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汇区地名文化景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东增城为例

摘要：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交汇区产生了两种文化特质的城市地名文化景观，运用GIS核密度估计法打破传统地名行政边界分区的局限，结合地理环境，对增城不同类型聚落地名进行研究发现：地名密度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自然景观类地名表征了人类聚落选址时对地形及水源条件等地理环境的需求特点，与增城的自然环境特征相吻合。人文景观类表现为核心—边缘—核心的空间格局和北疏南密、北客南粤的分布特征，所展现的“人—聚落—自然环境”关系反映了地名系统中的人地关系。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开发和社会经济生产的发展为增城地名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移民先后顺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促进了增城地名文化景观空间格局的形成。

关键词：文化交汇区；地名文化景观；核密度估计法；增城

一、引言

地名作为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实体或人文实体的专有名称，反映了自然环境的变迁、人们对大自然认识等人地关系的演化过程，人类城乡聚落的历史兴衰。地名既是一种关于人们生活轨迹、风俗习惯的社会文化现象，又是一种可视又可悟的文化景观。

地名作为地域文化的综合体，涵盖了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语言等诸多方面内容。国外学者对地名的研究始于对地名文化渊源，文化传播，政治内涵等内容的探索，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杰特（Jett）选取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谢利峡谷分析了其自然地理特征和文化特征，米勒（Miller）收集了美国阿肯色州欧扎克市1858年至1962年地图上出现的2502个地名，发现地名对于研究文化渊源、文化接触、移民迁移与融合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有效的工具。莱特（Light）等研究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1948年至1965年间的街道地名，认为布加勒斯特的街道名可以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变迁、国家身份认同和政治取向的一个折射物。

国内传统地名研究主要基于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等，对地名的起源、背景、分布、历史迁移规律等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地名研究逐渐引起人文地理学者的关注。部分学者通过对比广州荔湾区1983和2003年行政区划图，广州从化温泉地名的历史变迁，南京城市道路地名研究城市化、文化政治干预、空间生产对地名变更、演化的影响。还有学者对陕西117条政区地名、南海诸岛地名、盐池县地名排除定性分析的主观性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发现区域开发、地缘政治形势、人类活动等对地名文化景观产生重要影响。

1990年以后随着计量统计方法的兴起，遥感技术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国外地理学者开始侧重于区域地名学和应用地名学，运用遥感技术，数理统计方法对殖民地名，种族地名，历史地名，数字地名，生态地名，地名语源等方面的进行研究。有学者对中国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台语语系地名进行了探索，揭示了各地区及不同方言语系的历史渊源对地名的文化景观空间分异、历史演变的影响。还有学者对广西及边境地区、广东省、宁夏中卫县、湖北省、北京、河北蔚县利用ArcGIS技术和聚类方法来识别、分析和解释少数民族、边塞地区地域文化、城市功能、语言文字等在地名文化形成、传播中的作用。传统的地名研究将行政区作为基本研究单元对地名进行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打破行政边界的束缚，探索地名与地形地貌间的耦合关系提供了良好研究基础和框架。

增城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珠江三角洲古邑，位于珠三角洲东北部，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东部。境内有增江、东江贯穿，地势北高南低，中部丘陵广布，南部为冲积平原。被称为“岭海之奥区，山川之汇会”。增城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适宜作物生长。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始设增城县，距今已有2000年。增城地处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交界的缓冲地段，产生了广府、客家、畲族土著和移民等区别于其它岭南地区的独特地域文化景观。

已有地名研究多将行政区作为单一基本分析单元具有一定局限性，且对于多元文化交汇区的研究案例尚不丰富，本文基于核密度估计法的空间平滑（spatial smoothing）分析，将增城聚落地名作为离散点，结合地形地貌图，打破传统行政分区边界限制，通过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揭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多元文化交汇区地名景观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提供新的思路。

