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为何只有一则谢灵运的故事？

　　古本《世说新语》开篇页。

　　董上德

　　如今，出版《世说新语》，一般将著作权归于“南朝宋刘义庆”。依据是《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权威书目在著录此书时均有“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字样；乃至于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一直没有第二种说法，历代官修、私修的目录书皆相沿不变。

刘义庆（403-444），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侄子。他的生父是刘道怜（长沙景王），是刘裕的弟弟。刘义庆后来过继给“无子”的刘道规（临川烈武王）；刘道规是刘裕最小的弟弟，本是刘义庆的叔叔。刘道规较早去世，刘义庆作为继子，由“南郡公”转而承袭“临川王”的封号，这还是“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在世时候的事情。

有点麻烦的是，《宋书·刘义庆传》没有提及刘义庆编写《世说新语》一事（显然不是“国家项目”），今传《世说新语》又无编著者的序跋、凡例，那么，他在何种心态之下去从事编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如何探寻刘义庆的内心世界？

　　笔者觉得，不妨从刘义庆与宋武帝刘裕、宋文帝刘义隆的关系入手来加以考察。这样或许能够找到进入刘义庆内心世界的“秘密小径”。

　　刘义庆从小就得到其伯父刘裕的赏识和器重，刘裕评论刘义庆为“此我家丰城也”。此话怎解？据说，西晋永平年（晋惠帝年号，291年），在江西丰城出土春秋时楚国干将、莫邪铸造的雌雄宝剑，“丰城”于是成了“藏宝”的代称，故“我家丰城”云云，指刘义庆潜力不凡、将成大器，也就是古人所谓“藏器待时”的另一种说法。而事实上，刘义庆是有意在行事作风方面向其伯父学习的，比如，他平时十分注意生活简朴，不事张扬，“为性简素，寡嗜欲……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足为宗室之表”（《宋书·刘义庆传》）。

　　再看刘裕的日常作风：“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内外奉禁，莫不节俭。”当时，有一位大臣叫袁顗的盛称宋武帝“俭素之德”（《宋书·武帝本纪（下）》）。不要忽略这一点，刘裕、刘义庆的节俭、严整、寡欲的人格修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说新语》里为何有不少表示负面评价的类别，如“汰侈”“任诞”“惑溺”等等，这些都是刘义庆所要否定的。

　　刘义庆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堂兄，二人相差4岁。纵观这一对堂兄弟，自从他们变为“君臣”之后，可以说颇为相得。这里有一点需要稍做辨析，即《宋书·刘义庆传》说刘义庆“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论者认为，所谓“世路艰难”，就是指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特别是指宋文帝刘义隆的猜忌，使诸王和大臣都怀有戒心，惴惴不能自保。故此，刘义庆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周一良《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27-31页）。笔者不能完全同意这一观点。

　　刘义隆猜忌成性、杀人无数，是事实，但是说刘义庆因此就不过问政治、只是想躲到地方上“寄情文史”，不符合实情。依据是，元嘉十二年（435年），刘义庆时任荆州刺史，宋文帝“普使内外群官举士”，即要求朝廷内外的官员举荐人才，刘义庆上表推举了若干人，并称这些人的品行高洁，或者“恬和平简，贞洁纯素”，或者“才学明敏，操介清修”，或者“秉真履约，爱敬淳深”，如此及时而热心地响应，不能说他是置身于朝廷政治之外的。而《世说新语》里一些表示正面评价的类别，如“德行”“方正”“雅量”等等，这些都是刘义庆所要肯定的。

　　再说，刘义庆“乞求外镇”，想离开京师，虽不能说没有政治考量，但更与他本人的迷信心理有关，元嘉八年（431年），因为“太白星犯右执法”，他才提出要到地方上去的（《宋书·刘义庆传》）。《世说新语》里也记录了曹魏时期何晏等人、东晋时期王导等人的迷信心理，其间是否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呢？

　　刘义庆与最高皇权立场一致

　　回到刘义庆与刘义隆的关系问题上来，可以看到的是，他们经常有书信来往，一直没有出现冲突，保持着正常的“君臣”关系，甚至到了元嘉十八年即刘义庆去世前4年，刘义隆还特意赐刘义庆“开府仪同三司”；刘义庆病重后由扬州回到京师救治，很有可能还是出于刘义隆的“关照”。我们不能因为刘义隆有严重的性格缺陷就想当然地以为刘义庆跟他的关系非常紧张，以至于推断刘义庆编写《世说新语》是为了“避祸”。

　　虽说编写《世说新语》不是“国家项目”，但是，在梳理刘义庆与刘裕、刘义隆的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世说新语》的内容，正面的与负面的并举，即“褒”与“贬”适成对照，别看全书有36个类别之多，但就义理层面而言，就是一个“正与负”的二元结构（正面的价值判断/负面的价值判断）。我们或许从《宋书》的相关史料里找到一些解读这个二元结构的线索。

　　刘义庆毕竟是刘宋皇室成员，刘裕、刘义隆均待他不薄，他不会对刘裕、刘义隆的为政思想和“东晋败亡论”置若罔闻，他的政治立场不会与之有异。刘裕即将登基时，禅位的晋恭帝发布诏书，其中承认“晋道陵迟，仍世多故”（《宋书·武帝本纪（中）》），换言之，东晋政权在治国理政上出现很多问题、产生一连串危机，这可以说是刘宋政权要取而代之的“逻辑起点”。刘义庆不会不在其政治生涯中时时思考。

