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文脉·风物」昔年水东街一铺养全家 今日老字号亟待重振兴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骁鹏 马勇 插图/杜卉

羊城晚报《惠州文脉》9月3日版面图

【编者按】

上期，羊城晚报《惠州文脉》追溯水东街的前世今生，向读者介绍了东江商业重镇——水东街的起源、发展、衰落与重生。本期，将着重介绍在抗战前后水东街及府县两城出现的商业繁荣现象。这一时期，东江河道运输繁忙，行业商号遍布大街小巷，货物琳琅满目的景象，成为惠州人的时代记忆。

昔日的行业商号成就如今惠州老字号的品牌资源。若能用好用活这些优质的存量资产，对于惠州推进文化强市建设事半功倍。记者走访观察到，目前对于老字号的保护与发展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形势不容乐观。针对老字号的活化，不少地方已积极行动，惠州任重道远。（李海婵）

1938年从包公巷东望的水东街东段，图右第一间店铺是惠州历史最为悠久的西药房世宝堂，坊间有“先有世宝堂，后有水东街”的说法 图片源自《惠州近代历史图录》

1911年后，惠州先后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和派系斗争，经济生产不断遭到破坏。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广东经济生产持续恢复发展，这也是惠州近代史上经济发展、物价稳定、社会治安良好的时期。当时一位初小级老师每月工资约40元，可买15担冬白中等谷或180斤猪肉。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华南抗战兴起，惠州成为东江流域重要的抗日交通线和物资中转站。那时，东江河道运输繁忙，船舶来往穿梳，码头熙熙攘攘；府县两城的平码行、货栈、商铺林立，茶楼、旅店生意兴隆；城乡居民就业方便，城镇经济繁荣，尤其是水东街店号林立，夜不闭市。

从水东街西望东新浮桥和大东门，东江河道运输繁忙 图片源自《惠州近代历史图录》

壹收囤行与平码行盛行一时

上世纪三十年代，惠州商业一大显著特点是收囤行和平码行的兴起。初时，收囤行仅有十多家全部集中在县城平一坊（今水东西路)和平二坊(今水东东路），有永元、昌栈、义利、泰兴祥等。

这些收囤行资金多、营业额大，在市场中居首要地位。经营方式主要有二：一是代购、代销、代贮、代运，向买卖双方收取佣金和手续费来维持商行运作；二是每当农产品盛产时就大量收购，囤积储存。待农产品青黄不接时，高价卖出，获利颇丰。各收囤行都在东江上游各圩镇及惠阳县内横沥、水口、平潭、多祝、平山、淡水、龙岗等地设有联号或分店。每当圩日，他们向农民收购各类产品或就地囤积，后按市场需求销出。在当时，收囤行业客观上平抑了农产品产销矛盾，对稳定地方农业经济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战期间，因广州长期被日军占领，惠州成为香港货物运往内地唯一通道。这时，惠州商业市场特点是货物集散量大流转面广，买卖客户多，贸易周期短。资本运转周期长的收囤行，因投资风险大，不能适应形势，很多商号纷纷转至经营现货购销与代客买卖。

所谓代客买卖其实是“经纪生意”，为顾客做一宗买卖，完成手续后向双方收取百分之二佣金，买卖双方按“九八”结算，故俗称这行业为“九八行”。鉴于此名不能表达行业性质，后来定名为“平码行”。由于这一行业适应惠州战时商业市场需要，所以生意兴隆，获利丰厚，经营者众多。短短几年间，全惠州此行业商号发展到近百家。

尽管当时惠州白天经常遭日军轰炸，但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后平码行就会生意兴隆，商品进出频繁，水东街和沿江码头就会出现异常繁荣景象。可以说抗战时期，是惠州平码行发展的鼎盛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着广九铁路开通，惠州失去了商品中转站和集散地的优势。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内战使政治腐败，金融贬值，物价飞涨，再加上土匪抢劫，水路交通险阻，平码行的生意难做。一些资本较为雄厚的大商号纷纷移往香港和广州。规模较小的商号苦心经营，终因资金短缺，周转困难而纷纷垮台或转业。平码行从抗战兴盛时期有80多间，至抗战胜利后骤减至40间左右，走向衰落。

1938年，水东街骑楼有店铺三百余间，百业咸集 图片源自《惠州近代历史图录》

贰粮油百货等多行业繁荣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广九铁路和惠州下游的东江航道被日军控制，公路遭破坏，更加凸显了惠州作为东江经济重镇和物流中心的地位，当地商业迎来了繁荣时期。在民国及抗战时期，府县两城有布匹、百货、五金、药材、副食品、粮油、土产等10多个行业近200间商店。

在百货行业中，本地人约占九成，较有代表性的是亚东苏杭店和恒升贞苏杭店。亚东苏杭店于1936年在县城水东街平二坊开业，经营苏杭百货零售，1942年迁至水东街平一坊继续经营，员工增加到七八人，生意越做越大，商品除销本地外，还批发到东西两江，客户群很广，全年营业额近20万港元。

