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演替与人的“主体性”递归：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思想及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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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赵海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项目（编号：2018CDJSK07WK08）研究成果。

作为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先驱，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以其独特的媒介本体论视角为学界留下了丰富的媒介理论和思想谱系。基特勒的媒介思想同时蕴含工具性和批判性的后人类主义话语，并为重新认识人和技术的关系、人的主体性存在等问题提供了知识经验。

本文试图从基特勒的媒介思想谱系中，探寻基特勒对人类与机器、身体与媒介关系的态度，爬梳媒介与人的主体性关联，勾画出基特勒的媒介观与后人类主义思想，并对其媒介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试图在媒介技术的演替中重新思考身体与媒介、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

共生、共存与共在：

前机器时代的媒介与人的主体性地位

从媒介发展的时间线上，古希腊时期的书写系统是媒介发展史的起点之一，但直到基特勒个人研究经历的后期阶段，他才回溯到古希腊时期，寻找符号系统的起源（Sale & Salisbury，2015：xxvi）。基于对苏格拉底与对话者的交流形式的考察，基特勒认为在文字和书写工具尚未发展成熟之前，“古希腊哲学家用自己的灵魂进行了哲学思考”（Kittler，2002/2010：34）。这便引发了一个问题——灵魂的定义是什么？基特勒对此的回答是：“一块白板立刻给出了灵魂的定义，希腊人用石板铅笔在上面蚀刻着他们的笔记和书信”（Kittler，2002/2010：34）。白板具有双重的隐喻：一方面白板构造了一种用以投射灵魂形象的媒介，白板作为想象的媒介导向了对灵魂的理解或人的本体论认识，这种“想象的媒介不仅是虚构的对象，而是与现实存在的媒介相互交织，并且相辅相成”（胡塔莫，帕里卡，2011/2020：65）。另一方面这种想象的媒介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主导媒介，亦是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中所指的内涵——媒介形式所带来的背景变革，并且人类使用媒介所产生的背景决定着人所意识到的图形的形态（戴宇辰，2018）。

基特勒（2009）认为，亚里士多德过于注重事物的形式和质料（eîdosandhúle），虽然古希腊哲学已经涉及到光、水乃至以太等自然媒介元素，但却完全在本体论层面忽视了诸如白板这样的技术媒介维度，忽略了物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直到海德格尔打破形式与质料的二元论后，技术媒介才得以取代形而上学的精神物理媒介（Kittler，2009），其重要性才得以彰显。

但基特勒也充分肯定了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因其在精神物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了朴素的“媒介”概念，基于其感观知觉理论，在缺席与在场、远离与接近、存在与灵魂之间，将古希腊介词“居间”（metaxú）转换为媒介（tòmetaxú）一词，并取代了原子论者的“虚空”（Kittler，2009）。在媒介学家基特勒和德布雷（Régis Debray）那里，古希腊时期的“技术物”是文化技艺（cultural technologies）， “文化和技术通过知识的所有附加因素形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德布雷，2000/2014：54），“‘文化技艺’强调从没有一个非技术性的人开始”（王继周，2020），语言、音乐、数学和字母表等便是古希腊时期的文化技艺。因此，在电力时代之前的媒介是“无意识”的存在，或是不为人所意识到的技术手段，媒介隐含在大自然中。只有当某种新的媒介技术开始重构人的经验、变革社会环境和创造新的生存方式时，媒介技术的主体性地位才会凸显。

即便是居于自然而未显出的媒介，仍然是先验存在的。换句话说，不是人和环境决定媒介的存在，而是“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Media determine our situation）（基特勒，1986/2017：1）。文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已经有了某种可以储存文字的媒介。白板便是具有储存功能的媒介，派生了灵魂的定义，书写了“人”的存有。媒介首先作为一种被感知的外在知识经验被主体所认知和接受，主体又从现实中存在的媒介形式去想象灵魂的存在。同理，媒介的先验性也构造了在“此在”中生存（existence）的人，并派生出人的概念，正是因为有某个时代特定的主导性媒介塑造的环境建构着人们的想象，才分别使古希腊时期和1900年代的人们形成了基于白板和电影媒介的灵魂形象。这类或属于纯粹欲望，或与现实交织的技术想象及其话语实践，就使得媒介具有先验性（transcendental）。

