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企业精神诞生在塘沽

100多年前发轫于永利碱厂，曾经走在世界企业文化最前列。

（塘沽新华路87号，原天津碱厂厂区大门前的范旭东先生塑像）

天津碱厂，原称永利碱厂，现在更名为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个坐落在塘沽已传承百年的民族企业；

一个曾经给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带来至高荣誉的企业；

一个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工业先导”的企业；

一个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技术篓子”的企业；

一个几乎跟每个老塘沽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企业；

它曾经有过厚重历史和光辉岁月，其中由范旭东先生亲手缔造的“四大信条”企业精神，就是其中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被毛泽东主席赞誉“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范旭东先生）

追溯中国企业文化之根

1. 镌刻“四大信条”的纪念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塘沽永久新村(现在的塘沽学校大街永利花园)院内，花木松柏丛中，曾耸立着一座洁白如玉的大理石碑。那就是我国化学工业的创始人、化工巨子范旭东先生的纪念碑。碑的正面是八个正楷大字：“范旭东先生纪念碑”。碑的反面镌刻着范旭东先生亲手制定、由世界著名化学家侯德榜敬书的四大信条：

(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

(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的发展实业

(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曾经刻在纪念碑上，由侯德榜先生手书的“四大信条”）

这就是范旭东先生创办的永利、久大、黄海三团体的团体精神，也是中国最早乃至世界最先创建起来的企业精神。“四大信条”最初发表在永利、久大、黄海三团体的文化载体——《海王》(1928年9月创办)旬刊上。从此以后，“四大信条”便刊载在《海王》每期刊头的右上角的显著位置上，以此作为团体同仁恪守的信念与座右铭。

（刊载“四大信条”的《海王》旬刊）

2. “四大信条”源于“永久黄”事业

20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企业开始发展起来。正在日本留学的范旭东回到中国，他说：“中国广土民众，本不应患贫患弱，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感，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世人辄嫌这看法太迂腐，权势在握的人十九又口是而心非之，我人何敢强聒？惟有邀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关起门来，静悄悄的自己去干，期以岁月，果能有些成就，一切归于国家，决不自私，否则也唯力是视，决不气馁。”

1914年，范旭东从欧洲考察盐政后回国，他孑然一身来到塘沽，集资5万银元，办起中国第一座久大精盐厂，结束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吃粗盐的历史。1917年，他与同仁再次筹集40万银元，继续在渤海湾边创立了中国第一座永利碱厂(天津碱厂前身)。由于帝国主义的技术垄断和封锁使永利的纯碱生产摸索了近十个年头，同时也造就了著名的世界制碱专家侯德榜等一大批杰出的技术人才。1926年，注册为“红三角”牌商标的纯碱，终于获得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金奖；1930年再次荣获比利时工商博览会金奖。为中华民族争了光，同时奠定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基础。从此，永利碱厂以她“东亚第一楼”的雄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永利创建过程中，为加强对技术的指导和研究，为培养化工专门人才，1922年，范旭东又创建了中国第一座私立科学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1934年，在创建了盐厂、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基础上，他又在南京筹备创建中国的第一座硫酸铵厂，初步奠定了“以盐为本，以酸、碱为两翼”的化学工业基础，形成了中国化学工业的格局。

（自左到右依次为久大精盐厂、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寻求统一团体意识的圭臬

范旭东一生清廉，为人师表，为中国的化工事业奋斗了整整一生。他说：“为了事业的发展，首先我要做出个样子”他给自己规定了三条处世原则：

一、不利用公司的钱财来谋私人的利益

二、不利用公司的地位来图私人的利益

三、不利用公司的时间来办私人的事务

范旭东的率先垂范作用，使他创建的“永久黄”团体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素质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必然会获得事业的成功。

他说成功的秘诀有两点：“第一是吃苦，只有苦干才能得到成绩，有了成绩才有信用；第二点是清廉，为人清廉极易博得他人敬仰，作事亦易推行，就是事业失败，尚可得人谅解，得人同情”

从1914年兴办久大精盐厂开始，到1926年生产出合格的优质纯碱，以至后来事业的鼎盛发展，一些不良情绪开始在公司蔓延。工作懈怠、铺张浪费、贪图安逸、索求待遇、争名夺利等问题时有发生。面对这些问题，范旭东先生和领导团队明察秋毫，多次商讨解决的办法。范旭东先生意识到，要实现发展中国实业、服务社会这一最终目的，要走的路还很长，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必须要凝聚团体的力量，抱有共同的信念，朝着共同的目标为之奋斗。