二、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1.资料来源与数据选取

资料来源以标识在增城规划局会同相关部门历时4年编制的《增城市城乡发展与规划地图集》（2010）中底图及地形图上的地名为研究对象。以增城地方志办公室编制的《增城市志》和增城地名委员会编制的《增城地名大全》为研究基础，以增城公安局于2012年2月编制完成的街巷路名成果和行政村、自然村布点矢量数据进行校正、综合，以《增城方言志》、《增城商业志》、《增城水产志》等地方文史资料作为补充。

资料数据为改革开放前的镇（街）、行政村、自然村聚落地名，其具有的群众性和原真性、延续性和稳定性，对于人地关系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2.研究方法

将增城地形图矢量化，并输入各聚落地名相关的属性信息，导入ArcGIS，建立GIS的地名数据库，实现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一体化。利用空间平滑法（Spatial Smoothing）得出增城地名的核密度图，实现地名空间分布趋势可视化。经过数理统计，对地名文化特征进行分类，分析各类地名文化景观在某一区域分布的形成原因。

三、地名统计及分类

根据增城地名的特征将其分为自然景观类地名和人文景观类地名。自然景观类地名细分为地文、水文、生物3大类；人文景观类地名细分为社会、文化、经济、军防4大类（表1与表2）。

1.自然景观类地名

自然景观类地名共有850个，其中地文类地名与水文类地名共有455个，约占一半多。地文类地名中“岭”、“岗”、“坳”、“坜”、“咀”等24个字出现次数高达240次。其中，“岭”意为岭南文化中对山体的称呼，如横排岭，因村建在一座横山岭下，按山形建筑成排而得名；“坜”意为洼下去的地方，如雷坜，因村民在小雷公山的土坜下搭寮建村，简称雷坜；“咀”意为形状或作用像咀一样，如门口咀，因村边山形似一扇门，削平山土建村，村民就以山形命村名。水文类地名中“塘”、“沙”、“泮”、“坑”、“陂”等33个字出现次数为215次。例如，沙口塘，因村建在增江边，且有河沙和水塘，故名沙口塘；边红坑，因村建在山坑边，山花烂漫时，红花影红了半边坑，以此景色作村名；泮田，南宋时，村人从白云区九佛松岗迁来，因地近水，可以放鸭，又可以垦田耕种，取名泮田。

生物类地名共有395个，占自然景观类地名的46.47%。动物类地名中“龙”、“马”、“牛”、“虎”、“蛇”等传统生肖动物和岭南地方性的动物如“猄”、“鹧”、“鸪”等26字出现次数154次。如马料，因开居太公备马前来，在南方许久没找到马料，到此马料充足，即以此命名；又如黄猄，因村民的祖先以打猎为生，某天喜获一只黄猄，便以此建村命名。植物类地名中“竹”、“荔”、“莲”、“蔗”、“禾”等42字出现次数高达241次。如甘竹，因原地甘竹遍地，且北部为甘竹山，即以甘竹为村名；“荔”字代表了增城的特色水果荔枝，远在公元1076年张宗闵便编写了《增城荔枝谱》，以“荔”命名的地名如荔枝园，因荔枝成片种植，聚集成园而得名；禾丰，因村边种植水稻获得大丰收而得村名。

2.人文景观类地名

人文景观类地名共有1286个。场所类地名中“园”、“村”、“围”、“里”、“坊”等12字出现665次。其中，“园”意为生产种植的园子，例如甘园，梅园，金谷园等；“村”是宋元以来汉人不断南下，逐渐向广东沿海迁移和采用中原汉文化而形成的聚落名，如太平村，新联村，黄埔村等；“里”为古代的居民组织和邻里单位，来源于西周时期的里坊制，例如梓里，西胜里，青云里等。

姓氏地名数量共有214个，涉及79个姓，期中罗姓地名最多有24个，其次为朱姓，陈姓和刘姓，分别有16个、15个和10个。姓氏代表的是家族、宗亲和血缘，姓氏地名反映了增城乡村聚族而居的形态特征。增城姓氏地名分为三类：①始祖姓氏地名，②联合姓氏地名，③强势姓氏地名。始祖姓氏地名是指根据开村始祖姓氏命名，例如卢屋，其来源于卢姓建村；联合姓氏地名是指村名由村内族群的两个或多个姓氏组成而命名，如丁卜坑村，因古有卜姓，今是丁姓人聚居，故名丁卜坑村；强势姓氏地名以村中多姓氏杂居中具有话语权的某一姓氏命名。例如马屋，建村时曾为多姓聚居，后因马姓人聚居且势力较大而更名为马屋。