与作为想象媒介的白板相对应的是现实中以手为媒介的书写系统，基特勒甚至把用手书写视为是人的本质所在（Kittler，2002/2010：232）。文字由手写出，体现了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特殊性——人的思考与储存内容的过程。同时，手写延伸了人的感官知觉，使得人能够通过自然性和生命性的书写来认识万物，认清自己。书写建构人的自我认同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种认知建立在“媒介-（身体-意识）”一致性的基础上。所以，书写媒介（手和现实层面的白板）与人的身体（手）-意识（想象层面的白板对灵魂形象的投射），达成了“人即媒介”的关系，人与媒介本质上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共在”关系（Mitsein），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一方面，媒介的先验性使得“人”的概念得以确立和延展，媒介书写了人的主体性的存有，从意义与本质层面引申了“人”的观念。基特勒还将1800话语网络视为指向母亲或自然的超验能指的本质，掌握了教育系统的母亲是媒介之起源，而掌握了书写系统和言说能力的男性则创制了官僚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是自然、母亲、女性的象征，男性则象征着社会、政治和国家。1800话语网络便是作为“文化铭文计划”，旨在促进和规范社会与家庭关系，并产生了国家认同的概念（Partington，2006）。这种媒介的自反性（reflexivity）特征凸显了男性（人）的主体地位，在母亲（媒介）的教育（生产）之下，男性（人）习得了书写的能力。总之，前机器媒介时代，人的主体性都是纯粹而完整的。当自然化的想象的媒介转变为由某种人工技术而显出的媒介时，媒介的作用就不仅是对人的感官知觉和主体性的延伸，而且是嵌入到社会和文化结构以及权力关系中实施其影响。

二

离身的机器媒介：

不完美身体的显露与主体性的遮蔽

古希腊的书写媒介——白板，通过构建灵魂的想象而派生了人的观念，而手代表着人的本质特性，手写是人的自然本质与灵魂的延伸，手写出来的字迹是人的本质和个性的彰显，是一种自然事物的“产出之显突（Aufbruch）”（海德格尔，2005：9）。手的自然性使人的存在借助于自然之力的方式，达到显露灵魂或对自我意识的本质认识，即对真理的解蔽。手与白板共同彰显着人与媒介“共在”的主体性。然而，机器时代的书写媒介则是吞噬灵魂的黑洞。当书写被普及化，且机器媒介取代手的书写之后，书写使得主体深处的灵魂完全暴露在可以捕捉声光信息的媒介之下，出现了“尽管身体竭力避免书写自我，却意外地留下了无法擦除的痕迹”的现象（基特勒，1986/2017：8）。

身体之所以逃避书写，正是因为这种可以真实记录和铭刻声音、画面、文字的媒介技术的诞生，产生了类似本雅明所说的灵韵消失的后果。机械复制时代，人必须在打字机的自动化书写中“接受机械训练而变得合乎规范”（本雅明，1973/1992：19）。身体看似在机器上书写，实则是由物质化的机器媒介书写身体。伴随着身体的显出，媒介技术打破了人们对灵魂完满性的想象，且机器书写不再具有对灵魂想象的投射功能，人的灵魂却在机器的驯化中逐渐消失，自然的书写经验退场，留下的只是赤裸的不完美身躯。

人的主体性地位受到媒介技术的挑战，导致了身体的显露与灵魂的消逝，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感知经验的颠覆与重构。人的一切感觉都在时间中发生，人类存在的基本经验是时间的不可逆性（Kittler，1997：130）。然而，媒介技术对时间的操控创造了新的时空结构，使已经流逝的时间经过媒介储存后重新具有“实时”乃至“随时”的特性，时间的可逆性和随变性成为了现实。媒介对实时时间的转录和对时间轴的操纵，使媒介重塑了人的感官。正如书写作为储存信息的垄断媒介，可以带给人们幻觉的力量，而当电光媒介产生之后，这种幻觉的力量便消失了（基特勒，1986/2017：11）。基特勒对此解释道：“我们对自我感官一无所知，直到媒介提供了模型和隐喻”（Kittler，2002/2010：34）。在这个阶段，以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三大传统媒介中仍然保留着人对声、光和文字符号等象征物的间接感知，人依然能从中介化的机器媒介的感知中得到身体经验，即便这种经验已经不再从自然中直接获得。但这种间接的经验使人的感受不再重要，因为（机器）媒介是源始时间与经验时间的操控性中介，媒介时间性作为一种环境，将人与自然剥离（张磊，2020）。