　　刘裕登基后，一方面，“礼貌性”表示“晋朝款诚于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暂旷”，自己就把政权接过来了；另一方面，刘裕在登大位时也说得明白：“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导致“宗祀湮灭”（《宋书·武帝本纪（下）》），对东晋政权的政治作了反思和论断，这就是刘裕的“东晋败亡论”，为刘宋政权的“东晋论述”定下基调。可见，思辨东晋“四维不振”的原因，是当时的重要课题。刘义庆不会不在其政治生涯中时时留意。

　　到了刘义隆掌权后，败亡的东晋依然是最高统治者要天下人引以为鉴的对象，故而要求臣下“各献谠言，指陈得失”（《宋书·文帝本纪》）。值得注意的是，刘宋统治者对于晋朝尤其是东晋人物，心态是复杂的，比如，对东晋谢氏家族的后人谢混（谢安的孙子），刘裕发现他依附异己势力，迅速铲除，毫不手软；对同是东晋谢氏家族的后人的谢灵运（谢玄的孙子），刘义隆虽曾经表示赏识，但最后还是以“谋反”之名将他杀了。可另一方面，为了显示刘宋政权与东晋政权的“承继”关系（刘裕曾经还是东晋的臣子），又不能对东晋人物一概否定，于是，就有了刘裕上台后的一个很特别的举措：“以奉晋故丞相王导、太傅谢安、大将军温峤、大司马陶侃、车骑将军谢玄之祀”（《宋书·武帝本纪（下）》）。换言之，刘宋政权对于此前一个朝代的政治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对于此前一个朝代的人物却不敢轻易否定。但无论如何，均有“是非”判断。这是《世说新语》义理层面存在“是与非”二元结构的深层原因。刘义庆在这一点上与刘裕、刘义隆保持基本一致。

　　刘义庆不喜欢谢灵运

　　有一个小人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刘义庆对于文采风流、生性轻浮的人是持何种心态。这个人叫何长瑜，是谢灵运的好朋友。《宋书·刘义庆传》记载：刘义庆在任江州刺史时，他的身边就有“东海何长瑜”。换言之，何氏曾经是刘义庆的“文胆”之一。另据《宋书·谢灵运传》，何长瑜任刘义庆“幕僚”期间，曾以轻薄的口吻嘲笑同僚陆展等人，惹得“义庆大怒”，上报朝廷，将何氏打发到岭南去，成为“流人”。等到刘义庆去世之时，何氏仍在岭南，没有北归。这等于说，刘义庆到死也不愿再见此人（以刘义庆的权势，让何氏返回并非难事），其可知刘义庆决绝得如此彻底。比对何氏与谢灵运二人的性格，却颇多相似之处：同样具有文学才能（何氏曾是谢灵运族弟、南朝著名文学家谢惠连的老师），同样风流倜傥，同样偏激轻浮。何氏先依附谢灵运；谢灵运死后（谢卒于元嘉十年，433年），大概于元嘉十六年（439年），何氏成为刘义庆的助手。按说，谢灵运故事甚多（仅《宋书·谢灵运传》就记载不少），曾几何时，熟悉谢灵运的何氏就在身边，刘义庆不会不了解谢的诸多有趣往事。如果刘义庆是喜欢谢灵运的，他完全可以将更多谢灵运的故事编入书中，可是，在《世说新语》里，谢灵运的故事仅有一则，而且是负面的（“言语”门第108则，讲谢灵运的举止很造作）。刘义庆对谢灵运的评价不言而喻。

　　其实，若论言行举止，谢灵运与谢玄、谢安乃至于王导、王衍等等，可谓风神互接、一脉相承；而王导、王衍等等又与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精神相通”，善于“清谈”，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标签”。据《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的性格是多侧面的，如他“性奢豪，车服鲜丽”，这与谢玄讲究服饰是近似的；他喜欢“肆意游遨”，这与谢安的“东山之乐”是近似的；他对于公务粗枝大叶，无所用心，这与大大咧咧的谢万（谢安之弟）是近似的。其实，《世说新语》里谢氏家族的类似故事也甚多。因此，刘宋政权尤其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使用谢灵运的问题上是极有保留的，《宋书·谢灵运传》写得明白：“灵运为性偏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换言之，谢灵运的轻浮性格很不利于他的仕途发展，他是被朝廷“控制使用”的，真正具有“实权”的事情不会安排他去做。其中，“多愆礼度”四字是其“要害”，指违背常情礼法、举止失“度”。反观《世说新语》，里面的“多愆礼度”的故事所在多是，这能不引起我们的格外注意吗？

　　刘义庆对谢灵运的否定态度，使我们不得不要“管中窥豹”地重新审视其编写心态。可以说，刘义庆对于“魏晋风流”是时刻在反思着的，虽不能说一概否定但也不是盲目欣赏，更不是以之作为“名士养成的教科书”。只要思考《世说新语》全书为何有一个内在的“正负二元结构”，就会明白这是一部充满着“反思”意味的大书，内含着刘宋政权的“东晋论述”。

　　（文章小标题为编者所加。董上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