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 本体与常无：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上）

方法论是我最喜欢讲授的课程，也专门出版过一本谈方法论的书——《本体与常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在我已经出版的近30本著作中，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

作为老师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呢？因为方法论将决定一个学生最终能取得多高的成就。

我常常讲，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也都会大师辈出。同时，中国在21世纪会变成全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将是全世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学研究的中心。

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性，要想变成现实，需要年轻一代的努力，而努力的结果取决于方法论是否正确。

中国经济奇迹的意义

我在课堂上常讲，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平均每年9.5%的经济增长，连续几十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我经常用两个指标，一个是中国1978年81%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84%的人口收入水平低于国际贫困线（每天1.25美元的生活费），而国际贫困线是世界上收入最低的15个国家政府所定贫困线的平均值。另一个指标是中国1978年人均GDP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平均水平490美元的1/3都达不到。大家可以想见当时的贫困状况。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现在成为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2017年人均GDP为8640美元，同时有7亿多人的生活跨越过国际贫困线。

一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摆脱殖民统治或者半殖民地地位，这些国家后来又为赶上发达国家而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但直到今天能取得成功的屈指可数。二战后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真正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台湾，另一个是韩国，中国很有可能在2025年前后成为第三个。1960年全世界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只有13个进入到高收入行列，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简单说，就是二战以后到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每个国家的人民和精英都一样。人民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下一代的生活变好，精英们也都希望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国家现代化；每个国家的领导人也都一样，都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

不仅各个国家在为现代化和进入发达水平努力，许多国际机构也在努力。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有许多地区发展银行，比如亚洲开发银行（ADB）、非洲开发银行（AFDB），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民间慈善机构，比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等，它们都想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但发展中国家普遍并没有因为自己这些努力和别人的帮助而成功。

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到2025年前后将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2700美元）。目前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比重为15%，如果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将增加19%的人口，使全世界34%的人口能生活在高收入国家，这在人类经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国的成就还有什么重大意义呢？在我看来，那就是如果能把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道理总结出来，进而帮助到更多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奔向现代化，这将是对全人类都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

中国是一座理论创新的金矿

为什么目前取得成功的国家那么少？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现在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自觉不自觉地把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明的或暗含的条件，前提条件不一样理论就不适用，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和发达国家不同，把发达国家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很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北京大学在2016年成立了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下称北大南南学院），以培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为目标，我有幸担任该院院长，曾跟很多人讨论过怎么办学才更有效。

从组织形态和目标来看，北大南南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比较相似，都是为了培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大家普遍认为肯尼迪学院很成功，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了许多总统、部长级别的政治领导人，所以北大南南学院应该学习哈佛肯尼迪的办学方式。如果仅仅看培养出的政治领导人数量这个指标，肯尼迪学院肯定是成功的，现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教育和培训机构比肯尼迪学院培养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别官员数量更多。但再往下思考，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官员们回到祖国以后能把国家发展好。而问题就在于前面说过的结果：这么多年来真正取得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少之又少。因此，从这个角度衡量，肯尼迪学院的办学效果要打个问号，这就好比开办一家医学院，培养的医生很多，但他们会去开业后却治不了病，因此不能说这家医学院办得很成功。所以，我认为南南学院成功的标准应该是学生们回国后能把他们的国家发展好。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尽管二战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非常努力，社会精英们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到英美求学，再回国当政治领导人，但真正成功地带来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消除贫困实现繁荣属凤毛麟角。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也表明，如果用西方的理论来看，中国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崩溃论”一直如影随形的原因之一。确实中国存在各种问题，但又怎么能取得持续4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还是过去四十年来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性经济危机的国家，这显然不能简单地仅仅用运气来解释。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少问题，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是否缺失怎么让一个存在许多问题的国家保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理论 ？中国难道不是为这种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片沃土？

如果能把中国成功的道理总结出来，可能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道理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更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一直坚持给同学讲，你们坐在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上，如果去发掘这个金矿，你们做出来的贡献将有机会改变人类的命运，千万不要坐在金矿上去挖煤矿。