在米店行业老板中，岐贞栈米店、兆记和米店、兆丰米机店较有代表性。其中，岐贞栈米店1936年在府城横廊坊（今中山西）开业，经营大米、生油、火水并兼酿酒出售，雇工八九人，资金达两万多元。店内有4副舂米碓、谷磨、铁筛柜、糠筛、风柜、酿酒锅，楼上还有谷仓、晒棚等，是当时设备较完备的米店。店主何石海是惠州人，做生意实在，态度和蔼，不少茶楼饭店是常年熟客。

在药材行业商店中，同寿堂、广寿堂、百元堂和世宝堂等较为知名。其中世宝堂药店早在清代康乾年间就在水东街开张营业，历史最为悠久。同寿堂于光绪末年在府城今中山东开业，经营药材、中成药零售生意，店主是南海人符世谦，子孙代代相传，历经百年。抗战胜利后，生意鼎盛，时期雇工达20多人，资金达四五万港元；店面两层，使用面积200多平方米，是惠州当时加工设备较齐全、也是府城最大的药材店，全年营业额达20多万港元。

烟丝行业的老板全是新会人，最著名的是1930年在水东街平一坊开业的怡和隆烟丝店，股东兼经理邓植培。抗战期间外来香烟减少，烟丝销路急增，该店便雇工20多人专营烟丝生产，月产30多排，为惠州全行业最高。著名的“六耳烟王”“英雄”牌销路很好，主要批发到宝安、龙岗、淡水、澳头沿海一带，深受渔民喜爱。1943年在水东街平二坊增设东兴隆烟丝店。

1949年10月16日，惠州军民在水东街欢庆解放军进入惠州 图片源自《惠州近代历史图录》

叁服务业成惠州人时代记忆

早在光绪年间，惠州的饮食糖饼服务行业已有相当规模。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至抗日战争时期，惠州经济生产和商品流通蓬勃发展，带动了城镇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增长，促进了饮食服务行业的发展。特别是香港沦陷后，很多香港人返内地都要途经惠州。那时，惠州酒楼、食馆、旅店、照相、理发、娼妓、典当等行业商号遍布大街小巷，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景象。

茶楼酒家行业较有代表性的是惠波楼、三元和天元。惠波楼位于中山东路张屋巷口右则，是惠州较早开业的一间茶楼。1928年3月，惠州工农和进步学生为反对军阀统治，制造了震撼全城的两起爆炸案，其中就有“惠波楼炸弹案”；三元茶楼于1942年在府城中山东路开业，面积约300多平方米，长年聘请“戏子”演出粤剧，如遇省港著名“大佬倌”廖侠怀、曾三多，北派大师梁荫棠等人的演出，必须预先买票；天元茶楼于清光绪年间创办，设在府城四牌楼，共有三层，营业面积达200平方米，其供应的松皮豆沙包和豉汁鸡仔饼饮誉惠州，市民赞不绝口。

不仅高档酒楼，一般的饭店菜馆也非常兴旺。自广州、石龙、香港相继沦陷后，很多难民涌入惠州，因这批饭店菜馆菜品简单、价钱便宜，深受欢迎。抗战期间，不断有新的饭店菜馆开业。惠州西湖莱艇业和露天茶座更是一道亮丽风景线。西湖莱艇业，是指一批游弋西湖的花艇兼经营筵席生意，游客可以一边品尝美味佳肴，一边欣赏湖光山色。而露天茶座主要集中在府城平湖门至明月湾之间，大多沿湖边搭建，延伸至湖面，适合居民和游客晚间聚会聊天。

旅店行业经营规模较大的，府城有西湖大酒店，县城有东湖旅店。西湖大酒店于1935年在惠州排沙（现惠州宾馆）开业，股东为惠州人张友仁、周醒南、翟雨亭等惠州知名人士。这是当时惠州一流的大酒店，楼高四层，中西结合装修华丽，环境优美，专门接待省港上层人士。东湖旅店亦为惠州最大的旅店之一，位于上塘街马屋巷口对面，原是惠州民国时期最著名实业家翟雨亭的园林式别墅，后改为旅店。东湖旅店外墙古典式青砖到栋，墙内装有暖气设备，房间内配置酸枝台椅，西式睡床。香港沦陷后抢救出来的爱国文化人士张澜、茅盾、张友渔、邹韬奋等由香港转入内地经过惠州时，均住在此旅店。 （作者/何志成）

【文脉走访】

老字号“蒙尘”直面生存难题

文/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海婵 通讯员 许卜

水东街商铺中改动最少、一直保留着民国特色的老字号镇记号

较少数老字号还在坚持开门，永茂丰棉胎店相传四代

作为惠州商贸中心，昔日水东街遍布商铺，几乎囊括生活生产所需，耳熟能详的老字号成为老百姓心中的美好记忆。近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目前水东街老字号已所剩无几，少部分坚守的老店铺直呼生意难做，勉强糊口。水东街丰富的老字号资源“蒙尘”，该如何擦亮？老字号又该何去何从？

今年6月，惠州水东骑楼商埠游径入选第二批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水东街老字号镇记号成为游径中的景点之一，引发人们对老字号的关注。近日，记者来到了水东街，发现目前老字号已所剩无几，大多商铺都是近年来搬入。走在水东东路上，大部分的店铺还保留着门面，但大门紧闭，少部分坚守的店铺叹息生意难做。