方言类地名既有“屋”、“围”、“磜”、“輋”等客家方言地名用词，也有“涌”、“塱”、“乪”、“邨”等粤方言地名用词，方言地名出现次数为323次，所用字数为16字。其中客家方言用词“围”意为环绕，四周拦挡起来取安全之意，例如水围，西吓围，新围；“磜”意为高大的石壁悬崖，例如和里磜，吓磜，大磜等。粤方言用词“涌”，意为河汊，反映地势低洼、泥沙淤积、河汊纵横和水网密集的珠江三角洲流水地貌形态，聚落多分布在河汊高地上。例如白花涌，甘涌，深涌等；“塱”意为江湖边上的低洼地，如高塱，大塱，横塱等。

经济类和军防类地名较少，总共出现84次。经济类地名中“丰”、“场”、“厂”、“圩”等12个字出现次数为64次。经济类地名反映了增城的生产生活特征。例如，“场”为平坦的空地，多用来翻晒粮食，如斋场，因村场在众村集约时，打斋做蘸时作过斋场地，后用此地建村，其它还有约场，银场等。“圩”为农村集市，大岗圩，明代成圩市，生意兴隆而得名，其它还有新圩，太平圩等。军防类地名主要有“墩”、“胜”、“寨”3字，“寨”为旧时驻兵的营地，如曹寨建于城外的马槽地和驻军的曹营而得名，其它还有青寨、上寨等。

四、聚落地名空间分布及景观特征

1.增城地名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增城各镇街地名密度与人口密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空间分布均呈现南密北疏的特征（图1），增城中南部的人口密度在375.35—1388.89人/km2，比西北部的212.18—262.40人/km2高，地名密度均大于1.17个/km2，特别是位于增江附近的荔城街、增江街、新塘镇的地名密度明显高于其他镇（街）。运用SPSS对增城各镇（街）地名密度与人口密度的相关性分析可知，Pearson相关性系数为0.836，对应的显著性为0.005，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3）。人口密度与地名密度的空间分布相似度高，均表现为南密北疏的特征。

2.自然景观类地名空间分布特征

地文类与水文类地名多依山川成带状分布，呈现了典型的地理单元依赖性空间分布特征（图2）。从整体看地文类地名密度高于水文类地名，且遍布整个区域。东部罗浮山西缘山脉与增江形成了地文类和水文类聚落地名的核密度最高区。地文类地名主要在西部和北部山区呈J型分布，核密度为其余地区的1.5~5倍。正果、派潭、中新三镇的地文类地名沿着北部与西部的九连山脉延长部分呈带状分布。中部以梅花顶为中心的丘陵地区呈环状分布，南部的南香山以南形成团状分布。增城水文类地名整体上呈倒π型分布于东江、增江、西福河、二龙河和派潭河的周边（图2右），且以增江两岸的水文类地名核密度最高，大约1.004~1.225之间，而其它地区最低的仅在0~0.251。其中南部水文类地名占了将近一半，源于南部河流冲击形成的河谷平原为人类提供了的适宜的生存环境，说明了人类聚落选址与河流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也符合古往今来聚落择水而建、依水而兴、循水发展的理念。地文类与水文类地名的分布与地貌分布特征相一致，东部山川河流较多，地文类与水文类地名在此聚集，北部与西部以山区为主，地文类地名居多，南部为平原三角洲地带，水流纵横交错，以水文类地名分布为主。