1934年，恰逢久大创建20周年，此时的永久黄团体如日中天，范旭东及时总结，为未来事业的最后成功奠定基础，他认为：“凡欲做番事业，必要有一个健全的团体，因为团体行动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团体的力量为什么会很大呢？ 这就是每个团体都有一个目标，凡属团体内各个分子，都努力以赴之，有组织有计划，有信条，意志统一，步武整齐，一心一德，不顾一切往前迈进，如此集各个分子的力量，变而为团体的力量，此所以团结力量大，其事业乃得以成功。”

范旭东亲手制定了代表中国最早企业精神的团体四大信条，有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据史料记载：范旭东为四大信条的制定做了充分的准备。1934年3月20日，在《海王》第6年第19期上，他曾亲自撰写文章，题为《为征集团体信条请同仁发言》。他说：“凡属本团体同仁，无论职员工友都认真地看一遍，并请详加考虑，把个人所感到的，一条一条地写出来，于四月二十日以前寄由海王社汇齐参考。”并号召大家：“诸位，这也是本团体一件重要的事，大家都有发言的责任，千万务恳赐教！”

那么，范旭东请职员工友都认真地看一遍什么呢？范旭东在他的文章里亲自列举了14条，请大家详加考虑。在此我们不妨列出：

一、我们绝对地相信科学，打破一切迷信和反科学的；

二、我们绝对地相信真理；

三，我们相信人类是互助的；

四、我们相信积极发展实业，是救中国的好方法；

五、我们相信不畏难，不避牺牲，可以战胜一切难关；

六、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有无穷的希望，并自信决不会失败；

七、我们相信中国的复兴就在二十年之内；

八、我们认定与其严重的责人，不若循身自省的责己；

九、我们认定个人的行动，绝对不能违反团体的行动；

十、我们对于任何事业，积极地抱着乐观去干，绝对不消极悲观；

十一、我们是只知耕耘，不问收获；

十二、我们相信人类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十三、我们不是为个人发财而来的；

十四、我们家庭的一切责任，是应夫妻分担的，关于家庭职业，我们应有办法。

洋洋14条，上至团体，下到个人，大到原则，小至行为，从精神到实业，从事业到家庭，范旭东向团体同仁涉足了方方面面，可谓用心良苦，在这样基础上制定团体信条，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四大信条”一经面世，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如潮好评。不少教育家、学者、新闻界人士不断来信赞扬，并在《海王》期刊撰稿。上海、杭州、南京、汉口、广州等地的工商企业、科学工作者、大学生等也纷纷来到永利、久大、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参观学习，有的希望取得经营管理技术方面的经验，有的则希望参加团体的工作。

在“四大信条”讨论、提炼的过程中，范旭东先生有一个很值得我们称道和学习的做法，就是企业信条要让广大员工充分参与和讨论，他把这一过程当作每一个员工自我学习、自我总结和自我教育的过程。他认为，凡是员工自我参与的东西，贯彻起来一定自觉。范旭东先生在《讲话和听话》一文中这样写道：“言者心之声，人既有感觉，叫他不说出来是不应该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并且人一多了，一个说一句，就要庞杂起来，所以庞杂也是不能免的。最好是顺着本性，说者尽管说，听者尽管听，我们只把说和听的方法改善，使它归纳到利最大弊最小的境地。我想最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到了应该说话的地方，如会议席上，就千万莫缄默不语；应该听的话，如多数有识者的意见，就千万莫随便忘记。讲话和听话虽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然而其中大有方术和研究的必要!”

1. 四大信条是范旭东的人格映照

范旭东倡导的四大信条首先是他的人格映照，范先生的私德可与事业相媲美。

范旭东创办实业，从初心开始就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致富，他想通过实业救国。

他生前创办包括塘沽的久大精盐厂、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南京永利硫酸铔厂，青岛永裕盐业公司、江苏大埔盐场、以及在华西建立的永利川厂、久大川厂等，作为总经理的他，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他在企业盈利中应分得的酬劳金不菲，而他却将自己绝大部分薪酬都捐给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作为建社和研究基金。