当书写与它的本质起源（手）分离时，人与存在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Heidegger，1992：80；温斯洛普-扬，2011/2019：84）。以现代科学为物质基础的纯粹工具性的人工技术，却使得人的感官经验与书写文本之间的统一性被机械的力量割裂开来，感知的退化意味着人的主体之于媒介的逐渐退场。人的感官和身体湮灭于机器媒介对真实实体的复刻，并且对实体复刻的相似性达到了原物机械化产出的效果，具备了物理上的精确性（基特勒，1986/2017：12），进而这种“相似性”也被表象所取代（车致新，2019：156），相似性的消失象征着与表象相似的一切都消失了（福柯，1966/2001：16）。

至此，基特勒（Kittler，1980）曾主张的“将灵魂逐出人文研究”的思想得以体现（唐士哲，2017），“自动化书写行为不再是以人为主体的阅读行为”就证明了这一点（基特勒，1986/2017：237）。机器媒介对人类感官的割裂，使人类对物的直接感知消失，基特勒认为这种感官的“断裂”是由于中介物的新媒介技术出现后导致人的感官陷入了新的时空环境中，割裂了原先知觉感官与内在意识的联系。媒介技术与人类经验之间并非是联结性的延伸，而是结构性的断裂，技术颠覆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经验，同时解构了人的独特性和自然性，使人无法认识和操控机器。

基特勒把机器媒介打破书写垄断的1900话语网络的到来，看作“人已消逝”的标志（Man simply died around 1900）（Kittler，1985/1900：258）。以打字机为代表的书写系统，把人类带入一个机器主导的世界，让人们越来越有机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的不完美。这种通过对时间轴的操控又使人的感官脱离了书写的过程，将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使其褪去了神性，这种机械化和物质化的书写，“遮蔽了书写和笔迹的本质，使人丧失了主体地位，而人类却没有完全体会到这种剥离，也没有意识到它已经改变了存在对于‘人之本质’的关系”（基特勒，1986/2017：232）。人的主体性存在状态终将从伊甸园般的自然原始的本真（理想世界）堕入世俗社会的沉沦（现实世界）。

三

代码隐藏下的数字媒介：

媒介主体性的凸显与人类主体性的消逝

数字化的技术媒介将抹杀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概念（基特勒，1986/2017：2）。事实上，基特勒对媒介概念的认识和分析并不囿于媒介实体，而是从本体论层面认识媒介的本质。因计算机作为数据处理器（media are data-processors），集成了储存、传输、处理数据三大功能，基特勒将这样的“技术媒介”视为现代媒介（Kittler&Griffin，1996）。由传统媒介到技术媒介演化的历史，在基特勒的媒介考古学谱系中有迹可循，基特勒将其称之为“递归”（recursion），即某个媒介技术的产生会影响源初媒介的发展和演化，而这亦表现为媒介的自组织和自创生（autopoiesis）（许煜，2019/2020：51），经典的递归性技术应用于图灵机——用于制造“机器意识”或“大脑机器”的实验。古希腊的字母表符码系统就是源初媒介，书写系统的诞生为计算机的自动化书写提供了可自主模拟的技术媒介实践。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的发明，使浪漫主义的符号系统分流为声音、画面和文字三种新的现代主义话语表征。打字机将前机器媒介时代的线性的、流畅性的和无限制的书写系统，变为了离散的和被空格分隔的字符，并将字母局促在有限的键盘之上，加之早期的打字机设计就考虑到方便盲人等身体残障人士使用，这为实现计算机的预测能力提供技术支撑。计算机的“写入”和“读取”呼应着前机器媒介时代的书写和阅读，所有信息表征均回归到数字符号系统，这正是图灵机的运行规则，因为图灵机的发明“实际上是将字母表的26个字母，简化或纯粹化为最基本、可切换开关的状态”（黄顺星，2017）。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设计的二进制计算机则完全呈现出数字化的原则，通过模拟和数字的方式传输数据。基特勒还把现代战争中的自导巡航导弹视为递归性反思的自主行动者，机械主体与人类都是具有自反性特征的现代主体（基特勒，1986/2017：200）。因此，在基特勒看来，计算机的出现也并非偶然，而是媒介递归演化进程的必然规律，而基于控制论机器的数理逻辑在函数运算中的自我反思（Reflexion in sich）特征同样体现为递归思维。

