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之下家庭教养如何转型

陈涛

今年7月末，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文简称“双减”），该《意见》的出台被视为有史以来最严“减负”政策，将使中小学生长期以来的“负重学习”发生历史性变化。然而，政策的有效落实不仅需要供给侧治理，还要有需求侧的相应改革。为此，一些家长担忧，“双减”政策的出台，是否会意味着“拼家庭”“拼家长”时代的到来，甚至有人认为会加速“地下经济”“家庭私教”的出现，进而拉大由于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差异而造成的教育不平等。面对这些“担忧”，也反映出一些家庭的教养方式还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为此，笔者有必要就“双减”背景下的家庭教养现实境遇，谈谈如何促进家庭教养实现有效转型。

胸怀“国之大者”

当前，尽管“双减”正在各地落实，但对一些家长而言，或许仍是一个陌生的“流行语”。一方面，“双减”瞄准当下的教育改革，如明确指出：减少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等。

另一方面，“双减”还指向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焦虑情绪和“内卷”氛围，直接影响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今年7月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三孩”生育政策，并将其与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联系起来，同样指出要平衡家庭和学校教育负担，严格规范校外培训。

显然，“双减”政策出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我们不能将其仅视为是一项单纯的教育改革，而这实际上体现了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综合治理决心和能力。因此，认识“双减”，如同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所说：“要善于从政治上看教育，善于从民生上抓教育。”从国家发展战略来看，深刻认识“双减”政策出台的战略意义，从让人民生活幸福的“国之大者”出发，才能正确领会家庭教养转型这一纲领。

扭转“剧场效应”

随着“双减”的落实，一个挑战在“校内”，另一个挑战在“家内”，因此改变家庭教养的“路径依赖”无疑是一场更为艰辛、漫长的革新过程。首先，要扭转家长由于教育焦虑引发的“剧场效应”问题。所谓“剧场效应”，是指在电影院看电影，一个人突然站起来，挡住了后面的观众，使得后面的观众也不得不站起来，身高不够高的观众站到椅子上，致使周围的人都效仿，以此循环更多的人站了起来，最终看电影的代价越来越高。当前的教育现实亦是如此，有一部分家长为了让自家孩子赶超同龄人，选择课外补习或加大作业量，这会使其他家长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去效仿，从而使得教育陷入无序和过度竞争的境地，损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加重了家庭的集体性焦虑，严重破坏了教育生态。为此，面对教育“剧场效应”问题，必须建立公共的“剧场规则”，营造公共的“剧场环境”，而“双减”正发挥着这一作用，但是家长必须要在贯彻政策中自我塑造一种公共自觉性，就是不仅自己不要成为第一个站起来的人，而且也不要做效仿站起来的人。

其次，要扭转家庭长期以来形成的“补习惯性”。最近，网上一则新闻引起网民关注。内蒙古有一名初中学生，因被母亲强制送去课外补习，选择举报补习班并带警察去查抄补习班。有网友直呼孩子不懂事，也有网友称强扭的瓜不甜。在当前“双减”之下，一方面仍有少数课外辅导机构顶风作案，打着“夏令营”的幌子，实际上是开展学科培训暗自营利；另一方面，部分家长与这些“漏网之鱼”往往会在自身“补习惯性”的影响下形成“合谋”，甚至不惜高价请“私教”上门一对一辅导。我们的近邻韩国便是一个“疯狂补习”的国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教育改革举措，如取消中考、师资均衡化发展、抽签分配学生、增加大学入学考试、严禁大学生和学校教师有偿补习等，政策效果短期尚可，但过一段时间又会死灰复燃。由此看来，韩国经验说明课外补习的“外部治理”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另一面必须通过提高家庭教育能力的“内部治理”予以共同应对。有学者指出，亟须通过家庭教育立法的方式提高家庭教育能力，而这有赖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并提供合适的家庭教育培训项目以及面向弱势群体家庭的支持项目。

理解“爱的边界”

最近，笔者和薛海平教授、博士生巩阅瑄合作发表了一项实证研究——《爱的边界》，我们发现：第一，家庭教育焦虑对课外补习投入均有正向影响，其中正常焦虑（学历期待）型家庭注重子女“学科类”和“艺体类”综合补习，而过度焦虑型家庭只注重“学科类”补习；第二，经济、文化资本高的家庭具有正常焦虑，而经济、文化资本低的家庭更可能过度焦虑；第三，经济、文化资本高的家庭通过课外补习投入转化教育过度焦虑，但经济、文化资本低的家庭则由于资本的有限性使其陷入过度焦虑恶性循环，拉大了不同背景家庭的教育不平等；第四，过度焦虑型家庭的教养方式具有“专断性”“盲目性”特征而逾越父母爱子的边界。近年热播的《小别离》《小欢喜》《小舍得》等电视剧常呈现父母对子女“恨铁不成钢”的爱，使其家庭教养冲破了爱的边界。正如《爱、金钱和孩子》一书中对中国式虎妈狼爸教养方式的概括——“我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展现了中国家庭教养的现实写照。

基于此，我们认为在“双减”背景下，首先父母要设立适切性目标，树立科学的育儿观，尊重子女的个性成长，不要与“别人家的孩子”比长短；其次，建立主动性陪伴，父母应主动增加与子女的接触时间，主动陪伴子女读书学习、锻炼和休闲娱乐，而非让课外辅导机构替代父母的陪伴责任；最后，开展平等性对话，父母应倾听子女成长心声，以“互动”替代“专断”，加强情理交融的父母人格修养。我们必须承认，父母为其子女报补习班是一种“爱”，但父母需要对这份“爱”心存边界感，否则这份“爱”将是其子女难以承受之重。显然，这些“建议”正如上文所述，亟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支持，因为成熟父母的养成亦需要时间和过程。

同时，当今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代际社会，每一代人的时空环境和生活机遇大不相同，父代和子代之间存在一定的“认知代沟”。以互联网技术为例，如今的中小学生主要是“10后”，他们生活在信息技术发达时代，一出生就能接触到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品，他们对在线学习等互联网教育活动有着与生俱来的适应力，而其父母多是“70后”“80后”，他们虽然经历了技术巨变，但不容否认父母的教育经验和认知是相对传统的，在其教育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个体印记，比如高付出就会有高回报、高投入就会有高产出，这种认知会表现在加大作业量和课外补习强度等。因此，父母有必要站在子女的生活世界理解其子女成长与发展，建立代际的情感共鸣。同时，社会各界也需要理解这一代父母的教育期待，他们中的多数人正在努力成为第一代成功型父母，这或许是其上一代（祖辈）都未曾有过的新经验，这需要建立社会的教育共鸣，从而提升政策的现实价值。

总之，在“双减”之下，家庭教养势必转型。但转型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论，着力提升家庭教育能力，亟待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通过家庭教育立法以及具有公共性的“外部机制”，引导家庭从父母权利走向教育能力，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把立德树人贯穿到家庭教育全过程，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作者：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