范先生去世后，有某报刊记者以为范先生创立偌大事业，必留有许多遗产，来公司采访，却不知先生生前不置房产、不留私财，甚至两个女儿赴美留学的学费，在他临终前都苦于无法筹措。家族的生计，侄辈的教育，都存在着现实困难。他的夫人在解放后公司公私合营前，一直靠久大、永利两公司发给的抚恤金维持生活。

范旭东高风亮节，不居功，敢担责，洁身自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在旧中国实业家圈层里实属难得，至于纳妾蓄婢，受过西方教育思想洗礼的范先生是不屑为之。先生有二女而无子，若是常人，则据以为娶妾理由，遍置外宅，范先生与妻子许馥恩爱一生，夫唱妇随，堪称楷模。

（1929年，范旭东先生与妻子许馥合影）

范先生待人宽厚，律己谦恭。高居总经理职位，无论老幼，称人曰兄，自称曰弟，团体同人家庭遇有困难，若先生得知必上心解决。

他熏陶教育同人的方法，同样为人称道。在遇到相关问题时，一般会邀相关人员外出散步，边走边聊，详细了解问题所在，分析原因，交换意见，用讨论方式，达到训诲同人的目的。

范先生事业的伟大，个人道德的高崇，在当时的中国，囿于社会的闭塞，还不为一般民众所了解，但在国际间，尤其是英美两国的政商界对范先生的事业和人格广为推崇。

1945年5月，范先生到美国时，恰逢美国政府设立华盛顿进出口银行，愿贷巨资，为永利各厂复兴建设之用，取息至廉，且无抵押，只须中国政府通过作为保证。此种借贷，为胜利以来美国协助中国复兴的第一声应援，也是以政府地位借款与中国民营工业的第一先例，而这一切，都是外国人以范先生个人信用做担保。

永利是很得人心的

在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下，“永久黄”团体从精英团队内部上下凝聚成一股精神力量。

以侯德榜为首的技术人员对永利的事业表示：“吾人今日只有前进，赴汤蹈火，亦所弗顾”，“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

时任技师长的侯德榜回国后，潜心于开工和解决各种技术难题，日日夜夜吃住在厂，身先士卒，埋头若干，先后四五年连家眷都顾不得从老家接来，全力以赴为事业而奋斗。抗战胜利后永利职工出川复员，当时塘沽永利碱厂，南京硫酸铔厂已被日寇破坏的满目苍夷，但永利职工积极抢修，不分昼夜的奋战，更不知有周休，很快就使两厂先后开工，并且迅速恢复战前产量。

永利的技职人员和工人为什么能对公司这样忠心耿耿，积极肯干？究其原因，“四大信条”的精神力量不能不说是动力源泉，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侯德榜先生与范旭东先生合影）

1. 工作上信任

永利开工时期问题不断，生产迟迟不能正常，工厂财政又极度困难，曾有三次出现过倒闭的危险，股东们也意见纷纷，要求另聘外国工程师来代替侯德榜。可是范旭东力排众议，一方面从久大精盐公司借钱来维持生产，解决永利资金困难；另一方面让大家不要去干扰侯德榜的工作，并深有体会地说： “创业难，带有革命性的创业尤难。”范旭东的态度是对侯德榜极大的信任和支持，从此侯德榜“一意从事死拼，以谋技术问题之解决”。他认为“万一功亏一篑，使国人从此不敢再提化学工业”，“则吾人成中国之罪人。”经过四五年的奋斗，侯德榜终于幸免功败垂成的遭遇，取得制碱事业的胜利。

2. 生活上照顾

永利碱厂认为，让技职人员把宝贵的时间花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是得不偿失的。为此厂方要求事务部进行“全面服务”。例如住家规定用煤由厂方免费供给，一旦家里煤快烧完了，只要给事务部打个电话，煤一定可当天送到，决不误生活所需。职工住房、电、水也免费供应。职工和家属全部免费医疗，工厂还设有设备齐全、师资力量很强的完全小学，职工子弟可免费入学。台湾著名作家罗兰当年作为永利的家属子弟，就是在永利开办的明星路小学完成的小学学业。

（1929年建成的永利新村职工宿舍）

（上世纪三十年代“永久黄”团体开展网球运动和篮球运动）

（罗兰（1919～2015年 ），原名靳佩芬，1919年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后随父到塘沽，在永利子弟学校上小学， 1948年前往中国台湾，出版的作品《罗兰小语》风靡全国， 2003年获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