媒介技术的自反性递归体现了主体性的一面。对于人而言，这种自反性递归也表现在人的自我回归上，即“使人们通过对他者的认识来把握整体”（许煜，2019/2020：112）。与媒介技术的递归相对应的是，人透过对媒介的认识和内在反思而抵达对他者和自身的理解，这种主体性的递归不仅是一种复归，而且是以媒介技术为反思对象的有扬有弃的动态过程。人的主体性递归表现为：复归到古希腊时期那般人与媒介共在于自然系统之中，灵魂与自然同一的完美状态，以作为支撑递归性的内在力量；同时人与媒介在主体性的递归上既有各自的交互性，又在共同体状态存在的结构基础上，实现同一的自主递归运动和自发生成（generatio aequivoca）结构，在扬弃的动态过程中抵达自我的回归。

然而，在“人与媒介在世存在”的关系中，技术系统与人同在一个生活世界之中，媒介技术的演替与递归总是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变迁，当媒介技术朝着机器智能的方向演化时，人的自反性却不断被前者步步蚕食。数码时代的计算机对于人而言是更加不可见的，人们实际上并不能理解计算机的硬件原理和内置的权力结构（Gane，2005）。

基特勒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运行模式分为真实模式（real mode）和保护模式（protected mode）（Kittler，2013/2014：212）。“真实模式”对应着软件的可使用性，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同时作为欺骗用户视觉的幻象而存在。基特勒认为计算机对光学感知的模拟实际上是对人类感官的“欺骗”（Kittler，2001：34），人们经由计算机界面观看到的“所得”，并非意义本身，而只是一个电脑芯片（Kittler，2001：41）。“保护模式”的硬件（芯片处理器），则是真正的物质性存在。保护模式的目的在于防止用户接触并篡改计算机的程序语言和运行逻辑。计算机将人们隔绝在通往技术媒介（硬件）的核心“权限”之外。技术所运用的复杂运算逻辑的软件程序，以及体现着技术霸权的芯片硬件，使人类在技术媒介面前表现出仅有使用权，而无控制权的趋势。

计算机操作的自反性彰显了机器的主体性地位，自动驾驶等智能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正凸显着技术媒介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改造与形塑的力量；相反，人对技术媒介或智能机器的干预则越来越少，而这正是计算机或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在二元权力结构配置的结果。基于此，基特勒认为人们实际上难以操控机器，人类并非媒介的主宰，反而是人的感官知觉在媒介的遮蔽下，受制于技术媒介的权力结构，嵌入信息通信技术的传统权力不能在数字媒介时代的社会系统中发挥作用机制，按照基特勒的观点，芯片处理器代表的二元权力结构，才是现代社会的权力等级秩序的隐喻，所以他主张应该从芯片架构设计的微观结构出发，重建社会学（Kittler，2013/2014：214）。

综上，基特勒的媒介思想中，媒介演替规律有一套仅属于“自己”的发展逻辑（车致新，2019：24），计算机不只是机器，而是以媒介形态存在着的主体（Kittler，2006）。作为自主演进的媒介技术，计算机是伴随着书写系统演进而来的。计算机程序的“写入”或“读写”功能既是对此前书写系统的复刻，对所有以往所有媒体的书写与记录；又将所有可见之物转化为不可见的以数据为基础的软件程序，即抹除了声音、画面和符号之间的表象差异。因此计算机所“书写”的代码程序具有不可见性的特征。基特勒用“软件不存在”（There Is No Software）来揭露媒介的不可见性和不可接触性，不仅人们无法察觉计算机的运算和处理过程，而且也不能深入接触和理解计算机的核心硬件结构（Kittler，1995）。从基特勒的视角来看，计算机或人工智能才是主体；人反而作为媒介储存和传播的信息机器，沦为了一个只是按下启动键使技术媒介得以运行的“工具人”，人的主体性已然在技术不断的“逼迫”下走向消逝。至此，基特勒从媒介中心论的角度出发，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后人类时代的图景：人虽身处技术之中，却又与技术相隔甚远，技术媒介好似一副“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般”的超真实幻象，而人类只是打开了幻象的魔盒，最终迷失于幻象之中。

