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陶然熟悉这片占地约 17000 平方米的土地上几乎每一株树的情况。
当我们一起行走在他所创立的组织“城市荒野”的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里，他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就像记住一个人一样，他能清楚记得上次见到植物时它们的状态。因此当他发现异状时便会停下脚步，观察变化：“这棵树的枝条怎么朝那边倒了？上次来还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拜访了“城市荒野”。地图的位置显示，工作室就在上海浦江郊野公园里面。
从地铁走出来之后，马路很宽阔，两边没有一家便民小店。我们打了一辆车，司机说要把我们放在公园入口，再三提醒我们，这附近可没什么别的地方了。好在郭陶然指引我们找到了通到工作室的路，从大路转弯之后，在一个三岔路口，我们看到了“城市荒野”的牌子。
工作室由公园内一家经营不善的餐厅改建而成，后头则是大片用于研究生态恢复的土地。郭陶然把“城市荒野”的团队迁徙到这里后没有做任何装修，推开工作室的木门，首先看到的是餐厅木屏风和收银用的吧台，上面摆放着他们的生物课程介绍手册。他们在七月刚推出了含有无斑雨蛙、饰纹姬蛙、金线侧褶蛙、中华蟾蜍四款两栖动物的模型盲盒。这四种都是在上海本土可以看到的生物。
“沪”蛙盲盒｜图片来源：郭陶然
当人们提起“生物多样性”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第一时间都联想到在深山里行走的科考队员的形象。看着工作室里各处摆放着的生物类图书、昆虫标本、手绘植物插画，我们忍不住好奇：在过去八年时间里，郭陶然和他带领的“城市荒野”团队如何在城市里坚持做“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城市荒野”
是个怎样的组织？
成立“城市荒野”的时候，郭陶然刚从一家公益组织辞职。
他从小就对自然充满浓厚的兴趣与好奇，曾经种过 3000 多种不同的植物。在上海大学念书时，他就成立了自然社团，组织大家一起去了解校园里出现的每一种植物、动物，制作成便于大家查阅的地图；后来在公益组织工作时，他也在负责组织生态保护类的活动。但他发现自己对于从事研究的兴趣仍然很浓厚，想往更专业的领域尝试。而“当时整个上海是没有做这方面的机构的，那只能是自己成立了。”
工作室日常开展的业务分为两个部分：自然体验活动，和科研、调查、规划项目。
从成立伊始，“城市荒野”的定位就是做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但这需要许多前期的数据积累和实验，因此团队最初更多依靠自然教育和生物多样性调查的收入，来维持团队的运营。
“城市生态修复师”体验课，小朋友测量龟类的体重｜图片来源：郭陶然
到2016年，他们才接下第一个生物多样性恢复项目，是浦东绿化局邀请他们合作“宜嘉苑生态保育区”，打造了一片约 3000 平米的生态保育区。他们在那里陆续种植了不同的植物，然后分季度观测里面植物群落生长的情况，“上海之前没有过先例。”
那片保育区原先是绿化用地，可以用于种植和研究生态修复，但是不通水、不通电，没办法做更多的数据收集和监测的工作。
宜嘉苑生态保育区修复3年后的状态｜图片来源：郭陶然
后来，他们也陆续做了其他项目，比如租下一片稻田，研究人工湿地里的生物多样性恢复方式。而如今在闵行郊野公园的基地，是他们所有项目中面积最大、条件最好的。
最近他们还在基地新安装了一套生物定位系统，设置了 30 个基站，并在野生动物身上安装了发射器，可以精确地定位里面动物的位置，记录它们的活动轨迹，将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范围，不同季节取食关系的对应路线的数据收集起来。
这些数据通过分析，未来可以应用于植物生境营造、野生动物监测等等。“这套仪器的定位精度理论上只有 20 厘米的误差——而以前的 GPS 定位误差在 10 多米。”
红外相机在基地中拍到的华南兔｜图片来源：郭陶然
有了这些数据，才可以更好地知道城市里多大的生境下，可以容纳多少只野生动物。如果多了，那么如何去处理？什么样的密度是合理的？“现在野生动物保护数据相对匮乏，但这些都是需要数据去支持和探讨的。”
目前团队一共有 16 名全职成员，分为自然教育部、生态修复部和技术部。
作为创始人，郭陶然现在也更多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生态修复的研究上。他认为“城市荒野”在前几年已将自然教育的课程体系建立得较为成熟，从规划上来说，后期，自然教育的收入在整间公司的营收占比上应该是逐年递减的，而研究工作、生态修复项目应该有更多发展机会。
怎么理解城市里的
“生物多样性”？
相比于很多科普生物知识而走红网络的研究员或生物爱好者而言，“城市荒野”不算是网红。
很多民众关注“城市荒野”这个组织，都是通过在朋友圈看到他们制作的上海本土物种的科普手册的免费申领活动，如《上海夜间生物观察指南》《上海水鸟观察入门指南》《上海林鸟观察入门指南》《上海野花观察入门指南》等。
编写这些手册的目的很明确。郭陶然说在他小时候，想要认识身边的生物时，能接触到的书籍和网站资料非常少。如果是看国外的科普书籍，上面的物种和自己生活的区域也是不一样的，参考价值也很低。
封面生物依次是：老鸦瓣、震旦鸦雀、勺嘴鹬、无垫蜂｜图片来源：郭陶然
因此这几年在上海，“城市荒野”编写了很多上海及华东地区的生物图鉴。在他们做出这个尝试之后，很多机构都开始整理自己所在区域的内容。
随着这些手册在大众间的传播，“城市荒野”工作室也在向大众传播“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概念。