怎么去发掘金矿呢？一个要能认识到什么是“金”；另一个是要有能力去挖，这就涉及到了方法论。

怎么能不坐在金矿上挖煤矿？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金矿，什么是煤矿？金矿指的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对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的改善做贡献，煤矿则是跟着现有理论来做研究，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存在的问题或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现有的理论，为现有的理论做脚注。其次，要挖金矿则必须有民胞物与的胸怀，要知道为什么读书，进入北京大学的学生应该已经超过了“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混口饭吃”的条件，要具备有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使命感，以贡献于国家的现代化，民族的复兴为职志。

在北大当学生是为了学习理论，学习理论则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什么是理论？理论是解释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是学者对过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总结现象产生的因而构建的一个简单逻辑模型。比如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理论是怎么来的？并不是靠数学模型的推导，而是来自于他对现象的观察所提出的解释。他把自己所处的18世纪中叶及之前一两百年认真观察，发现在“地理大发现”以后有些国家兴盛起来，有些国家发展停滞，他就从观察中不断分析和总结原因。国富论的英文全称叫《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inquiry”一词的意思就是“探索”，对现象的探索，看到的本质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

当然，大家要清楚，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刻舟求剑”，是对过去现象的观察总结，而社会是一直在变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能不能改造世界，决定于条件变化与否。如果条件不变，按照理论去做没有问题，就好比船不走水不流，刻舟求剑其实是很好的办法。但如果船动水流，刻舟求剑就是愚蠢了。

现在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条件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法治条件、各种技术的发展水平等也都不一样。比如经济发展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才能提高。怎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应该是现有产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好，而且必须不断涌现新的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从而把劳动力、资源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不断配置到附加价值高的产业，这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两个重要机制，即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都一样，不同之处在哪呢？发达国家由于收入水平、劳动力生产水平都是全世界最高，产业技术也是最高水平，产业附加价值亦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继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要靠自己发明创造。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由于原有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产业附加价值也低，除了自己发明创造，还可以把发达国家用过的成熟技术拿过来用，或引进发达国家的产业。因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前提条件不一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式就可以有本质差异。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要认真了解这种差异，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论著里不会去教“怎么去模仿”，更多是教“怎么去发明创造”，简单的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就像在流水行舟中去刻舟求剑。事实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一定都适用于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的条件也在变化。比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出现凯恩斯主义，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连凯恩斯的坚定反对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都曾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地位被其他理论取代，因为发展的条件变了。

凯恩斯主义出现的背景是什么？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导致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失业率猛增，产能大量过剩，需求严重不足，很多人负债累累乃至破产。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的消费意愿、投资意愿都很低，经济陷入到恶性循环中。由于消费减少，投资变少，需求就更少，过剩产能更高。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经济就会陷入到通缩的漩涡，所以理论家要让政府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以创造需求，重回良性循环。这个理论在当时很需要，但60年代以后出现“滞涨”：政府赤字增加，不管是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无法再实现就业和增长，只带来通胀。这是什么道理？二战后连续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原有过剩产能被充分利用，进入了充分就业的经济平衡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即便采用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实现更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只会在短期内加剧通货膨胀。

由此可见，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能保证“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长期的适用，拿到发展中国家来，条件很难相同，想“放诸四海而皆准”需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仅发达国家如此，从中国自身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也不一定长期适用于中国。比如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十多年。乡镇企业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私有制，产权关系相当模糊。但当时政府对私有制有所限制，发展私有企业比较困难，再加上当时各种商品都短缺，虽然乡镇企业的产权不太明晰，管理不太好，技术也比较落后，但由于市场需求旺盛，皇帝女儿不愁嫁，很快就能发展起来。邓小平“南巡”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一是意识形态上不再排斥私营企业，二是中国经济开始从短缺走向平衡，甚至出现过剩，乡镇企业于是逐渐被私营企业取代。产权模糊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在1980年代的伟大发明，是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意想不到”之一，另一个是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动的农村经济发展。人们当然可以找出一种理论来解释乡镇企业当时为什么成功，但当外部条件变化以后，乡镇企业就日渐式微了，如今全国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已经绝大部分私有化，变成了产权关系明确的企业，说模糊产权好的理论也就不再适用。