四

结论与反思

如果说1800与1900话语网络分别对应着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那么基特勒未曾论及的2000话语网络则对应着数字媒介时代的本体论。基特勒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当下传播学研究的媒介转向问题。他主张将具有自动化学习和演化能力的智能机器视为一个可以自如控制和处理信息的主体，而非人类操作的工具。媒介作为人的主体性和社会结构的形塑者，不仅派生人的观念，而且有塑造社会的力量。人类从以手为媒介的书写垄断的崩溃，到女性打字员在社会中取代了原本由男性主导的书写地位，这种断裂图景中产生的性别倒错，只是媒介技术对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影响的一个侧面，但足以体现“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的窘境。

基特勒的媒介思想显得较为激进,他认为每一种新的媒介并非仅仅延伸了人们的感觉，而且会造成感官“断裂”的效果，进而遮蔽人的身体存在之维和人类主体性地位。与麦克卢汉、海德格尔、彼得斯等思想家相比，基特勒无疑走的更远。

无论是媒介环境学派的麦氏，现象学的海氏，亦或传播哲学家彼得斯，后人类主义者哈拉维、海尔斯等人，他们都看到了技术对人类主体性的重塑，以及技术催生个体意识的觉醒，但始终将人置于媒介分析网络的中心，关照着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技术必须依赖人的主体性地位才得以存在，技术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人”才是存在于世的“亲在”（Dasein），媒介技术的存在是基于人之于媒介技术的意向性体现，媒介技术的演化趋势亦是为了适应人的身体构造和人对技术的便捷化、智能化需求。故在人类的交流传播史中，身体从未缺席，人类的交流离不开物质身体为在世存在的根基。在身体、媒介与后人类主义的交织下，我们正在重新发掘身体的意义：即身体有着其他媒介所不具有的兼容性和灵活性，在万物皆媒时代，人的身体应当是“所有媒介的媒介”，是交流中最重要的媒介，具身经验虽然由技术建构，但技术也并非独立于人而存在，身体与技术在相互构造与实践中强化着人的主体性。因此，“媒介不可能消失，我们也不可能变成天使”“身体就是我们的存在……身体是我们正在旅归的故乡。”（彼得斯，1999/2017：91-93）

基特勒尝试超越麦克卢汉、海德格尔、彼得斯等人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媒介理论，试图脱离将媒介与身体相勾连的思想窠臼，投身于关注媒介技术的物质性——物质媒介（包括自然的和人造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等）的物性和主体性。他有意回避了人对媒介技术的能动作用，将存在的人仅仅视为媒介分析的如影随形的客体或参照物，并内化为媒介技术结构中的他者，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地位。在基特勒眼里，媒介是先验存在的，人的概念既是由媒介生发或派生出来的，同时又被媒介技术所湮灭。反之亦然，人的主体性走向消亡的历史，亦是媒介不断演替的发展史——似乎从字母表发明出来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计算机会出现在人类社会的宿命。机器媒介重塑了人们的感知和意识，人的主体性全然被媒介所遮蔽。计算机发明后的数字媒介时代，一切符号系统都规约为数字，软件的不可见性与硬件核心的不可接触性，使人完全从技术媒介中剥离出去，而这也是人们无法接触到的实在界；计算机的自动化和自主运算能力，以及当前人工智能的自主进化和学习能力，都在彰显着媒介主体性的存在之维。这正应证了Deuze（2011）那句：“由于媒体的无孔不入和无处不在，它正在变得不可见”。