生物类地名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区域生物资源分布的差异性紧密相连。从图3左中可以看出增城动物类地名集中分布于东部、西部和西南地区，其核密度在0.858~1.073之间，而其余地区最低的仅在0~0.215之间。东部动物地名主要聚集于增江河东面山区以丘陵为主的正果镇，大部分动物地名因山形如某种动物而命名，如老虎头等。西部动物地名聚集于西福河附近动物资源丰富的中新镇，大部分地名因生存的动物得名，如禾狸沙等。西南部动物名聚集于具有1000多年的古代海洋岸遗迹的东江下游重要集镇—新塘镇，主要涉及鱼类动物地名，如鲤乸。增城植物类地名集中分布在东部中段的荔城街道（如图3右），以及呈带状分布西部的正果镇，两镇集中了增城约50%的植物类地名，荔城街道核密度高达1.696~2.120之间，而其他地区最低的仅在0~0.424之间。荔城街道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有闻名海内外“挂绿荔枝”母树以及西山乌榄，城隍洲竹笋等作物。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促进了植物类地名的产生，如荔枝排、桐油窝等。东部的山川河流交汇为生物资源提供了天然的生存环境，生物类地名在此聚集，其它动物类地名分布在水资源丰富的南部和西部，植物类地名集中在土壤肥沃的中部。

3.人文景观类地名空间分布特征

场所类地名主要分布在被山川割裂成带状的河谷平原及交通要地。增城场所类地名集中分布于北部派潭河两岸的河谷平原，二龙河、派潭河与增江相汇形成的河谷平原，东部增江流过形成的河谷平原，西部的西福河平原，中东部两广丘陵向珠江三角洲平原的过渡地带，南部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其中东部中段的荔城街道作为增城的行政中心，相对其它地区更容易形成场所密集区，核密度最高达到3.895~4.869之间。北部的派潭镇三面环山，雨量充沛，拥有丰富的土地、矿产和果木林等资源为明代移民的迁入创造了条件，使其成为农业大镇，场所聚落成片增长。作为增城西部交通中心的中新镇，商贸的增加促进场所数量的扩张。东部的正果镇为通往龙门咽喉要道，古代水运为主，有大量人流物资在这里聚集形成场所。南部的新塘镇大约在明代中叶（距今400余年）已形成圩市，至清代已成为东江下游重要集镇，场所聚落临水成带状分布。场所类地名多聚集在平原及交通便利的要地，反映了地形对人们早期定居选择的影响十分明显。

姓氏类地名集中于东部的正果镇与中东部的荔城街道，其核密度最高，大约在1.270~1.588之间（如图5左）。姓氏地名作为宗族观念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其产生与人口分布息息相关。荔城街道、正果镇分别作为增城现在和原来的行政中心，吸引外来移民迁居于此繁衍生息。司徒尚纪认为移民多聚族而居，故以姓氏为起首之地名遍及广大城乡。嘉庆《增城县志》卷一记载“附客户，曾隆、罗塘、曾田头、上都正村、宋家庄”，可见以姓氏命名聚落成为通行原则。方言类地名聚集在中东部的荔城街道，其核密度大约在3.118~3.897之间（图5右）。从图中可知增城方言类地名的分布南北差异显著，这与增城不同语系人口的居住环境有关，“輋”、“嶂”和“磜”等词反映的是客家人居住的北部山区地理环境，“涌”、“沥”和“氹”等反映的是广府人居住的南部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地理环境。根据语言、习俗和土地利用三个要素将增城划分为广府文化区、客家文化区和畲族文化区，将方言地名分布图与文化区分布图叠加可知，增城的方言类地名分布与其文化区基本相吻合，东部正果镇的畲族文化区无自己的文字，语言接近于客家语，其地名属于客家方言地名。姓氏与方言类地名在中部、东部、西部和南部均有聚集，这与各区域的行政机构分布相一致。