这些暖心的企业福利解除了技职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技术的钻研，为人才的成长创造了客观条件。

3. 薪酬上保障

上世纪30年代的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和大公报”；那时的塘沽，还流传着“家有十亩地，不如一人在永利”的谚语。说明当时永利碱厂在天津的社会地位和职员的待遇之高。从相关厂史资料中了解，抗战前的永利每年春节都要加薪一月，平时全月满勤则加薪二天，全年满勤加薪一月。按照永利章程规定：每年所得纯利，提出应缴税款和公积金后，其余以四分之一作为职员奖励金。每年年终按各人工作成绩大小发给奖金，数量不一，确有按功论赏之实。每年有一次加薪，加薪工作由车间领导负责提名，到厂部进行平衡，工资加与不加，加多少，全看工作成绩而定。这种奖励和加薪办法能鞭策和鼓励技职人员去努力工作，钻研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人才的成长。

（1928年3月3日，范旭东先生与永利久大管理处同人合影）

4. 人才上坚守

范旭东深知人才是事业真正的基础，所以不论永利的事业处于初创、发展和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把人才问题放在显要位置来考虑。初创时期由于得力于陈调甫、李烛尘、侯德榜、傅冰芝等诸位栋梁大材，使永利渡过不少的困难，取得稳固而迅速的发展，更加深了他的爱才之情。抗日战争爆发，永利碱厂和南京硫酸铵厂先后陷入敌手，日寇提出与永利合营，范旭东先生大义凛然的说出：“要拿就拿去，宁举丧，不受奠仪。”在沦陷前他在撤退工作要点中阐明：技术人员和老技工要积极转移，技术资料能带则带，不能带则毁，重要机器或关键部件则拆除转移。留给日本侵略者的仅是工厂的驱体而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永利碱厂工程技术人员在南迁途中）

抗战八年中永利基本没有收入，全靠借债度日，范旭东深知人才的造就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他坚决不让永利技术人员离散，采取全部养起来的政策。为使永利不致拖垮，便和广大职工讲明工厂具体情况，要求谅解团体的困难，共渡难关，以期来日之复兴，为此采用按比例折扣发薪的办法。为了解决物价飞涨而带来的困难，采用了米贴制度，还帮助职工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盖了大批简易宿舍(草棚)和一个完全小学。这样使流落到大后方的永利职工，在基本生活上得到了保证，安定了人心。

在抗战这样艰苦条件下，永利技术人员提出离职的很少。只知道一位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技术人员叫孙顺潮，因为太喜欢画漫画，想遵循内心爱好自己提出辞呈到上海发展。这个叫孙顺潮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漫画界的泰斗人物，他后来改名叫方成。

（方成 （1918年10月—2018年8月22日），原名孙顺潮，漫画家、杂文家、幽默理论的研究专家。擅长漫画。1942年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任助理研究员。1946年在上海从事漫画工作。）

期间有别的企业想向永利要人，永利也是“借用可以，人权不放”，以备来日复兴之用。

全国解放前夕，永利为保护工厂和不使人员离散，一方面组织工厂护卫队，另一方面购置巨量大米，堆满一礼堂供全厂职工食用，用掉多少随时购进多少。这样既稳定了人们惶惶不安之心，硬生生的保留了中国化工的技术火种。

范先生爱人、容人、敬人，深得永利同人的爱戴。在范旭东逝世的时候，永利上下悲痛欲绝，侯德榜痛哭流涕誓言：“同人继承范先生遗志，遵范先生之计划进行，一切无变动。将来若有小成就，非同人之力，乃范先生擘划之功。若其无所成就，非范先生之计划不善，惟予等小子无良。”可见范先生得人心若此，永利同人团结精神若此。

先于世界的企业精神

对永利厂史有着深刻研究的杨素琴女士曾撰文谈到：“上世纪初，随着近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西方世界由此而产生企业管理的种种课题。其中一种理论称工人是“会说话的工具”、“机械人”。随后在美国出现了一位被人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他反对“工人是机器的配件”，提出“经济人”的假设理论，并提出：“金钱是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这种管理理论抹煞了人的因素，忽视精神的巨大能动作用，因而在企业里不可能培育出职工的群体意识。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知识性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扩大，日本及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理论研究认为，人既不是“机械人”也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人的情绪直接影响着生产效能，提出“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管理”理论。从70年代开始，首先在日本企业中按照职工的思想行为规律，培养群众意识，创建企业精神，因此日本出现了“松下精神”、“丰田精神”并成为维系这些企业生存的精神支柱，由此创造出“神奇的日本经营艺术”，从这时起，日本才出现研究企业精神或文化的热潮。

