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闻人”虞洽卿的发家史

“闻人”这个词在近代上海往往特指流氓帮会中威势显赫的头面人物，虞洽卿便是其中的代表。有人说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有人说他是蒋介石的帮凶，老辈宁波人习惯称呼他为“三北虞洽卿”，无论评价如何，都不可否认虞洽卿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

“赤脚财神”

虞洽卿，1867 年生于浙江宁波镇海县龙山乡的一家小杂货店里，他的父母以经营杂货店为生。当他还不到十岁时，父亲就病故了，杂货店也无力经营下去。从此，他就和寡母开始过起了半饥半饱的生活。因为没钱上学，从 15 岁开始，虞洽卿就到上海学做生意，开始了他的从商生涯。

当时的上海，号称十里洋场，其繁华是镇海无法相比的。虞洽卿一来到上海，便被上海富商大亨纸醉金迷的生活所折服，他在自惭形秽的同时，也立志要做富商。后来，他把目标集中在洋行的买办身上，他认为买办不仅有钱，社会地位也高。于是，他就利用颜料店的工作之便，与上海的洋行频频接触，以寻求一个买办的职位。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 28 岁那年，虞洽卿经同乡推荐，做了德商经营的鲁麟洋行经营颜料的跑楼（相当于副买办）。之后，虞洽卿又通过投机钻营、损人利己、大发国难财等手段，使自己的财富越积越多，最终成了旧上海有名的大亨。

当虞洽卿初到上海学做生意时，母亲为他做了一双新布鞋。到上海时，正赶上下大雨，虞洽卿怕弄湿鞋子，就赤着脚走进店里。因此他发财后，有人就叫他“赤脚财神”。他听了不但不恼，反而引以为荣，并经常与人提及此事，借以炫耀他的创业史。

航运始发迹

虽然虞洽卿不久即被提升为买办，赚到的钱也越来越多，但他并不满足。因此，在做买办的同时，他还不时地寻找商业投机的机会。在 42 岁时，他开始经营航运业，并且一炮打响。

1908 年，经营上海到宁波航运业的三家轮船公司东方、太古和上海轮船招商局，因客运票价的不同而进行协商。原来东方公司的票价最低，为五角，太古和招商局的是一元，这引起了旅沪宁波人的不满，他们要求三家公司统一票价为五角。但经过协商，三家公司却都将票价定为一元，这更加激起宁波人的不满。虞洽卿趁机与严筱舫一起发起创办了宁绍轮船公司，在上海发行股票，每股定为五元。在上海的宁波同乡纷纷出资购买股票，许多觉得有利可图的商人也加入到宁绍公司。虞洽卿又让每一位想在宁绍船上做事的雇员按职务的高低缴纳一定的押金。这样，总共凑了 40 万元，从福建马尾船厂买回了一艘轮船，宁绍公司就开始运营了。

1914 年，虞洽卿因在宁绍公司营私舞弊被撤销总经理的职务后，他也就把精力集中在扩充三北轮船公司上。把资本由 20 万扩充到 100 万，并添购了一艘 300 吨海轮，开通了到天津、广州等地的业务。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外国轮船公司的船只奉命回国备战、参战，也就使中国沿海及沿江一带航运繁忙起来，运费大涨，业务不断。三北轮船公司在此期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当时与重庆民生公司、烟台政记轮船公司并称中国三大民营航运业。虞洽卿也因此成为旧上海有名的大亨。

“躲债大王”

虞洽卿虽然长期做买办，积累了一些财富，但在经营三北轮船公司的过程中，他还不得不利用一切机会举债，以扩大经营规模。

1920 年，虞洽卿得知他的旧相识、同乡、北京政府财政次长李思浩正在上海参加南北和平会议，便决定向他借债。但虞洽卿并不直接去找他，而是指使密友陈艮初向李献策，希望北方代表能广泛联络上海有声望的知名人士，用以压制南方。当李问及上海的知名人士时，陈艮初便推荐虞洽卿。当李答应与虞联系时，陈艮初又说虞此时正忙于筹措资金，扩充经营，怕无暇顾及，如能贷给他 20 万元，他定会为北方政府效尽全力。李思浩也就答应了向虞贷款。通过玩弄小手段，虞洽卿轻松地得到了贷款。

虞洽卿还通过购买旧船而大举借贷。每购买一次旧船，他可以贷两次款。先是在买进旧船后，以此为抵押，向银行贷款。然后，用购买的旧船另组建一个小公司，再以此公司的名义向北京政府借款，其实，新组建的公司只是挂名而已。同时，每购买一次旧船，虞洽卿就向新雇员收一次押金。因此，随着三北轮船公司的发展，虞洽卿已是负债累累了。由于债务多、数额大，很多债务虞洽卿根本无力偿还。于是，每逢债主上门时，他便想尽办法敷敷衍衍、东躲西藏，渐渐地，人们送了他一个“躲债大王”的绰号。

两发国难财

长期负债经营三北轮船公司，已使虞洽卿债务缠身，但他却抓住了抗战时期的两次机遇，大发国难财，成了名副其实的富翁。

第一次发国难财是在抗战爆发后。当时上海附近的难民大批涌入租界，虞洽卿趁机向租界当局提议成立华洋合作的救济机构。很快，提议得到批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成立了，虞洽卿被推举为会长。从此，他在开展慈善救济的幌子下，做自己的航运生意，发了不少横财。

难民的大批涌入，使租界出现了粮食短缺。虞洽卿便提出由他的轮船到越南装米，回来平价卖给市民。此举看似慈善，其实不然，因为以救济协会的名义买米卖给平民，进出口照会方便，并且可以免去进口税。同时，他还可以搭载高价米，回来高价出售。因此，抗战初期，虞洽卿除了每月至少赚取 100 万美金的运费外，还以出售高价米牟取暴利，被人们称为“米蛀虫”。虞洽卿又利用意大利人组织了一个“中意轮船公司”，其船只来往于南洋上海之间。由于意大利是日本的同盟国，日本海军对此公司的船只不加检查，虞洽卿也就让此公司的船只运输紧俏货物，大获其利。

第二次发国难财是在抗战中期。随着日本势力在上海的发展，租界已名存实亡，航运业此时已在日本海军的封锁下，走入穷途末路，虞洽卿把目光投向了陆路运输。他一到重庆，就与王晓籁等人组织了“三民贸易公司”，虞洽卿占 80%的股份。随后，他又让三儿子虞顺慰组织了川光公司，也负责搞陆路运输。

由于日军当时已侵入缅甸，在缅甸经商的印度人急于脱手货物，价格之低，令人啧舌，往往以不及进价 1/5 的低价卖给虞洽卿。而此时的重庆，已是各种日用品价格飞涨。因此，每运回一批货物，都有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如果把货物积压上一段时间，更是一本万利。虞洽卿就这样在国难之时，投机取巧，为自己聚积了亿万财富。

1945年4月26日，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炎在重庆逝世，终年79岁。同年11月，灵柩由专轮送来三北，安葬在伏龙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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