五、地名文化景观的影响因素

1.地名文化景观的自然环境影响因素

增城地势北高南低，山地占增城面积的8.3%，主要分布在增城的北部和西部，属于九连山脉的延长部分，山脉呈东北与西南走向。中部以梅花顶为中心有数十座400多米高的山峰，组成中部丘陵地形。南部是开阔平坦、水资源丰富的三角洲平原。地文类地名在北部山区和中部丘陵地区频繁出现，主要以岭、山、石、岗、高、迳、洞、坳等形式表达。水文类地名分布较均匀，主要沿着增城的主要水系分布，无论是南部平原区还是中北部山地丘陵区，出现的频率均较高。但其表达类型有所不同，南部三角洲平原区多以江、沙、洲、河、滩、湖等形式出现，如杜江、高滩、百湖等，反映其地势平坦、水资源丰富的环境特征。而中北部山地丘陵区，水类地名多以坑、陂、濠、池等形式出现，如西坑、陂头角、濠迳等，这类地名则一方面体现了地形的破碎复杂，坑洼不平的自然环境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通过水陂设施储水取水等生产生活信息。

增城湿热的气候、充足的水分及热量条件，为生物繁衍提供了良好生态环境。动物类地名中既含有龙、马、牛、虎、蛇等字的传统生肖动物，也有黄猄、芒鼠、白鹤、鹧鸪等岭南地方性的野生动物，其中龙是传说中的动物，体现了当地人对于龙文化的信仰和崇拜之情，牛、马、鸭等则反映了当地养殖的家畜种类。植物类地名用字有以蔗、蕉、禾、谷、秧、荔、杏、柚等直接命名的农作物地名，也有樟、桐、棉、荷、竹、榄、榕等野生树木地名。反映了南亚热带生物多样性特征及其对地名文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增城内部山川分割的地貌形态和温暖湿润的气候、水土条件造就了自然景观类地名的丰富多样性。特定区域内的地名景观作为人类在认知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所感知的文化现象，自然环境对地名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地名作为地理环境特征的映射物，也是对于区域自然环境的记录和表达。

2.地名文化景观的人文环境影响因素

（1）生产和劳作

地名发展的根基在于经济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开发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为增城地名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本文主要从不同时期来分析地域开发对地名发展的影响。

增城古为百越之地，在唐朝以前上千年作为“越”之先民在此繁衍生息，产生了独特地域文化，留下了“塅”、“步”等古越语地名，如“塅”指土著越人实行火耕水耨的早期稻作农耕特征。明清时期，增城北部山区的畲（即为“輋”）族、瑶族土著民实行刀耕火种，谓之烧畲（輋），实行刀耕火种的坡地名为輋地（田）。康熙《增城县志》卷四记载“谷之品有黍有稷，……，有旱，瑶人刀耕火种，不俟灌溉”，可见游耕文化是畲族、瑶族人主要的文化形态。后来的畲族、瑶族人移徙或汉化后，客家人直接入住其荒弃的聚落。这种客家文化覆盖了土著文化，但是輋字地名仍然保留下来。其蕴含的文化意义过去是游耕，即没有农田建设的不定式土地利用方式，后就指代梯田，按照山地丘陵开辟农田。迳为当时畲族游耕走出的小道，游耕，代表的是旱作文化，主要种植杂粮；梯田具有水利设施，以水稻种植为主，是一种耕作上的改革和飞跃。这种梯田稻作的文化与广府文化中的河谷平原稻作差异巨大，反映了地名文化上既有地域交融也有区域差异。

自秦汉到宋朝末年，大量的北方人南迁至岭南，大量土地得到拓垦和开发，促进了当地围垦业、手工业、冶炼铸造业及商业等的发展，地名数量和类型逐渐呈现多样化发展。如宋元时期，增城中南部的三角洲平原围垦业的发展产生了“围”、“陂”、“塘”、“排”等地名及地名群，同时也出现了“鱼”、“鳝”等水产养殖业地名；明清时期种植水稻为主，出现了“禾”、“谷”等地名，同时也有以“甘蔗”、“荔枝”、“乌榄”等经济作物名称的地名。手工业中制陶、制鞋、竹木器、砖瓦、石灰、碾米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同时出现了以“窑”、“瓦”、“厂”、“场”、“竹”等地名用词。明清时期广东的冶炼铸造产业在国内属于领先地位，增城主要有黑色金属铁矿、贵金属金矿、冶金工业铝土矿和化学工业原料黄铁矿等，从而出现了以“铁”、“银”、“锡”等矿产金属类地名。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冶炼铸造业的日益发达，商业贸易亦日趋繁荣。圩市或圩镇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如庙潭圩、镇龙圩、东方市、朝市等。建国初期，国家开始走上了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发展道路，出现“人民公社”、“合作社”等聚落通名。不同时期地名体现了增城不同发展阶段生产方式及活动。

