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身份尴尬的网络主播

引发争议的“主播艺人经纪合同”。 记者 叶永春摄

本报记者 叶永春 实习生 吴莹

坐到镜头前，她们自称是“十八线女主播”，每天努力直播六七个小时，聊天、微笑、唱歌、跳舞……吸引粉丝们收看“打赏”。直播平台的积分，是她们的主要业绩；粉丝的“打赏”，是她们的额外奖励。而初次直播的她们，缺乏技巧，没有资源，需要借助“公会”或公司的平台来增加人气，提高业绩，“公会”和公司则从她们的业绩中抽成，作为经营收益。然而，这看似合理的关系架构，却随着直播的继续，问题和争议一个个浮现。

劳动关系VS经纪关系

一纸“经纪合同”引发争议

“本想到苏州找个工作，却阴差阳错成了主播。”“00后”的小莹，来自安徽，暂住苏州市吴江区。今年2月下旬，她在线上招聘平台看到一家文化公司招聘文员、前台等，便提交了应聘信息。不久，该公司人事主管通知她前去面试。“面试的时候，主管说我适合做主播，公司也在招主播，月薪保底6000元，做满3个月还交五险一金。”小莹觉得不错，在试播几次后，便与公司签了合同。她注意到，公司与她签订的并非劳动合同，而是“主播艺人经纪合同”。

“入职”后，小莹按照公司要求，每天在“酷狗直播”平台直播至少6个小时，“直播时以聊天为主，至少要唱七首歌”。她的收入，主要取决于直播时长和在直播过程中完成各种任务，平台根据时长和任务完成情况，核算她所获得的“星豆”，公司再将“星豆”提现，按比例发放到她的账户。做女主播两个月，小莹发现每月实际收入低于“保底6000元”。因身体不适，需到医院就诊，小莹提出请假。不料因此与公司产生争议，被公司认定为旷工，“一天要扣600元”。小莹提出了“离职”，要求公司支付上一个月的“工资”，可至今未能解除合同，钱也没拿到。

女主播小文的经历，与小莹相似。“95后”的她来自江西，毕业后做过市场销售。今年3月，她到苏州一家文化公司应聘前台，人事主管说她“声音好听”，建议她做主播。“主要是听说月薪保底7000元，还有提成，我才想着试一试。”然而初次当主播的她，直播业绩一般。没多久，公司运营主管劝她退出，小文不甘心，将直播时间调整到夜间，虽人气有所提高，但并无大起色，于是决定停播。但她之前一个月的“工资”一直被拖欠着，她和同样被“欠薪”的主播一起找老板，老板直言“去法院告吧”。

前不久，小文等主播到相关部门申请劳动仲裁，未被受理。她们这才发现，因公司与主播签订的是“主播艺人经纪合同”，双方之间未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合作共赢VS“被割韭菜”

说不清道不明的提成和扣款

相比小莹和小文，来自黑龙江的小路性格更为活泼，她的直播业绩逐月上升，有时月收入能超过一万元。但小路发现，随着自己业绩提高，公司从她身上扣除的钱也会增加，“有种被割韭菜的感觉”。“特别是应聘的时候，人事说我的提成比例能到84%，后来又说所谓的84%，是一部分提成给54%，另一部分给30%。如果照此算，把提成分成100份，每份给1%，不就可以说是100%了？”小路对此不满，向公司提意见，结果被踢出了工作微信群。

小路向公司提出“辞职”，要求公司将她上个月直播所得的一万余元发给她，结果公司按照“规则”对她进行扣款。她算了算，扣除账号费以及之前发放的奖励等费用，她能拿到的钱所剩无几。而且，即便是扣款后应发的钱，她也迟迟没有拿到。“规则都是公司定的，我始终没明白钱是怎么算的，为什么还要扣钱？账号是我自己注册的，为什么也要扣钱？”

小路提到的“规则”，主播小丽手上就有一份，名为“艺人管理规则”。她是与公司产生纠纷的主播中，为数不多的拿到了“规则”的女主播。该“规则”包括直播要求、艺人分类及违规处罚等内容，并注明了主播升级或降级的相应标准。同时“规则”强调：该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归公司所有，且会不定期更新，以最新更新为准。