实际上，和山川、河流一样，城市是地球上众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这里居住着的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等物种同样也是不可被忽视的。当人们开始关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空间里，那些与自己共享同一片土地、水源、空气的其他物种，会与自然建立起更深厚的联系。
工作人员指导小朋友进行鸟类观察｜图片来源：郭陶然
在城市荒野开设的面向亲子或成人的自然教育课程中，也会教授大家观察动植物的方法。课程中百分之六十的时间都在户外实地考察。
这几年，对“博物”感兴趣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以“观鸟”为例，这个看似小众的爱好正变得越来越产业化，这便会鼓励官方组织去建立相对应的协会，或者组织大型活动。而越来越多民众的参与，也会真实地对城市里的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在国外，有一部分鸟类监测的研究性数据是由观鸟爱好者提供的。“这个其实对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相比起来，观察昆虫或者植物的人群更为小众。在未来，“城市荒野”还计划做上海的“生态廊道”研究，其中一个主题是特定的蝴蝶种类在城市里的扩散。到时候会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一起提供监测数据。
除了免费手册和课程之外，“城市荒野”在本土物种的保育研究上还做了建立乡土植物种子库、荒野植物园，进行城市蝴蝶复育、萤火虫复育的研究等工作。当城市里的居民更关注生态问题，城市与荒野才不会矛盾对立，而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生态修复”
在国内是什么概念？
2021 年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启动，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恢复因发展而受到破坏的自然空间。
而我国在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明确提出：我国将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加强国家重点保护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修复，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改善。
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中的“林下阴生植物群落”｜图片来源：郭陶然
今年年底，在昆明也将举办 COP15 大会，这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的全球性会议。“城市荒野”也会受邀在其中一个分会场发言。
这些信息都在传递令人欣喜的趋势。无论是“生物多样性”还是“生态修复”，都将在未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会有更多行动发生。
不过，郭陶然提出了自己的忧虑：“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问题还是很多。因为现在整个产业链都是不成熟的。”
生态稻田种植的“秋优金丰”｜图片来源：郭陶然
“城市荒野”负责一个生态修复的规划，从前期的设计规划、苗木种植采购到后期的管理，都需要亲力亲为。但是如果在一个成熟的产业里，就会有不同的分工。
如果在当下操之过急地推进生态修复的工程，也会带来问题。人们很有可能在意识还未到位的情况下，将“生态修复”与“景观设计”混淆。比如地产商把空地种满观赏植物，但“它跟我们本土的生物多样性没有太大的关联，这种情况很普遍。”实际上，生态修复应该具体到了解这个地方该有哪些物种，以及这些物种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现在对“生态修复”的研究还缺少一个标准清晰的评估方法，而且因为监测所需的时间周期很长，成本很高，没有多少团队能做到。目前国内同样在专门致力于生态修复的专业团队不多。除“城市荒野”，还有位于北京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城市荒野”的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图片来源：郭陶然
因为很多研究不一定有成果，要在过程中不断总结与调整。现在“城市荒野”的操作方式大多是先从自己做起，“做到看上去这东西应该是能成了，我们再去申请经费。”
今年，郭陶然和团队还计划做一个华东生物多样性的数据库，把目前已经收集到的几千条生物资料整理后上传到网络。“今年刚开始准备做。可能大家能看到，要明年或者后年。”
作者：万千排版：美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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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行光」本期专题为「它们去哪儿了」，关注生物多样性这个紧急又重要的议题。我们将采访国内致力于生物研究、保护和传播的创变者们，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自己和环境、生物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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