何谓“常无”与“本体”

既然理论是 “刻舟求剑”，那如果想用理论来认识世界的方法是否可行？

大多数人从小到大都被要求学习理论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其实，人们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因为真要认识世界是不能有任何理论的，每一次观察世界时都必须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去看，才不会带着有色眼镜，被过去的理论或经验所局限，对号入座，不能看到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例如，你接受了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产权是唯一有效的制度安排，那么，看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就会将之归因于产权安排的问题，而不会思考是否还有其它因素造成。这是为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开始转型时，萨默斯会写文章说以休克疗法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是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推行的结果却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给予资本密集的大型企业的保护补贴反而增加。

但如果要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世界，为什么还要再读经济学？这不是很矛盾吗？答案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在变，但也有些东西不变。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对过去现象的总结，世界是变动不居的，前提条件可能发生变化，所以不能以现有理论作为观察现象认识世界的工具，但任何一个学术体系，所以能成为一个体系也总有这个体系的不变之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理论中不变的是对人性的假设：任何决策者在做选择时，都会在自己的可选方案中去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案，这是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之根本的理性人假设，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本体”，各种经济学的理论是此“本体”在各种具体状况下的应用。学经济学的目的是从各种理论中去学会运用这个不变的本体，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上发生的种种社会经济现象。

在这儿对理性人假设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一下，有许多人误解为是在没有任何预算约束、信息完全、不存在交易费用、对全体社会最好的选择为理性。其实，理性人假设是对做决策而言，从他所拥有的信息和预算所决定的可选范围来决定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选择，信息变了，预算变了，或是决策者变了，那么最好的选择也就会不同。比如要想从北京到上海，有步行、火车、飞机等很多方式可选，但哪种是最好的？取决于各人的预算、时间的限制条件等。但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资源、条件等，在可选范围内做出他自己认为最好的选择。这里的最好选择是在当时条件、情况下的最好选择，在未来条件变了，选择也可能变。另外，比如在金融市场上有所谓“羊群效应”，不少人在选择股票是喜欢从众选择，从事后来看不见得最好，有人以此认为是对理性人假设的否定。其实不然，在股市的投资中，多数投资人缺乏对各个公司和对整体经济运行情况信息的条件下，从众也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另外，有些决策对个人是好的，对社会是不好的，例如，个别商人利用和政府官员的关系去寻租，对社会来说是不好的，但这样的行为也是决策者在给定条件下的理性行为。并且，理性人的选择也可能在事后证明是错误的，出现错误以后，是否要改？则决定于改的成本和该的收益。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决策者在给定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一般平民百姓，当他面临选择时，总选择在自己可选择的范围内选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方案。这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这个“本体”在具体问题上的运用。

想要通过研究经济学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要知道世界一直在变，选择时面对的约束条件在变。所以，最佳的选择也会随之而变。大家要成为一名好的经济学家需要秉持一种哲学观点，如禅宗所讲“有而不有谓之真有，无而不无谓之真无”。什么是“有”？当他们研究一个现象时，要从这个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是在他给定的信息、预算等条件所限定的选择范围内去选择他所可选择的方案中自己认为是最好方案的理性人假设作为出发点来观察。要“有”，也就是要坚持这个作为经济学不变“本体”的理性人假设。什么又是“不有”？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讲理性的人如何在某一限制条件之下所做的选择，因为条件可能会变，理论就不能一成不变，条件变了最佳的选择就变了，所以，对待理论需秉持“不有”的心态，否则条件变了，还去坚持过去条件下的选择，那就不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了。要坚守本体，但对本体的应用要随条件的变化而变，这样才真正坚守了不变的本体。什么是“无而不无谓之真无”？在内心里没有任何具体理论乃是“无”，对理论之“无”是本体之“有”的表现故要有“不无”，这样的“无”才不会妨碍对真实世界的现象背后的原因的掌握，故谓之“真无”。学理论是为了体悟“有”，也为了达到“真无”的境界。