“规则”的内容，小丽不甚明了。她更不明白，自己的钱是怎么被扣的。“主管说我没完成任务，要是把任务完成了，就会把钱发给我，可我完成任务后，还是没发，主管又说另一个任务没完成。”小丽很无语。而此前她朋友为了帮她完成任务不惜花钱“打赏”，似乎也没帮她提高业绩、增加收入。

一味迎合VS拒绝暧昧

粉丝的热情总有一些变味

主播要提高业绩、增加收入，需要获得更高的平台积分（星豆等），而积分来自直播时长、完成任务以及粉丝打赏等。这意味着要提高收入，主要取决于粉丝的认可。于是，迎合粉丝，甚至是取悦粉丝，成了主播提高收入的主要方式。

“女主播的粉丝大部分是男的，他们看直播时会提各种要求，主播要聊他们喜欢的话题，唱他们喜欢的歌，和他们做游戏。有的女主播为了增加粉丝，留住粉丝，会在穿着上下功夫，不过直播平台有规则，如果尺度太大，会被停掉。”主播小路说。因此，有些粉丝和主播会绕开直播房间进行私聊，有的还会添加微信，还有主播会设置“门槛”，比如粉丝在平台“打赏”满5元，便可加微信。小路、小丽等主播，就曾加过不少粉丝的微信，同时公司也会根据主播的表现，建立相应的粉丝群，因此即便直播结束了，主播还需回复粉丝的信息，有时还要陪粉丝玩游戏。“虽然不喜欢，也要装作很感兴趣。”

然而，一味迎合，难免会变味。有些男粉丝愿意打赏，且承诺能帮女主播完成任务，却以私下见面为条件，这在圈内称为“走私”。女主播小杜提供的一段聊天记录中，一位男粉丝就直言“刷多少约酒店”“（任务）过了出来陪我”等。对此类非分要求，小丽、小路等几位主播均称遇到过，她们虽不接受，却也怕粉丝流失，不会直接拒绝。

更让她们无法接受的，是公司对“走私”非但不制止，个别管理者还在微信工作群发信息，怂恿女主播通过“走私”，让粉丝多刷钱。

官方支持身份“转正”

权益保障需跟上步伐

对女主播所说的问题，公司的回应大同小异。比如在吴中区木渎镇一家文化公司，面对记者采访，该公司工作人员认为主播与公司是经纪关系，属于双方合作，不是劳动关系，至于粉丝对女主播提出的“走私”等非分要求，他否认与公司有关，并称这归直播平台管。

“公司对主播有管理制度，并施行严格管理，有薪酬计算规定，指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与主播存在人身从属关系，从这些方面看，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但从近些年来对此类纠纷的判例来看，对劳动关系的认定在实践中很难得到支持。”剑桥颐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舜翊说。

陈舜翊认为，站在公司角度看，与主播签订经纪合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播的职业特性，防止主播利用公司资源获得个人提升后，突然离开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由此，公司在经纪合同中，往往会设置竞业、优先续签、违约赔偿等条款，内容倾向于对公司有利。因此从合同看，公司显得“强势”，主播处于“弱势”，可即便如此，现实中主播往往只能选择签或者不签。而一旦签约后发生纠纷，主播将非常被动。

“因此，主播在签订合同前，最好先对公司有个全面了解，看看公司股东情况，有没有涉诉等。对播出内容、违约责任等也要有充分认识。”结合近年来受理的咨询和案件，陈舜翊总结了几点提醒。同时他表示，要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避免纠纷，还需主管部门加强监管，比如以“黑名单”“准入承诺”等方式促进规范。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公司会主动与主播签订劳动合同。在姑苏区福运路一家主营直播带货的科技公司，该公司运营总监杨女士称，公司与主播签订“主播协议”的同时，还会签订劳动合同，因为充分保障员工权益，是公司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

此外，今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有了“官方认证”的加持，已“转正”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失衡的天平”正在逐渐趋向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