由此看出，资本主义的企业精神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70年代。在我国，尽管民族工业的发展较之西方和日本要晚，但是创建企业文化或企业精神的时间要比西方早得多。

早在19世纪末期，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开始发展，那时既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又有封建势力的压迫，在这夹缝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国民族资本企业，必然形成具有“自强、自立”特点的企业精神，同时也反映出民族工业存在的价值和他们爱国的社会责任感。范旭东倡导的“四大信条”，正好是上述民族企业精神的一个最好例证。因此可以这样说：在20年代就萌芽、30年代破土的我国企业精神或企业文化，在世界企业文化史上居于前列。范旭东创办的永久黄团体是中国企业精神诞生的策源地和摇篮。

中国当代企业精神是否掉价？

回首当下，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商贾巨子们，也大多高举着自己的精神旗帜一路狂奔。阿里巴巴的江湖情结，万科的企业公民精神，融创的狼性文化，看了都会让人心潮澎湃，而他们曾经在各自领域的成功，也放大了这种企业精神文化的光环，让人感觉，企业所营造的价值观仿佛是个神祇，可以无所不能，直到看见近期阿里巴巴的价值观崩塌。

如果说上一次“蚂蚁金服”上市未果，引起国家对垄断资本的从严监管，是非对错还有待时间检验的话，那么这一次，因为一名阿里女员工在商务宴请时醉酒，于神智不清的情况下在酒店内遭到主管领导强制猥亵事件，在经过多天的发酵后，终于酿成滚滚舆情。

很多人感到惊讶，男领导强制猥亵女同事恶劣事件，女方竟多次申诉无果，这样的事会发生在阿里——一家曾被公认为是互联网行业典范的公司，被公认注重员工关怀的公司，它的创始人说着 “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并且在公司的纪念日上亲切地为大家主持集体婚礼。

随着民意汹涌，阿里的阶段性调查结果随后迅速出炉。多名高管被追责，涉嫌男员工被辞退。

表面看，在这起事件中，阿里的高管们缺乏同理心，这家公司的管理机制逐渐失效。再走近一些，许多内部员工或局外人已经看到，这个巨大体系已出现过诸多漏洞，很难说此前一次次的亡羊补牢产生了多大的效果。而和该事件一起到来的，是员工对企业文化的信任的逐渐崩塌。

阿里的曾经侠义江湖文化，如今江湖还在，侠义没了。

阿里是最早强调价值观，并为业务扩张提前做价值观准备的互联网巨头。整个部门风貌接近马云本人风格：街头智慧、侠义心肠、兄弟情谊、集体荣誉。其缔造的“六脉神剑”价值观体系，曾经被众多互联网企业所膜拜。

然而从去年开始，阿里的价值观集中遭受员工的质疑，从高层蒋凡的私生活事件、到钉钉 P9 代考事件，再到此次的高管强制猥亵女员工事件，员工对阿里的信心一度跌到低谷，一句评论被广为流传，“低 P 碰红线，低 P 没了；高 P 碰红线，红线没了。”

对阿里员工来说，最大的冲击来自于，他们开始疑惑，企业价值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或许，价值观的意义不是59个字的新六脉神剑，它的意义在于价值观本身，当出现关键问题时是否能以此为准则来明辨是非、表里如一；管理层在严格要求员工、360度考核时是否也能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尤其是作为创始人的马云先生，经常性口无遮拦的“黄段子”也正消解着“六脉神剑”的功力，江湖可以义气逍遥，但请不要忘庙堂的使命。

再联想当下一个个人设崩塌的民营大佬，从京东掌门人美国“拉链门”事件，到新城控股董事长的猥亵幼童案件，无不折射出野蛮生长下的个别民营企业的缺德本质。追溯中国最早的企业精神中可以看出，企业精神或价值观是企业与员工共同遵循的理想愿景，绝不是服务商业机器的一种方式。还是那句话，商之大者，为国为民，百年前的范旭东先生和他的“四大信条”理应是他们对照的镜子。

注：文中图片选自《天津碱厂90年发展历程掠影》及网络，内容相关文字摘自《化工先导范旭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