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比司马迁差了几个人性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

这两句千字文，说的是东亚大陆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聪慧的先民们很早就知道用文字记录历史，而且，本着术业有专攻的精神，记录历史这个活儿，一直是由专门的家族代代相传的。又因此敬业精神和家族荣誉深度捆绑，先秦的史官绝不容许编造、歪曲、隐瞒历史的真相。

这是砸牌子的事情！豁出性命也要阻止。所以，权臣也好，君王也罢。谁都不能干涉太史家族忠实记录历史。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晋董狐笔，在齐太史简”。

司马迁就是生在这样的家族。他家祖上从周朝开始就是负责记录历史的典史。一代又一代，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手里，还是当太史天官。一直到这个时期，当时人们能看到的记录历史的书籍，除了“春秋”、“国语”、“尚书”，就是所谓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书，要么微言大义，挂一漏万，要么体例混乱，深奥难懂。于是司马谈去世前留下遗嘱，要司马迁继承祖业，完成记录历史的责任，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也就是光宗耀祖的意思。司马迁答应了，接了父亲的班，开始着手准备。

在这个时期，司马迁虽然年轻气盛，自信满满。但他还是很低调、谦虚的。和父亲一样，司马迁对孔子，对《春秋》都充满了敬意，决心向孔子等先贤学习，向《春秋》学习，写出一部“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已达王事“的著作。但是当同僚诘问他说：孔子那时候，上面没有明君，下面人才得不到任用，才写《春秋》来为天下仪表。现在上面有明君，下面人才都能各司其职，一切都很完美，你还老提《春秋》的事情，你是什么意思？

这话很毒啊，很像如今有很多小粉红们说的：如今国家那么好，那么厉害，你还老提鲁迅，老说什么负能量的言论 ，你是想给美帝递刀子吗？

这么阴险的挖坑，能套住司马迁吗？

当然不能，他回答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不是只有讽刺啊，也有很多歌颂赞美的言论啊，再说了，我写的东西哪能跟《春秋》这么伟大的著作相提并论，您太抬举我了。

自古以来，权力这个东西对自由言论，天生就带有满满的恶意的！

司马迁躲过了同事小粉红壶遂挖的坑，却没能躲过命运的坎。性格决定命运，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昧着良心说假话，所以在皇帝刘彻询问他对李陵事件的意见的时候，他说了一堆让皇帝很不爽的话。终于遭遇不幸。不过好在刘彻有个变态爱好，喜欢割手下的蛋蛋。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交代的事情，也为了自己的理想，接受了这个屈辱。

但是在坚持太史这份职业的荣耀。坚持说真话，说人话这一点上，司马迁没有屈服！这才有了彪炳千秋的中华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割屌皇帝刘彻给司马迁们来了个釜底抽薪，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手段，培养了无数的权力的舔狗——儒生。虽然他自己，甚至包括他的孝顺曾孙刘病已，都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些舔狗儒生，他们更喜欢黄老学派。

可是儒生的对权力的舔狗本性，注定了他们面对权贵时的态度一定是：权贵虐我千百遍，我待权贵如初恋。

比如说那个杀了董卓的王允，汉灵帝宠信宦官，逼得他被迫改名换姓，四处躲藏。结果他还是认为灵帝的祖宗刘彻应该杀掉司马迁，还是大骂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谤书”。

贱呐，真是贱呐！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权力面前，是没有人性的空间的，包括拥有权力的人自己，也失去了人性。

还是说说王允，他在杀了董卓之后，暂时拥有了西汉王朝的巨大的权力，也就彻底失去了人性。只因为蔡邕没有表现出对董卓被杀这件事的欢欣鼓舞，就一意孤行，坚持杀掉蔡邕。

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真的是和人性天然绝缘、对立的！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跪舔权力的儒生遍布华夏，进而影响整个东亚大陆，虽然始自割屌皇帝刘彻，但真正形成气候、规模，乃至深入骨髓，还是要到东汉以后。班固们出世了，帝吧们才开始出征。

班固的出身跟司马迁不太一样，他不是来自正经的史官家庭。而是来自一个皇亲国戚的家庭。妥妥的红N代。他的姑奶奶是汉成帝刘骜的小老婆。他的爷爷班稚跟王莽是发小。按照班固自己的说法，班家是从班固的高祖班回开始学习儒家学问的。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了班固这里，终于彻底跪倒在权力脚下，再也直不起腰来了。

