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老蒋为奖励上官云相的第32集团军作战“有功”，特赏法币5万元；1947年刘汝明兵团被刘邓大军揍得稀里哗啦损失一个整编师，老蒋为安抚杂牌特拨重建经费法币5亿元；1948年陈诚离沪赴台养病，老蒋批“特支费”金圆券5万元，杜聿明母亲过寿再送金圆券10万元，这几次的货币的种类和金额，你确定看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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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是国民政府1935年11月正式发行的法定纸币，彼时老蒋已经用武力压服了各地军阀，南京政府拥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权威，为统一北洋以来乱七八糟的货币体系，南京政府在英国和美国的帮助下，开始正式发行“法币”。按金融学的专业词汇，法币是为本位制货币，国民政府规定一切公私款项必须以法币收付，市面上的银元则收归国有，以一法币兑换银元一元，同时限期收回各军阀政权发行的其他纸币。
最早宣布与法币挂钩的是英国货币，汇价为1元法币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然后美国加入，汇价是1元法币等于0.3美元，因此在行政命令、外汇支撑等手段之下，法币不仅很快成为民国时期的标准纸币，并且还一度比较坚挺。关于金融和货币学咱是外行，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其实这才是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币制改革”，而且是基本成功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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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36年以后，市面上银元的流通就逐渐少了，而国民政府也因为法币的发行和正常流通，在财政状况上颇有好转，其实也是赶上了民国“黄金十年”的较稳定时期，法币的波动不大。即便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统区甚至部分沦陷区的市场交易，也仍然以法币为主，日本侵略军发行过自己的“军票”，也企图伪造过法币，但均未从根本上摧毁法币的流通体系。
前述上官云相一个集团军才赏法币5万元，便可知道其坚挺和稳定程度，当时中央军嫡系部队每个师每个月军费为法币25万元左右，非嫡系和杂牌的数额略少，约为12万到18万元不等。而何应钦最初答应给新四军的军费是每月法币18万元，后来开始耍赖，从1937年11月起，每月实发只有法币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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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组建之初仅有10000余人，这8万元法币包括军饷、伙食、日杂等各种费用，说明法币在抗战时期还未出现严重贬值情况，说不“严重”是因为抗战艰难、国民政府因财政困难难免增发纸币，肯定还是有一些贬值的，只不过还在可控范围内。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至1946年间，法币也还维持着一定的权威和信誉，然而到了1946年年底以后，情况就恶化起来了。
因为老蒋挑起了全面内战，蒋军数百万军队每月的军费、军火、给养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而南京政府脆弱的财政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消耗，于是就滥发纸币，使法币的通货膨胀率像气球一样越吹越大，到1947年已经是惨不忍睹了。1947年刘汝明得到的军费就以“亿”来计算，你就知道钱毛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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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而到1947年4月，发行额已然增至16万亿元以上。再到了蒋军丢掉大批城市和地区的1948年初，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是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至此法币体系终于彻底崩溃。
于是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此起彼伏，经济上趋于崩溃的后果，就是政治上的崩溃，进而也会造成军事上的彻底崩溃。蒋军官兵如果发不出军饷（发来也是一堆废纸）、部队买不到粮食蔬菜、南京政府也无法采购军需物资，这仗还能打下去吗？所以各方面情况都逼得老蒋进行新一轮“币制改革”，那就是废止法币，发行新币“金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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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18日，南京政府正式下令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即以金圆券取代法币，次日老蒋以总统令的形式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纸币，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限11月20日前，民众必须以法币300元折合金圆券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强制兑换金圆卷，同时还颁布了一堆细则条例。
第二次币制改革最狠的条目，是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百姓手中的金银及外币，也就是说，你手里私藏金条银元或者美金英镑而不限期兑换成金圆券，那是犯法的，被发现就会抓起来判刑。这么干一方面是禁止在金圆卷以外，民间用硬通货私下交易，另一方面是蒋政权搜尽了最后一点民脂民膏，因为一旦金圆卷立不住，稍微有点余财的中产阶级也立马破产，任何财富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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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战大剧《北平无战事》描绘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场景，因为币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这些城市是民国的经济中心，占据较大体量比重。所谓的“孔雀东南飞计划”，就是运来金圆券并且保证它的正常兑换和流通，那么想要它正常流通，就必须能够在市面上买到东西、并且市面上还得有足够的东西，这是基本经济常识。
于是为了贯彻落实币改，小蒋亲自坐镇上海担任经济督导专员，中心任务就是两条，第一监督强制兑换金圆卷，就是把钱得换下去；第二就是平抑物价和打击囤积居奇，让市场流通起来。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小蒋以行政手段强迫冻结物价，商人们无利可图，就想尽方法储存货物而不出售，以便等待机会再卖，仅有的交易也大都转往黑市进行，老百姓拿到金圆卷却买不到必需的东西，比如粮食、棉纱、煤炭和日用品等，那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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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小蒋就要“打虎”，打击这些商人们的囤积居奇行为，期间苍蝇小虎确实打了几个，包括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煞有介事。然而当打到大老虎孔令侃时，遭到宋家和孔家的强力反弹，甚至搬出老蒋出面，终于不了了之，而孔令侃免于处罚，意味着小蒋在上海的“督导”彻底失败，于是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和黑市交易更加猖狂，市面上则是“有价无货无市”，金圆券遭遇严重信任危机。
更要命的问题是，由于庞大的政府开支和军费需要，国民政府又突破了承诺的发行总额限制，因为当局1948年的战时财政赤字，每月高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那只能依靠狂印钞票填补，美国的贷款援助也从来没有落实。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再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元，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元，比十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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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49年5月，在上海买一石大米的价格要4亿多元的金圆券，你得背着一麻袋的钱换来一小袋大米，完全是扯淡了，而且由于贬值太快，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都不想持有金圆券，交易后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金圆券。因为民国的GDP和经济体量不够大，滥发钞票的结果就是饮鸩止渴，早晚会使经济体系和财政信誉彻底崩溃，民心尽失，也成为压垮蒋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至于币制改革的最后结果，当然就是剧中小蒋对曾可达所说的：“可达同志，我们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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