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为何万敏《凉山纪》作序：唯身与心均至处方为人迹

文/蒋蓝

五六年前，我写完长篇非虚构《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丁宝桢、骆秉章、王闿运等交错的晚清西南》之后，形近虚脱。我前后考察了金沙江流域、岷江流域、大渡河流域等沿途三四十个区县，采访了数十位民众。我是希望利用一个古人的空间踪迹和感情踪迹，来盘活晚清西南空间的断代史。略加休整后，才着手于前序《非虚构写作与踪迹史》。

我提出的基本观点是：非虚构写作大于、高于新闻特写、纪实文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强调的是以在场的方式呈现历史往事、现实真相，并将写作者的思想、情感、观点等等隐藏于描述的细节当中。而凸显大众而非强势集团的真实生活与情感，又成为非虚构写作的价值向度。所以说，非虚构写作就是典型的大地写作。

我认为，汉语非虚构写作尽管源自欧美的非虚构写作，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汉语非虚构写作的一些独有征象，具有五个典型特征：其一，作家全副身心地在场性；其二，具有正义价值观念的真实记录性；其三，构建独立的、具有个人文体意识的文本性；其四，富含多学科学识与思辨的跨文体结构性；其五，作家还需要钩稽历史通往现实的图像谱系性，由此构成文图互嵌的景观。

如果以这样的五个特征来看待作家何万敏的《凉山纪》，就会发现，他的笔触与方法论出现了与我心心相印的某种同构性。万敏兄与我均是新闻记者出身，职业记者的敏感与洞察力被他挪移到了非虚构写作场域，他不但仔细拂去了历史地表上的遮蔽物或彼此龌龊的迷魂阵，他还追踪事物的蛛丝马迹找到了那些历史事件的原点，他抓起了一把泥土，而蛰伏在泥土里的远梦，开始在光照下流出了眼泪……

所以，我们不妨考量一下鲁迅先生《故乡》中的那句箴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有的人反其道而言之：世界上本来有路，走的人多了，反而没有了路。其实，前方有无道路并不是最为要紧的，唯有行者的身与心均至之处，方为在场，方为道路，方为人迹。如此与历史砥砺而行，摩顶接踵，孜孜以求，方有何万敏的《凉山纪》。

构成《凉山纪》的9篇文章，看似孤悬，实则统摄一体：无论是古蜀王朝通达西南诸国的“蜀身毒道”，还是汉代通往南方偏远山地或海滨的西南丝绸之路，无论是翻越“横断七岭”的茶马古道，还是散播一路铃铛声的闰盐古道，无论是彝人漫长的迁徙之路，还是西方学者深入大凉山腹地的探险之旅，何万敏总是会从一个考察的事件基点出发，去尽力追踪、复原历史存留在现实大地上的人迹，由此构成了他丈量大地的踪迹。

我清楚记得2013年夏季，我在云南考察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北上进入四川西昌惊心动魄的渡江过程：1863年3月，寒风料峭之中，石达开率军从洒渔河经鲁甸古寨与峭壁林立的梭山，行进至大竹林渡江。此处地势险峻，前有巧家拖车石壁，后为鲁甸梭山陡岩，中间横隔湍急的牛栏江。将士因饥寒无援，误食凝冻桐油集体中毒。石达开“率所部渡金沙江入川，时河面结冰不便行船，履冰过河，溺死几半。”因金沙江结冰而渡，这是出自《鲁甸县民国地志资料》的记载，目睹滚滚大江，浑黄的水流间藏匿着多少将士震撼天地的呼喊？！

在我看来，历史即是由“人迹”铺成的，而重大的历史事件才成为“史迹”。近二十多年越发润物细无声的平民史观，让我们看到在个体生命与连续流动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历史运行过程中尤其是普通个体生命的“踪迹”，他们的恩爱情仇，很自然地成为了微观史研究者的着手点，这恰恰是何万敏非虚构写作的立场与进入之口。