这是怎么一个过程呢？

先说班固的姑奶奶班婕妤，面对汉成帝刘骜这么个花心大萝卜，她不要说学什么吕雉、甄嬛了，就连吃醋都不敢。老公邀请她同坐一辆马车，她也以古代圣贤明君出门都不带老婆为理由，加以拒绝。即便如此，赵飞燕姐妹还是不放过她，想尽一切办法要弄死她。班婕妤不愧是古代妇女三从四德的典范，面对这种种迫害，她选择了彻底退让，躲进长信宫，孤独终老。

再说班固的亲爷爷班稚，和王莽是发小，称兄道弟的关系。和姐姐班婕妤一样的性格，温良恭俭让。面对权贵，总是小心谨慎，唯唯诺诺。

王莽掌权后，为了给自己营造太平盛世的气氛，命令全国各地都要“采颂声”，也就是唱赞歌，报祥瑞。班稚这时候在广平王国当宰相，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响应王莽的号召。但是就这一次没有附和权力，却差点儿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朝廷准备把他和那个不但没报祥瑞，反而报告灾情的琅琊太守一起诛杀。幸亏皇太后看在班婕妤的面子上，帮班稚说了句好话。才放过了他。

不过这班稚已经吓得不轻了，赶紧主动辞职去给皇帝看坟墓，这才平安终老。轮到班固了，他和老爹一样爱好文学，九岁就能作文诵赋，也想学着司马迁写一部史书。

这父子两此时已经是儒家的深度中毒患者。因为儒家自从被定于独尊的地位之后，就越来越走样、变形，逐渐的成为吹捧权力、固化思维、泯灭人性的邪教了。那些儒生写的注释经文的书，越来越多，读者写书的人的脑子也就越来越昏。万事万物都要用他们所谓的圣人标准来测量一下，不许别人越雷池半步。至于自己嘛，智商情商都高的家伙就会人前一套，人后一套。

最典型的就是朱熹大师。他明明知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可是他就告诉大家伙儿，要灭人欲，存天理。要截断别人的源头活水！

更多的儒生是入戏太深，连自己都骗，出了他们自己定得那个圣人的框子，连一步路都不会走了。班彪班固父子就是这样的情形。

父子俩文采确实都不错，班家除了老二班超是个另类，武力超群。其余的孩子，不论男女，个个都是文采斐然。所以这爷俩对司马迁也是颇不服气的。你看他们如何评价司马迁和《史记》：

说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

说司马迁“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啥意思呢？就是批评司马迁写史记的是非观不按照圣人的框框来；PS：这圣人的框框本来就是后人强行附会胡说的，甚至连圣人这个称呼也是孔夫子极为反对的。还说《史记》里面讨论大道首先依据的是黄帝、老子的理论，把儒家的六经这样的经典置之脑后；写游侠故事不写那些隐士文人，却喜欢写奸雄；讲经营货物求利的故事就只崇尚有钱有势的人，认为贫贱的人可耻。班固认为这都是《史记》的缺点。

班氏父子的观点，正反映了，经过西汉王朝一百多年的努力，歪曲混乱的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终于从朝廷的政令深深地植入了普通人的大脑。华夏文明从此和歪曲的儒家思想深度捆绑，犹如猴子戴上了金箍，创造力大大地打了折扣。

司马迁只是“先黄老而后六经”，都被班氏狂喷，那些“非六经”的人，被儒生恨之入骨也就不奇怪了。在班固这样的儒生眼里，天下所有人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他们注解的六经，这有点儿像西方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一举一动都要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稍有差池就要诛灭之。可是他们又不承认儒家是宗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即没有胆量，也没有实力去对抗世俗的王权。

前面我们说过，蛮横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天然地排斥、拒绝人性。儒家面对这样的权力，以及这样的权力带给儒家的独尊的地位，别无选择，只能屈膝匍匐。这就是所谓的勾兑。

勾兑的结果，就是或许还有一些读书人的人性未泯，但绝大多数的儒生都选择了“权贵虐我千百遍，我待权贵如初恋”。

可是这种面对权力的舔狗主义，并不是天然就有的，孔孟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大多数士人不仅不尿权贵那一壶，经常敢于和权贵分庭抗礼，甚至有时候还会傲视权贵。那个时候的权贵们知道“万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成了君王权贵们的共识。

那个时候的儒生田子方遇见当朝太子，不但不让路，连正眼也不瞧一下 那位给他让路、并且向他行注目礼的太子。年轻气盛的太子实在是忍不了这口气，就大声质问：是富贵的人有资格骄傲，还是穷鬼有资格骄傲呢？