这一时期，基特勒由“后”学迈向了“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境界，并试图构建一种将人从技术媒介中彻底抽离的媒介理论观，转而关注媒介的物质性本体论，考察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媒介技术、媒介物质性、关系和情境之间的动态交织过程。媒介具有改造和主导人的感官的功能，或者说媒介主导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崩溃与人类感官的断裂，在主体化的媒介面前，人的感官被遮蔽了，身体及人的主体性逐渐消失，人只是在由媒介所构建的行动网络中感觉和行动的客体，人成为了媒介技术主体的投射，就像自我与他者相对时，往往看到的是自我形象的投射一般，内化为媒介技术结构中的他者。在这种情境下，如同人们无法触及硬件的保护模式一样，关乎“交流”的问题也就失去了意义。从这一点来看，基特勒的思想深受以福柯、拉康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影响。

可以窥见，基特勒的媒介谱系中呈现出两条线索：一是媒介具有先验性，其演进具有自主性，从“具有想象性与现实性双重属性的媒介”到“物质性的机器媒介”再到“不可见的技术媒介”；二是人的主体性地位呈现出：文化技艺与人的主体性“共在”→离身化的媒介遮蔽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完全退场。“历史的终极主体是技术”（温斯洛普-扬，2011/2019：94），这也是基特勒中期的后人类主义媒介思想的观点。

当媒介消除了人的感官、身体乃至人的主体性之后，替代人之存在的是什么？剥离了身体和人的去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留给我们继续研究媒介的理论资源和空间又是什么？人类应该如何从媒介的“步步紧逼”之下找到身体所处的位置并找回主体性？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曾断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假若人与万物相齐，那么世界又以何为尺度呢？从基特勒晚期的研究来看，古希腊时期的人与媒介的关系曾处于原初和本真的状态：人们用手来进行书写，因人是自然的产物，手作为人身体的一部分，是能充分彰显自然属性的书写媒介，白板作为想象与现实交织的媒介，既是现实的媒介，也是构建灵魂观念的想象媒介，象征着人类对存在与本质意义的追问，于是便形成了“人=媒介=自然”的等式，即人与媒介达成了在自然生态下的“共在”关系；这是人的原初与本真的自然状态，如同婴孩一般，人的主体性未曾缺失，人通过书写来不断意识到自身主体性的存有。

相比于后人类思想的媒介本体论，基特勒在后期转而探讨人与媒介相互交融的关系本体论，即媒介不只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中介化工具，人与媒介之间存在着最为直接的交互关系，媒介同样决定了人的存在，但人也创造了媒介，人与媒介“共在”于世界之中。这一关系本体论的转向与海德格尔晚期与欧洲传统理性派的论战中提及的“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的看护者”相得益彰。基特勒重新思考了人和媒介的关系，尤其是他对古希腊时期符号系统的媒介考古研究，试图寻找人类主体性复归的途径：人类从来都不是地球的中心和主宰，理应是与万物平等的地位，而不是对立的关系。在自反性递归的技术面前，人或许应该暂时放下中心主义的优越感，退一步谦卑地看待和理解世间万物。当我们放下人类中心主义而以“物”为视角，以平等的态度处于“人-（媒介）物”的关系中时，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够被凸显出来，人类才能正确对待赖以生存的世界，并从人的“主体性递归”中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找寻人的身体所在的位置，在人与媒介“共在”的主体性中达到人们保有纯粹灵魂或自我意识的状态。这也许是基特勒将海德格尔的诗居思哲学视为现代媒介意识的显出的缘故（Kittler，2009），也是未来媒介研究的前景所在。

总之，基特勒的媒介思想既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也为数字化生存时代的隐忧提供了足够的警示。从理论而言，基特勒的媒介思想为我们反思主流传播学重内容、轻媒介的现状、重新理解媒介等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这或许是传播学研究范式变迁的重要契机。从现实角度看，媒介已经浸透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构建了媒介化的生态，甚至取代人们的思考能力乃至行动能力。基特勒的媒介观无疑为人的贪婪和惰性敲响了警钟，如果人们仍然沉浸于媒介塑造的“数字牢笼”而不自知，那么人类终将沦为媒介的奴隶，并任由技术摆布。因此，人或许应该暂时放下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在媒介技术的“步步紧逼”之下找到身体所处的位置并找回主体性，从而达到人与媒介、自然和谐共在的理想状态。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6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阿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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