这是大家应该记住的。

经济学中心随经济中心而转移

循着这个逻辑，经济学理论怎么进展？答案是理论是对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解释，其进展一定来自于现象的变化。比如196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解释得非常好，所以大家一时间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1970年代以后经济条件变了，经济理论就发生了革命，过去的理论已经不再能解释新现象，现象变化带来理论革命，而不是理论革命带来现象变化。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始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从那时一直到20世纪初，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数量非常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乃至现在，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又绝大多数是美国人或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学理论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理论的特性是越简单越好，那么，什么是重要的理论？就是解释重要现象的理论。什么是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全球最早的经济中心在英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战。一战以后，美国开始取代英国的经济地位，但是学术研究中心有将近一代人的落差，所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学的中心都还在英国。二战后美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一半，1950和60年代达到鼎盛。美国不仅毫无疑义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发生在美国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相对老一些的理论主要来自英国经济学家或在英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新一些的理论则来自美国经济学家或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

能提出新理论的经济学家，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也都是在刻舟求剑，因为理论无非就是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因此，哪个理论重要，主要取决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25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2700美元，成为第三个由低收入进到高收入的经济体。最迟到2030年，即便用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也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学家现在面临的机会是什么？跟一战后美国取代英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相似，到在座的各位读完学位开始工作到2040、50年时正是各位作为学者的黄金时期。到那时各位要挖煤矿还是要挖金矿？仍然沿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做研究，或是用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就等于是挖煤矿，这样的理论只是给现有的理论做脚注，在学说史上不会有贡献。而以常无的心态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直接从现象找出背后的因果机理的，就有可能提出新理论，这才是挖金矿。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改变了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要把这背后的道理讲清楚。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根据主流理论来批判中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非常缺少能真正解释中国为什么行的经济学家？当然，我并不是说经济学家忽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在看到问题时，要了解为何这些问题和成绩相伴而行，理论必须同时解释两者的存在，这样才能找出问题真正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措施。

随着中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中国出现的现象也将越来越重要，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就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理论。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将会向中国转移。在根据中国的现象来进行理论创新上，诸位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希望各位要抓住创新理论成为大师的历史机遇。

来自中国的理论能更好地帮助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

在座的诸君生活在一个理论创新的好时代，不仅抓住机遇成就个人为大师，而且，还有可能以自己的理论创新，帮助中国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来自于中国的理论会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更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比如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穷的国家，地处内陆，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也很糟，大家都认为它不可能发展起来。其实中国在1980年代的基础设施也很糟糕，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并没有先把营商环境、公司治理、国家治理等都简单地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或理论的要求那样先统统做好，然后再去发展经济，而是一边发展一边改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要把营商环境、腐败等治理好了以后经济才能发展好，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是以此方式把经济发展起来。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开始向非洲国家介绍中国的发展发展经验以及根据中国经验总结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并据此做了试点，结果是立竿见影，星火燎原。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繁荣，一定要结构转型，推进工业化，发展符合比较优势可以出口的制造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变成制造业工人。但在营商环境很差、基础设施到处是欠账的条件下如何快速工业化？如何快速地发展符合比较优势可以出口的制造业？按照中国的经验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等，在这些园区里把基础设施搞好，实行一站式服务，以在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普遍不好的情况下，迅速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2011年3月我见了埃塞当时的总理梅来思，向他介绍了上述思路，他接受了，付诸实行，一年时间就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改变了大家对其原有的印象。在2012年之前，大家都认为埃塞俄比亚的投资环境很差，不可能成为现代制造业的加工出口基础，而从2012年到现在即使埃塞俄比亚在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不断下降，从2012年的111位降为2018年的第156位，但是在过去5年年均增长10%，是非洲吸引外商投资最多、工业化进程最快的非洲国家，外商投资额和工业产值都翻了两番，原因何在？就是学习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局部的工业园区内创造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