何万敏认为：“沿着古道一路走来，我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个举足轻重、又颇为有趣的的‘点’上，只不过文字中表述的‘点’并非单个数字的实指。借用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眼界，汉朝‘开发西南地区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行政单位叫作‘道’。道是一条直线，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面。从一条线，慢慢扩张，然后成为一个面，建立一个行政单位……汉帝国的扩充，是线状的扩充，线的扩充能够掌握一定的面时，才在那个地区建立郡县’。尽管横断山东缘的群山叠嶂、江河湍急，形成重重阻隔，对外界事物的好奇一直是推动人类持续寻路与探索的原动力。只要你有过在连绵的山峦或者无垠的旷野目睹道路网络般的延伸，你就会对此深信无疑。”

在我看来，这是构成《凉山纪》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道路如线，草灰蛇线，伏延千里，何万敏追踪历史中的人迹，他的足迹与历史之道合辙、合股而绞缠，由此托举起扎实、丰满、感人、绵延的叙事。当叙事之道在他手中盘聚为一体，这就像彝族村寨里的多锭纺车“罗噜颇”一样。所以说，何万敏的《凉山纪》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以凉山为核心的锦匣叙事。

何万敏的历史视野与学术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他注意到，早在1944年，著名学者林耀华在成都燕京大学校园完成了10万字的人类学实地考察报告《凉山夷家》，为民族志的写作提供了绝佳范例。有鉴于此，他在多年前重走“洛克之路”时，以及他逆着金沙江水由北向南经过雷波、金阳、布拖到宁南等县，追寻即将消失的手工榨糖和人工溜索（这也是古蜀“笮”桥的遗存）。

他在美姑县一个叫依洛拉达的地方，深入彝族聚居地，细心品尝彝族年的坨坨肉和泡水酒，以及仍处寒冬中的春节他们如何建筑新房；他连续五次登上螺髻山、两次登上小相岭、四次进入甘洛大渡河峡谷、十几次在泸沽湖畔踯躅……他非常注意百年之前的季候、山河、道路、驿站、植被、风俗与现在的对应关系，并从中寻找出那些失落的事体，由此凸显了那个时空不再的事体的珍贵意义。

优秀的的非虚构写作一定不可能是宏大叙事，一定不可能是那种一心构建“历史体系”的蹈空之论。历史一直就蛰伏在大地上，历史与大众的生活血肉相连。而一些作家非要把历史像对待古希腊大神安泰那样，高举在高空，这形同扼杀……作家祝勇曾经这样对我坦承：“其实历史是‘看’不见的，某种程度上讲历史也是‘写’出来的。历史可能只为现实留下了一个地名，一个渡口，一条山道，一个让人费解的山间空地……尽力打捞藏匿于其中的秘密，就是复活一段鲜活的历史。”

何万敏说：“历史在我们的目光所能看到的范围之内，几乎就是那么几样东西：日、月、云、雨、山、水，土、石，草、木……”《凉山纪》里出现了很多凉山区域里的风物，纳须弥于芥子，藏日月于壶中，风物更蕴藏着一时一地民众的哀伤与眼泪。这恰恰是何万敏笔下“历史微观写作”的渊源与来历，也是他俯身大地精雕细刻草木虫鱼的文学结果。

何万敏的非虚构写作所彰显的价值尺度，是真实、自由、独立人格等等特质，它着眼的文本价值在于让一切事实进入熔炉，炼就出文学的纯铁。一言以蔽之，这样的非虚构写作正是反虚伪的真文学。

面对过往，当代人往往以严苛的冷峻之眼待之，还中气十足地自命为理性与中立。但陈寅恪先生却高扬“同情”的放大镜，他认为历史研究对于前人的种种情境与心态，必须抱有一份“同情之了解”，这也是钱穆所言的“温情与敬意”。以此观之，《凉山纪》体现出来的对这片土地饱含深情的氤氲，总是在字里行间萦萦而起。

我对何万敏在《凉山纪》“跋语”的一段话颇有同感：“大山无声地锻造着人的秉性，他们以坚韧与毅力诠释了另一种美景。他们的身影连同生命，与江河与大地融会，尽管每一次的起点与终点，都需经过艰难的跋涉。凉山这片大地的魅力于我而言正在于此。还是这句话：我用行走的方式和凉山对话，语言也许粗陋却真挚坦荡；我用凝视的方式和凉山相守相望，避免陌生得互不相认，擦肩而过。”

何万敏写出这部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凉山人文史和精神史之后，我寄希望他在将来写出更为丰厚的一部“凉山传”——因为他有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