田子方仍然不用正眼看那位当朝太子、后来的魏武侯，不阴不阳地回了一句：“当然是穷鬼可以骄傲了，富贵的人怎么敢骄傲？”

这意思是大家都知道的：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可是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权力彻底胜利，成为普天之下最令人生畏的东西，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制约它了。商鞅、李斯、叔孙通，董仲舒这些人又配合秦皇汉武们加强了这个制度。

到了这个时候，即使贵为王侯将相，奴性人格也难以避免了。就算还有少数不知死活的光脚汉不怕穿鞋的权贵，他也得怕那些同样光脚的、但是奴性深重的舔狗。这些舔狗最擅长的除了舔，就是咬。自觉、主动地咬那些不识时务，不惧权贵，不尊六经的光脚汉。

班固就是这样的舔狗。他同样继承老爹的遗志，要修正他们父子认为的司马迁的谬误，写一部弘扬大汉之德，宣传汉朝正能量的《史记后传》。不料被同类舔狗举报，说他“私修国史”。也就是说他没有资格写史书，不管你写的是不是正能量，没有权力的允许，就是犯法。

而且是很重的法，要杀头的。

幸亏班家还有一个身强力壮的班超，他连夜骑马赶赴洛阳，托关系给皇帝上书，解释说：“我哥哥写的都是正能量，都是歌颂大汉皇帝的丰功伟业的，他是在修正司马迁的谬误，请皇上明察，饶了我哥哥”。

汉明帝于是很好奇，就找来班固写的《史记后传》，PS：那时还不叫《汉书》。一看那，还真的是写的都是汉家的好事儿，比如写汉高祖刘邦，就在司马迁的基础上给老刘家找了个有头有脸的祖宗——尧，说老刘家是尧帝的直系后裔，这下，老刘家的人当皇帝不就更名正言顺了嘛。而且，这班固的文笔还很不错，生动精炼。

刘庄越看越高兴，下令放了班固，还封了个小官——兰台令史。让他先写一篇《世祖本纪》，也就是刘庄的爹，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事迹。

班固死里逃生，还当了官，虽然官位不大，但好歹是体制内的人了。于是玩了命的写《光武本纪》，很快就完成了刘庄交给的任务，把刘庄的老爹刘秀夸成了一朵花。这还不算，班固又再接再厉，写了《两都赋》，把刘庄本人也狠狠地夸了一顿。说什么明帝刘庄在位，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陆詟水栗，奔走而来宾”。夸得汉明帝刘庄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下诏说：“永平（明帝的年号）之政，百姓怨结”。

但是不管咋说，这个差点儿死在皇权专制制度下的班固，对刘氏皇家感激涕零，感情深厚。汉明帝刘庄也就做个顺水人情，允许班固奉旨写《汉书》。

当然，班氏父子、兄妹三人共同完成的《汉书》，也是一部很好的史书，和《史记》、《后汉书》一起并称为“前三史”。

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货值传》，可以看到仅仅一百年，由于歪曲的儒家思想的渗透人心，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性观念的变化，多么令人思之极恐。

《史记·货殖列传》的开篇是这样的：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chu huan)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啥意思呢，就是老子说呀：“最好的达到了顶峰的政治，（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互相守望，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都觉得自家的饭最甘甜，自己的衣服最好看，习惯于自己的风俗，享受自己的工作的快乐，一直到老死也不来往，不串门。”但是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当今时代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几乎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认为：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像《诗经》与《书经》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眼睛、耳朵想要听最悦耳的音乐，看最美好的景色，嘴巴想要吃到尽可能多的各种牛羊猪狗的肉味儿，身体安于舒适享乐，精神上还想要体验炫耀自己的财势的快感，让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精妙的言论挨家挨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教化他们改正。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用利益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法规制度来）约束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这就是有人性，通人情的思想啊!两千年了，司马迁的思想竟然和现代文明中“以人为本、政府不与民争利”的原则若合符节！而且，虽然班固说司马迁是“先黄老而后六经”，但司马迁也并不是拘泥盲从老子的话，而是实事求是，从现实出发，指出老子的理论有不切实际的地方。这真是太了不起了！

再来看一下《汉书·货殖传》的开篇：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tuò）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cī）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这又是啥意思呢？

翻译过来就是说啊，过去的君王的制度规定，从天子、公、候到普通百姓，各种衣食住行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的，不能弄混了，更不允许僭越。就像县团级干部不能享受厅局级待遇一个意思。