非洲的领导人其实也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埃塞俄比亚旁边有个内陆小国叫卢旺达，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听到我帮助埃塞俄比亚改变思路取得立竿见影的成绩，2013年9月到天津参加达沃斯论坛之前，就先通过使馆跟我取得联系，希望到时能见个面，谈一谈怎么发展经济。可是很遗憾，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我正好去乌兹别克斯坦，结果这位总统在北京等了两天，到北大来谈了一个下午才离开。他是现任的总统，这个故事比刘备的三顾茅庐还感人。

2016年9月，广州召开中非投资论坛，我应邀做一个主题演讲，谈中国怎么从比非洲国家人均GDP三分之一不到的基础上取得连续38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当时刚刚竞选成功的贝宁总统塔隆在论坛上听到我的演讲印象非常深刻，回国后马上于10月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邀请我去访问。代表团有三个人，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加上总统个人经济顾问，万里迢迢专门从贝宁到北京，我当然很感动。不过由于我的很多日程早有安排，不能马上过去，必须要到2017年6月上完课才能成行。三个部长级人物组成的代表团专程来邀请一个学者，得到的答案却是“愿意去，但必须在8个月以后”，他们有些失望地回去跟总统报告。好在2016年12月我到塞内加尔开会，贝宁就在塞内加尔旁边，会议日程原定5天，我表示可以把在塞内加尔的时间挤出一天来，然后再把回国的日程也延后一天，这样可以有两天时间去贝宁。大家知道，非洲交通不便，从一国到另一国距离看起来不远，但要到迪拜或巴黎转机，贝宁总统为节约我的时间，派一架专机到塞内加尔接我。最让人感动的是，我12月4日晚上9点多到贝宁时，他正在欧洲访问，12月5日早上3点多，他从土耳其搭专机回来，早上9点和我谈了3个小时，下午又赶回欧洲继续他的访问。一位总统为会见一位学者，不仅派出专机，而且还临时中断自己在国外的访问千里迢迢赶回来，怎么能不让人感动？！他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就是因为来自中国经验和理论对他的国家可能会有帮助。因为这些理论已经帮助埃塞俄比亚走上繁荣的道路，也正在改变着卢旺达。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怎么进行这样的跨越？过去的理论没有帮他们取得成功，中国在同样的基础上获得的成功经验，对他们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都不能全面照搬，但是中国以及东亚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以及源自非洲最成功的国家毛里求斯的经验，这背后的道理都一样：在不利的总体环境下，政府创造局部有利条件，把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做大做强。

在此之前，非洲国家所用的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做为参照系，看发达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就试图去拥有发达国家有的，按发达国家做的去做。我的理论正好相反，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己有什么，根据现在有的，能做好什么，然后在市场经济中由政府创造条件把能做好的产业做大做强。这是参照系的根本改变。

我能想到这些理论并非因为我聪明，而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中国。

如果大家能够按照“常无”的心态来观察发生在中国的现象，会有和许多主流理论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中国固然还有许多有待改善的问题，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为何在那么低的起步条件和总体环境一直不好的情况下能有这么样的成绩？成功的道理是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总结的。

拿着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中国，会看到到处都是问题，但是，按照这些理论来做，通常未能解决好这些问题，有时反而把问题弄得更糟。

中国经济学家坐在这个金矿上，必须要有“常无”的心态，认识到任何现象背后都是人。要看到现象背后谁是主要的决策者，相信决策者是理性的，理性是不变的，但是，在中国的最优选择和发达国家的最优选择可能不同，因为条件不同。

新理论来自于新现象，中国的现象肯定是新现象，解释中国的现象绝不能简单地拿国外的理论。身处如今的中国，的确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同时又能本着“常无”的心态来观察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人，才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抓住时代给予的理论创新的机会。

本文选摘自由林毅夫等著《经济学第一课》（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

林毅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