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 | 律师为什么为“坏人”辩护？

　　2021年9月13日，闻知律师同仁薛伟幸先生不幸被枪杀，我一夜悲痛难眠。今天偶然看到，怀着同样心情的一些同仁倡议全国律师联名，拒绝为杀人凶手辩护。

　　有律师接着说：“不会的。只要出的钱多，甚至都不需要太多钱，就有同行为他辩护，毕竟钱是一方面，出名很重要。名利之下，有多少人还能坚持道义？”

　　是否为犯罪嫌疑人辩护与是否坚持道义无关，也与名利关系不大。倡议不为杀害律师的凶手辩护，其实是一种受情绪牵引的普通人的观点，并不符合律师制度和刑事辩护制度设立的理念和初衷。事实上，为“坏人”辩护，或许才是刑事辩护的出发点。程序正义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只有做到为坏人辩护，才能防止无辜者枉受追究，才能为好人申冤。

　　这是近期发生的第二起杀害律师的恶性案件。然而好与坏，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容易区分，所以现代法治坚持以无罪推定为基本原则。在法庭，道德可以成为出罪的理由，却不可以作为定罪的根据。唯一的方法就是等待案件经过法院的终审判决，且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在此之前，任何人都应被推定为无罪，无论其道德多么低劣，群情如何激愤。

　　被称为杀人恶魔的劳荣枝，弑母的吴谢宇也是如此。他们都有依法获得辩护律师帮助的权利。即使他们没有精神病，即使他们罪大恶极，也有获得律师辩护，保障其诉讼权利的必要。不能因为舆论认为罪大恶极，未审先判，直接判处死刑。

　　不同人对坏的评级不同，所有人都痛恨杀人凶手，有人特别痛恨强奸案的嫌疑人，有人特别痛恨涉黑恶犯罪的嫌疑人。在不少普通人的观念里，只要被抓了，就肯定是坏人，如此说来，只要律师为任何人辩护，都是为坏人说话，为罪犯开脱。推而广之，刑事辩护制度将无立足之地，甚至没有存在的必要。辩护制度的存在正是为了发现问题来维护公正，由此每一个司法官员都应当感谢敬业律师的“挑刺”，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冤案发生。如何理解为坏人辩护，为杀人犯辩护，关系到如何看待律师职业和律师制度。

　　现代法治以人权保障为首要目标，只有律师不区分坏人好人地为所有“人“辩护，才是所有人的安全、所有人的正义的坚实保障。

　　即使警察被杀，警察群体对凶手一片喊杀；法官被杀，法官群体对凶手一片喊杀，轮到律师了，也不该对凶手一片喊杀。律师应当成为一个社会中最理性、最克制的群体，要成为无罪推定原则最坚定的贯彻者，即使面对十恶不赦的坏人也要坚持人权保障的思维。律师是嫌疑人最后的“同盟者“和救命稻草，应当避免情绪化的论断和受舆论影响的入罪思维。

　　我并非圣人，几度遇到很坏的警察、检察官或法官时，都曾想宣布永远不给警察、检察官或法官辩护。好在，理智很快战胜了情感，我的理智要求我尊重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获得（最好的）辩护律师帮助的权利。

　　普通人经常将辩护律师的工作理解成为了钱，为了出名。但专业律师不应当这么看。杀害两位律师的嫌疑人应该都没有什么钱，甚至几乎所有的杀人案辩护都很难高收费，而这样的出名带来的可能更多是骂名，却不妨碍杀人案件的辩护是刑事辩护的重中之重。

　　我的下一本书《命案辩护》就将呈现十多起分文不取、甚至自掏差旅费，却又最全身心投入的死刑辩护案件，例如近期被称为“山东版聂树斌案”的临沂苏纪峰、苏晓峰案，我们四位辩护律师内心确认他们无辜，因此为了所谓的“杀人犯”泪洒法庭。

　　另一方面，一些同行为名、为参与热点案件而不择手段令人遗憾，正如有律师以“侦查秘密”为手段试图撬走阿里王某文的案件，却基本属于可容忍的社会现象。法律之外，律师往往要有更大的宽容之心。

　　但我始终相信，对于近期两起杀害律师事件，一定会有也应当有律师同行为嫌疑人辩护，甚至为他们全力争取保命。即使是家属不花钱请律师，被指定的法援律师也绝对不能说“犯罪情节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

　　“虽然你杀害了我的同行，但我依旧会为你辩护。”这恰恰是刑事辩护制度的伟大之处，也是刑辩律师的可贵之处。我们律师固然同情被杀害的同行，盼望法律为其主持公道，但也要在情绪汹涌之时，牢记刑事辩护制度的初衷。

　　感谢司法部和全国律协对杀害律师事件的关注，倘若未来能够继续支持杀害律师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的工作，特别是不让法援律师占坑，则将更好地向社会展示刑事辩护的大气和律师制度的价值。法治建设也将由此更进一步。

　　律师作为个体，当然具有选择案件的权利。且选择的前提是嫌疑人或家属委托，否则不要空谈拒绝某某案件的辩护。

　　我本人已经躺平了近一年，未来将以教书、读书、写书为主要工作，只愿偶尔做一二个案子，应该不会参与这些案子。但我尊重所有为被舆论判定的“坏人”辩护的律师同仁，他们是 “坏人”获得辩护权乃至律师制度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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