿柴冒出的烟，笼罩在河面上，像仙境一样，只有她们自己知道，这里面暗藏着多少辛酸和苦楚。

老七她们终于回来了，原来是掌班大娘去买了一副猪肺，老七去买了一把琴，用来款待丈夫的。女人们一回来，见一捆柴没了，也不生气，赶忙生火做饭，还要安抚丈夫的情绪。

如此一对比，丈夫实在是不可思议得很，他的自私、狭隘和虚荣心，让他只考虑到自己的感受，还是老七这些船妓女人身上，更有人性光辉，她知道丈夫喜欢拉琴，还不忘给他带一把胡琴。

丈夫吃过饭，拉起琴，心情又好了，就差没唱出歌来。可是想起水保“今晚不要接客，我要来”的话，就不由愤怒起来，水保明知自己是老七丈夫，还当面说这个，丈夫就觉得是受到了侮辱。

侮辱他的还在后面，晚上他拉着琴，和老七五多她们享受着难得的时光，可突然两个兵痞军士醉醺醺闯了进来，一进来就嚷着骂着要卖唱的出来，他们愿意出五百一千，寻乐子。

丈夫早吓得躲到后舱去了，兵痞不依不饶，借着酒气和权势，骂着“婊子”“臭货”“龟子”“杂种”地要闹事。

老七见状，使出女人的浑身解数，把两个军士留在前舱，和她睡了一觉，留下四张票子，才相安无事地离去。

事情过后，老七她们已经没事人一样，说说笑笑的，可是丈夫却又发起牛脾气来了，见到妻子受辱，她的心理防线也几近崩溃。

已经快深夜了，水保又领着巡官老爷来了，来了不仅把船上的栗子装进口袋，临走时还说等会要再来仔细考察（睡）老七。

做船妓，虽然来钱快，也有了城里人的排头，但丈夫终于明白了妻子过得是毫无尊严的生活，他自己也有一种很深的屈辱感，自尊受伤的他哭了，沉默了，天一亮便带着妻子回乡下去了。

《丈夫》写于1930年，1934年、1957年沈从文又进行了两次修改，可见其重视程度。

1994年，导演黄蜀芹将《丈夫》改拍成电影，取名为《村妓》。只不过，电影的叙述主体从丈夫转移到了老七身上，增加了一些老七被说服做妓女的前戏，丈夫愚昧自私的男权思想被弱化。

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权势阶层基本都是男性，大多数女性都是附属物，是没有话语权的失语群体。在存在感和势力更弱的乡村，男人依然是天，女人毫无地位。

这种毫无尊严的忍辱负重，让他们无暇去思索人性和道德这样宏大的命题，在生存面前，就连“性”都是可以舍弃的。丈夫宁愿自己长期忍受性苦闷，坐视妻子在权贵面前出卖身体，也无力反抗。

在这种买妻为妓的利益合作中，妻子出卖的是身体，丈夫却出卖了灵魂。正常的夫妻关系被最原始的渴求和欲望所取代，所异化，久而久之成了一种大家见怪不怪的社会风俗。

这是时代之悲，也是人性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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