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圈子与差序格局：社会资本本土化研究的“中国故事”

能人、圈子与差序格局：

社会资本本土化研究的“中国故事”

尉建文 | 文

四川茂县杨柳村：社会资本本土化“中国故事”的发生地。

你的村子，你来建，我来帮，做好灾后重建工作。

你的故事，你来说，我来记，讲好社会资本故事。

照片为作者在2017年做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回访时所拍摄。

《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4期发表拙作《差序格局、圈子现象与社群社会资本》。非常感谢编辑部的青睐！于我而言，每一篇发在《社会学研究》上的文章背后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故事，有一段复杂的心路历程，有痛苦，有焦虑，有忐忑，更有兴奋。但唯有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我有一种想写点东西的冲动，以示纪念。所以，当编辑部的张志敏老师约我写一点札记、手记或者感想的时候，我欣然从命。我想从三个方面讲一下拙作写作背后的故事：一是谈一下优秀研究作品对我的指引；二是谈一下写作的历程，说明学术圈子对我的涵养；三是谈一下些许思考、贡献和不足。

一、写作道路上的指明灯

《社会学研究》作为专业顶刊，能在上面发文章是一个技术难度很高的活。我个人的经验是要靠研究领域内优秀研究作品的指引。对于学界大咖优秀的作品，大到选题立意、理论框架、研究逻辑、研究方法，小到模型选择、数据图表、甚至文字表达，都要仔细琢磨，然后消化吸收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来。先前在社研上的发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三篇文章：边燕杰老师1997年ASR的《找回强关系》、周雪光老师2005年AJS的《职业声望的制度逻辑》和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玛丽恩·弗卡德（Marion Fourcade）2015年JEP（《经济视角期刊》）的《经济学家优越感》。这次给拙作写作很大帮助的是肖知兴老师2007年ASQ的《当“结构洞”失效》。

先讲一个小故事。10年前，在斯坦福大学作访学时，曾听周雪光老师聊起如何观察一个研究者的水平和偏好。周老师讲了一个观点，说可以问他（她）最近读过最好的或者最值得推荐的作品。然后，周老师讲了迈耶和罗恩（Meyer & Rowan, 1997）发表在AJS的那篇《制度化的组织》。相较而言，尽管迪马久和鲍威（DiMaggio & Powell, 1983）在ASR上发表的《铁的牢笼新探讨》分析层次更为具体，分析性更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周老师更欣赏迈耶文章的思想张力和理论穿透力。周老师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某个研究议题上，您读过最好的研究作品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同的学术发展阶段答案肯定会有不同。在当时，我的答案是肖知兴和徐淑英（Xiao & Tsui，2007）发表在ASQ（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的《当“结构洞”失效：中国高科技企业中文化因素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这是中国大陆本土学者在ASQ发表的首篇文章。管理学和社会学的同仁们为此还在广州专门召开了一个工作坊研讨这篇论文。我选择这篇文章，最初只是单纯觉得写的漂亮。后来，因为写作的需要，给学生上课的需要，反反复复读过好多遍。如果总结一下的优点的话，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故事讲的好。对于关系我们都司空见惯，对于社会资本理论我们都非常熟悉，但如何选择一个视角去讲故事，讲一个好的中国故事，这其实是非常难的。边燕杰老师讲了“强关系”的故事，直接挑战了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的理论。肖老师则通过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挑战了博特（Burt，1992）的“结构洞”理论。肖老师尽管是做管理学研究的，但读他的文章没有丝毫的学科隔阂，就如同读社会学大佬们的文章一样，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套路，非常亲切。

二是文章做的好。好的故事，还需要通过文章展示出来。肖老师的这篇文章可谓量化研究教科书式的写作范本。文章构思巧妙、结构简洁、逻辑严密、环环相扣，而且在写作过程中，能做到娓娓道来，有风行水上之感。打一个比方，就如同一个工业艺术品。每次细细读起来，都能感觉到从工业“八股”中透出来的艺术美感。在拙作写作的初期，我的确是以肖老师的文章为范本，亦步亦趋，虽不能至，但也是努力为之。