位于水东东路50号的镇记号，是目前水东街商铺中改动最少、一直保留着民国特色的店铺。记者留意到，商铺招牌上的字被涂掉，隐约能够识别是“镇记号”三个大字。据了解，原先该店是经营茶叶生意，但后来转行卖香纸烛宝，如今大门一直紧闭。

惠州市永茂丰棉胎店是极少数坚持开门营业的老字号，传统的打棉被技艺已相传四代。据店主吴炳辉介绍，从太爷爷开始，他家的棉胎店就开在当年商业最繁华的水东街，后因拆迁等个别原因搬迁过外，一直扎根于惠州，已经有140年的历史。典型的骑楼构造方便开展生意，吴炳辉说，当年楼下是店面，楼上就是工厂，高峰时有10多名工人赤膊上阵，干得热火朝天。

“一床好的棉被可以用几十年！”吴炳辉回忆，几乎所有的亲戚街坊都来做被子，甚至很远的人都专门过来。在上世纪80年代，他家打棉被一个月可赚千余元，在当时可谓是高收入群体。吴炳辉坦言，如今打棉被赚不了多少，只能维持生计。

成记香烛行店主饶先生上世纪80年代从惠州一家国营糖果厂下岗后便开始做生意，一家人生计全靠这个10多平方米的店铺。多年来，他见证着一家家老店陆续搬出，熟悉的老街坊越来越少。他小时候，水东街挤满了生意人，商铺人来人往，连摆个地边摊都能养活一家人。“现在能做多久，我们也不清楚。”饶先生表示。不少店主直言，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对水东街老字号品牌予以重视。

不仅惠州老字号，全国老字号的生存现状都难言乐观。上海交通大学品牌研究所所长余明阳曾指出，中国有1.5万个老品牌，有1500个还活着，仅有10个能够称得上活得很好。老字号们黯淡的背后，可能有几种原因：历史上存在发展的断层期，岁月的烟尘蒙蔽了人们重新发现老字号的眼睛；代代相因的传统体制机制；理念和技术的滞后。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针对老字号的活化，不少地方已经采取积极行动。比如，武汉实施老字号振兴工程，特别要求加强老字号起源店的原址保护，不得盲目拆除与迁建。天津在振兴老字号的过程中重视体制机制创新，鼓励老字号通过收购、兼并打造企业集团，以增强竞争力。上海推出了“老字号新电商计划”，助力100家上海老字号企业扩大市场份额，重回一线品牌阵列。

互联网时代或是复兴老品牌的黄金机遇。惠州拥有众多老字号，用好用活这部分优质的存量资产，对于惠州推进文化强市建设，无疑事半功倍。

改造前水东街内部车辆往来穿梭 许卜/摄

【文脉故事】

“水东街”题名记

水东东路至今仍保留着不少百货杂货批发商户 许卜/摄

如今的“水东街”题名字迹背后有一段佳话，鲜为人知。正是在惠州、成都两地专家的接力寻找下，才成就了如今以苏东坡字迹为题名的街碑。

苏东坡与水东街渊源颇深。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四月八日，苏东坡在水东白鹤峰顶购地数亩，卜筑新居以终老。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十四日新居落成，苏东坡正式迁入。因其《迁居》诗中有“前年家水东”“去年家水西”诗句，水东街因此而扬名。

昔日，惠州的工商业都集中在水东街，水东街因此被称为“旺地”。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街铺残旧，繁华不再。近年来，政府拨专款对水东街进行了“以旧修旧”的改造，以集约经营方式，于2018年年底开业。

修葺一新的水东街万事俱备，尚有一个难题未决：街口立起的街碑以谁的字为水东街题名？惠州民俗专家何志成提出：“水东街因苏东坡而旺，应该以东坡的字迹题名。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显文化的厚重。”

水东街上商号招牌高高挂起

然而找遍东坡碑帖及典籍，只找到东坡先生的“水东”两字，“街”字无法获得。惠州知名画家黄澄钦在得知情况后，即向居住在成都的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奇晋救助，希望他能帮助找到苏东坡的“街”字手迹。

刘奇晋是黄澄钦的故交，两人感情甚笃。其主编了《中国书法大词典》苏东坡上下册部分，收藏了苏东坡大量字迹，是我国研究苏东坡书法最具权威的专家。西湖孤山修建“东坡碑廓”时，在黄澄钦的推荐下，刘奇晋把家传珍藏“东坡寓惠信札真迹拓本”整理出来，按碑廓规格放大字样，举家来惠指导刻工勒石建成了《东坡碑廓》。

当刘奇晋得知需要提供苏东坡“街”的字迹后，搜遍了所有的字稿，仍未获得。在万般无奈之下，他灵机一动，找来了苏迹的“衙”字，又找来苏迹的“佳”字，“衙”字去掉中间的“吾”，填上“佳”字双“土”于“行”中，便组成了“街”字。苏东坡的“水东街”题名便赫然形成了。（作者/邓三君）

来源 | 羊城晚报

责编 | 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