管子说说古代的士农工商这四个阶层的人们，就像邻国百姓一样分开居住，老死不相往来，人们各自在规定的区域讨论切磋自己的工作，不许看不该看的东西，就不会见异思迁。就会只认为自己吃的食物最甘甜，自己的衣服最漂亮。时间一长，再看见漂亮的、五颜六色的好东西，也会视而不见，认为与自己无关，就像北方的夷狄和南方的越人一样，格格不入。这样一来，百姓欲望少，事情就少；财物足够，就不会争抢。君王统治者再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教来管理百姓，人民才能知道廉耻而且懂得敬畏，看重仁义而轻视利益。这就是夏商周三代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不需要严酷的手段而能使国家安定的大概原因。

这TM的不就是把老百姓当猪羊一样圈养吗？怪不得当官的老说自己是“牧民”呢！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被班固批为“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司马迁，并不拘泥于黄老的言论教条。而到了脑子被塞住的班固这里，同样的言论，因为是从管子嘴里说的，他就信以为真了。说什么只要把老百姓分开居住，分开管理，让他们不能互相往来，互相交流，人民就会清心寡欲，就会任劳任怨，就不会攀比，就能甘其食美其服，也不管这食物是不是猪食，这衣服是不是破衣烂衫。

让老百姓清心寡欲，贱不逾贵，在民之上的权贵们饫甘餍肥之后，抹着满嘴的油，穿着华丽的皮袄，坐着漂亮的马车，来教导百姓讲道德，懂廉耻？这不是扯淡呢嘛？

咱们接着再往下看，

《史记·货殖列传》接着写道：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翻译一下就是，《周书》上说：“农民不种粮，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干活，很多事情就要陷于停顿，商人不做买卖，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管理山泽的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得不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来源。来源广，就能富饶；来源窄小，就会贫穷。它们对上来讲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来说可以使家族富有。富裕和贫穷的道理就在于此，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代替。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

姜太公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鼓励女子纺织，极力发挥她们的手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都背着襁褓里的孩子，赶着车子来归附他。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腰带，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理衣襟来齐国朝拜。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府，齐桓公因此称霸天下，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而管仲自己也拥有三归采邑，他的地位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

所以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富足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富有自然产生礼仪，贫穷就会废弃礼仪。所以，君子富有了，就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深渊里面就会有鱼，深山里面，就会有野兽，人民富了，仁义也就随之而来。。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不会死在大街上。”这并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壤壤；都是为了利益来来往往。”即使有千乘兵车的君王，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PS：司马迁应该是东方大国最后一位世袭的史官，家族的荣誉，职业的信仰，加上丰富的学识阅历，使他保持了清醒独立的头脑，所以他说的基本上都是实实在在的人说的话，是真实的自己说的话。农民不种田，天下人就都要饿肚子；聪明人就是比愚蠢的人更容易发财；吃饱穿暖了，老百姓才有可能听你讲道德，跟着守礼仪。这不都是最道地的大实话吗？

可偏偏后来的那些儒生，一个个像是跳大神的巫师，被他们所谓的圣人附体，说的话都是圣贤要他们说的，而不是自己要说的，也就不是人说的话。

权贵们嚷嚷着要给老百姓记道德账本，不许百姓点灯，自己却无法无天，到处任意放火。

班固们呢，只会指责地位卑贱、身份低微的老百姓。顶破天，批斗一下同僚，目的却是为了自己上位。

批评君王？那怎么可能，这样的事情，连听都不能听！司马迁的女婿杨敞，贵为丞相，只是多听了几次霍光他们批评废帝刘贺的事情，不就活活给吓死了嘛。

后面的内容还很多，我就不逐一点评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来这两篇文章对比着看一下。司马迁赞成人们追求财富，享受生活。但他并没有嫌弃穷人，他只是嫌弃那些没有世外高人的真本事，却整天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的穷酸书儒生。

班固呢，强烈指责那些富商大贾，有了两个钱，就想和王公贵族，甚至想和君王享受一样的物质、精神生活。真是到处张扬，不知收敛。殊不知他的六世祖班壹就是这样的大财阀——“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

当然，依附于权力、依赖于圣人的儒生们，怎么会批评自己的老祖宗呢？那是大逆不道的。

再说一个事，班固嘲笑司马迁那么高的智商，却不能明哲保身，落得个下狱被刑的凄惨下场。结果他自己的下场比司马迁还悲惨，《汉书》没有最后写完，自己就因为站错了队，受窦宪案牵连，不巧又遇到仇家，同为权力舔狗的洛阳市长来审案。终于是死于狱中。

好了，各位客官，就说到这里吧。麻烦您先点个赞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