三是发表过程很励志。肖老师的这篇文章想法形成于何时，我并不清楚。但从他的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从2002年开始收集数据。形成文稿之后，2004年讲过一次，2005年讲过一次，到2007年才发表出来。仅从收集数据开始算起，文章就经历了五年的时间。这或许是发表顶刊的常态，但这种追求一流成果的精神，还是很令人感动。在拙作写不下去的时候，遇到尖锐批评的时候，我都会以此为榜样，督促自己要坚持，努力争取好的发表结果。

当然，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研究取向和偏好，对于肖老师的这篇文章，不少学者也略有微词，对某些论断也存在一定争议。但这些都不能影响它是一个优秀的研究作品，这是最重要的。

二、漫长的写作和修改之路

优秀作品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前方，但写作之路还是漫长曲折。早在2008年我就有了研究想法。当时，罗家德老师始创的中国社会网与社会资本专业委员会非常活跃，而且管理学的研究者也积极参与。记得在一次理事会上，有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的郭毅老师、南开大学商学院的任兵老师，等等，大家在讨论中国式管理时，就讲到了中国企业中的圈子、帮派和山头等现象。当时郭毅老师说，如果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对于中国式管理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时我就萌生了做企业中圈子、山头研究的想法。

2010年，我带一个学生做论文。恰好，她家就开了一家公司。于是，我们就在这家公司做了一个整体网的调查。但后来数据分析的结果，对于公司来说有点敏感，我们就没有对数据做过多的挖掘和分析。后来，我又在所带的本科生班做过整体网调查。当时的设计是，对这个班级每年做一次整体网调查，四年形成一个动态网的数据。但动态网的分析技术有点复杂，再加上没有很好的研究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四川茂县杨柳村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重大。从2008年，我们跟着罗家德老师开始帮着村子重建。到后来的10年间，我们经常回去做追踪调查，跟当地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拙作使用的数据是2012年我们做第三次调查时收集的。当时，我们做社会网络调查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体，因此，我们的村落社会网络数据实际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整体网数据。这个数据很珍贵，但现在看来有一点遗憾。如果我们能在2009年第一次调查时就做村落社会网络调查，那么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动态网数据，那样研究就会更有意思了。

2014年，我们写完了初稿，题目是《组织社会资本：一个本土化的测量》。当时的思路还是沿着肖老师的思路，强调中国社会中组织的特点，阐发组织社会资本本土化测量的概念，然后提出本土化的测量指标，再通过网络分析的方法进行测量。但我们总觉得不太满意，觉得整体的架构还不是很完善、论证生硬。于是，我们就在不同的会议和场合上演讲交流，向大家请教。2015年，在南京理工大学举办的社会网年会上，杜海峰和刘军老师给予了很多意见。2016年，在上海大学举办的社会网络国际会议上，张文宏老师等人给了很多建议。同年，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的社会网年会上，翟学伟老师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还把文章发给了边燕杰、罗家德、赵延东、吴愈晓、王毅杰等诸位师友向他们请教，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在持续的求教和讨论过程中，我们又回过头来重读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去读孙立平老师早年关于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论述，读罗家德老师关于圈子的相关研究，对论文的思路和架构重新进行了调整，最终形成了《差序格局、圈子现象和社群社会资本》。2018年，我们向《社会学研究》投稿，经过数轮评审，在编辑部和审稿人的建议下反复修改、解释，拙作最终得以刊发。

三、些许思考、贡献和不足

这篇文章的写作，之所以前前后后持续了几年，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写作不满意，需要不断持续的修改和打磨；另一方面，我们对这篇文章的贡献有信心，觉得值得持续投入。这个信心来源于我们的确是在用中国的经验，讲一个社会资本本土化测量的故事。

前些年，社会资本绝对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汇聚了大批学界知名学者和追随者。海归一派，有从美国回来的罗家德老师、边燕杰老师以及从香港回来的张文宏老师；本土一派，以南京大学翟学伟老师为代表。研究方法上，罗家德和刘军老师在推动整体网研究，边燕杰和张文宏老师则更加重视个体网研究。在学科上，社会学一派，管理学一派。尽管教育背景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学科不同，但大家都能在社会资本这个研究平台上相互交流，甚至交锋。