（2）移民和方言

增城地名中，姓氏地名数量超过100多处共涉及79个姓氏，这源于历史时期多次移民融合所造成的。司徒尚纪认为移民多聚族而居，故以姓氏为起首之地名遍及广大城乡。自明代中期，由邓、郑、潘、罗、朱、陈六姓客家，率先从福建、粤北和粤东等地迁入增城，聚集在54个村落，形成大量带有移民聚落特征的“屋”、“围”等姓氏聚落地名。在生成空间上，客家人大多垦殖的是北部相对封闭的山区慌乱之地，与唐宋时期开居的广府人偏南近水的格局形成距离。而中部的山地丘陵是一道重要的天然屏障，将南北资源竞争的情况已隔离开来，土客生存资源的竞争和矛盾并不成为区内主要问题，相反客家为开发山区贡献了力量，所以能够世代和平相处和发展。历史上迁入增城的移民大部分聚集于此，因此姓氏地名北密南疏，经过长时间的繁衍扩散，造就了姓氏地名文化景观的多样化，体现了增城地区的人口迁移、扩散与融合。

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地名具有不一样的特色，增城地名也就深深地打上了岭南方言文化的烙印。增城处于客家文化与广府文化的缓冲区，在客家迁入过程中产生了独特的文化现象。增城几乎所有居民都属于粤语和客家语语系（97.4%）。“乪”、“涌”、“沥”之类粤语地名集中在增江两岸和中南部平原的粤语区，而客家区体现北密南疏的特点，“屋”、“围”、“磜”等客家方言地名主要在北部山区多见。通过对方言类地名的分析发现，发现地名与两大方言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即方言类地名的分布与方言的分布基本是一致的。同时方言类地名中词的涵义也是重要的一个文化特征，如在客家方言中“屋”字读“vug5”，表示家的意思，反映了客家人外来移民身份对于家的重视。“氹”字在粤语里面读“tam5”，指因村民居住之地有一滩小水洼以供田间沤肥作用，反映广府人农业生产状况。

六、结论与讨论

增城聚落地名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从古代以自然景观类地名为主到近现代以人文景观类地名为主的演变规律，形成了现今较完整的地名文化景观格局。自然景观类地名通过对地文类、水文类、生物类等自然地物的形态特征进行白描式命名展开，人文景观类地名通过对本土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化的空间场所、方言姓氏等亚文化区融合特征进行派生式命名传承，记录了增城围垦业、手工业、冶炼铸造及商业等土地开发和社会经济生产的发展历程，这些不同阶段的自然和人文景象成为增城地名形成较完整体系和演变规律的重要源泉。

增城聚落地名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和地理环境依赖性，表现为核心—边缘—核心的空间格局和北疏南密、北客南粤的分布特征，所展现的“人—聚落—自然环境”关系反映了地名系统中的人地关系。自然景观类地名表征了人类聚落选址时对地形及水源条件等地理环境的需求特点。粤语地名集中在增江两岸和中南部平原的广府文化区，客家地名集中在北部的客家文化区等分布规律，充分反映了聚落地名与人口集聚区、亚文化集中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正是聚落地名“人地关系”的真实写照和理论验证。

将GIS的核密度空间平滑法与历史文献资料的查证甄别相结合，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多元文化交汇区地名文化景观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深度。由于传统方法收集数据的困难，未能涉及聚落地名以外的其他地理实体名称，也无法获得增城地名产生时期的社会经济数据，本可以运用这些数据做进一步的回归分析，量化地名文化景观分布的影响因素，这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

（因篇幅有限 具体注解请参考原文 感谢钟志平老师的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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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琳 钟志平 张洋 田嘉铄

来源：《城市问题》2018年第10期

编辑：袁云

校对：刘家瑶

责编：刘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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