研究者有一点共识，那就是强调社会资本的本土化研究。具体如何做，大家又有不同的取向和侧重。翟学伟老师更多的强调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认为关系不能等同于用社会资本。边燕杰老师走的是关系社会学的路线，强调关系社会资本与一般社会资本的差异，重点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期关系的重要性是上升还是下降。罗家德老师一直在强调圈子的重要性，强调“圈子”与西方“派系”（Clique）的差异。肖知兴老师则另辟蹊径，直接对话博特（Burt，1992），挑战了“结构洞”理论。

本研究本土化的路线是延续罗家德老师圈子研究的脉络，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圈子”上。我们的研究策略是：首先强调共性。社会资本和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中西方社会都存在。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理论，强调信任、规范和资源等，是共同的理论基础。其次，强调差异。阐明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和表现形式是受到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的影响。在西方社会，社会资本可以体现为归属感、凝聚力、社会参与、交往频率等指标。这些测量指标对中国社会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就如费老所说的，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是比较重要的。同样的，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同样存在，但相对不重要。最后，如何建构圈子指标。如何用圈子来体现社会资本的意涵并进行操作化。我们构建了四种社群社会资本形态，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测量指标。具体内容不再赘述。

关于“本土化”，我想再解释一下。关于本土化研究，学界存在不少争论，社会学界的知名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若把肖老师发表在ASQ上的研究称之为“本土化”研究，或许会有争议。同样，我把自己的研究称作“本土化”研究，或许也会存在争议。但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叫不叫“本土化”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标签，或是一个说法，既可以是本土的中文文章，也可以是国际顶刊的英文论文。就如周雪光老师所说，它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研究。而好的研究工作有着共同特点，那就是它能够超越本土或国际的标签。因此，我们讲的本土化不是颠覆，更不是替代，而是在国际社会学界通用的话语体系之下，讲好中国社会资本的故事。

再谈一点非预期性的研究贡献。在拙作修改的过程中，一位匿名审稿人提出了一个宝贵的意见，让我对拙作的研究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匿名审稿人说，费孝通在差序格局中所说的“己”，只是每一个人，如果作者研究的是能人，那么就等于说每一个人其实是有区别的。这是从差序格局到能人现象之间的逻辑转换，也是对差序格局的深化。我看到这句话时感到非常兴奋，就如同黑暗中的一道光，一下豁然开朗，让我看到拙作新的贡献点。这个贡献在于，解释了差序格局在现代社会的适用性问题。

阎云翔认为，只要有中国人的“差序人格”，只要中国社会尊卑有序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不变，“差序格局”就会继续存在。差序格局不仅能用于理解产生于农业的生产方式和乡土社会，也能用于解释现代社会，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理论概念。但阎云翔没有解释，个体层面的“差序人格”如何能够推导到社会层面的“差序格局”。也就是说，从个体到社会的中间机制是什么，他没有解释。而本研究恰巧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国人关系的起点，“己”或者“家庭”可能不再那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各种圈子中的精英或“能人”。在各种圈子中，以“能人”为中心，或者是关系重要的起点，围绕着“能人”产生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不同的“圈子”格局，即差序人格→圈子能人→圈子网络结构→差序格局。格兰诺维特认为，个体行动嵌入在社会网络结构之中，社会网络结构是连接宏观和微观的桥梁。而在中国社会，圈子格局就是连接个体与社会、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之间的桥梁。

必须承认的是，本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局限，某些论述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比如，研究框架提出四种社群社会资本类型，但在具体测量中却只有两个村的案例，没有明确地一一对应。再如，村落的研究是否会有普遍性，能否应用于现代社区，等等。希望拙作能够抛砖引玉，促发更多相关的研究，促进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讲好更多的中国故事。

最后表示感谢！感谢李培林老师潜移默化地教会我们站在整个研究领域的高度来看待和架构自己的研究问题；教会我们包容地看待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研究，从不同的学科中汲取研究的养分。感谢编辑部同仁的支持，能够积极地看待文章的贡献，包容拙作的不足。感谢两位合作者，我曾经的本科生和硕士生，现已分别成长为学界新锐和银行精英。作为老师，看到学生取得成就，甚是欣慰。感谢社会资本研究的学术圈子。感谢社会资本研究学术圈子的研究者以及良好的学术氛围。做研究需要一个好的学术圈子，需要好的学术共同体的涵养。拙作从立意构思到发表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与学术共同体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诸多师友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