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软性文化与外儒内法

儒家诞生于先秦时期，属于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后来竟至于发展壮大，为很多帝王所尊崇。但儒家的文化属于软性文化，对于社会教化和风俗的形成有着良性的影响，而对于外敌的入侵或者侵略别的国家却没有什么帮助，于是，有些帝王就用了外儒内法的策略来治理国家，反而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勇、诚、恕、忠、孝、悌，基本上没有兵家的事，都是主张对于家庭、朋友、君主、国家要做到怎样的标准，而不是对付那些强敌应该怎样。如果说“勇”还有一点作用，那么“智”又限制了“勇”。国人尚智，以为智慧比用蛮力好得多。于是很多历史上的智慧人物都被人们所尊崇，诸葛亮、张良、刘伯温等，几乎都被人们神化，而且都成为经天纬地之才，治国安邦之人。他们都是善于用儒家那一套来成就帝王霸业的，也是善于弄权的人。说到底，儒家的最终理想还是具备很强烈的政治性的。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修齐治平，试想那些穷书生寒窗苦读之后去考试，哪里有能力去治国平天下呢？国家是君主的国家，天下是君主的天下，即便书生考中了后来做了大官，也只能提意见，不能替君主做主。倒是能遵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规矩，偶尔有反抗的，也被称为乱臣贼子，被后人所诟病。于是，儒家的软性文化特征就显示出来了。即便有“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的开放政治观，也难逃内敛的软性文化气质的主导。

儒家的行为修身原则每一项都是内敛的，要人们遵从仁义礼智信，要勇诚恕忠孝悌，却没有教会人们如何去反抗。虽然儒家早就有对于君位“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的论述，但反抗的人大多不是遵从了儒家的传统，而是用了外儒内法的原则。

古人云“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儒家的很多秀才们要是考中了举人，继而考中了进士等，就会做官，这些官员只是主导行政方面的官员，并且构成了整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而军队作为国家的根基并不参与官僚体系的构建。要是国家被外敌入侵，只是依靠那帮文臣是不行的，需要用到武将带兵抵抗侵略。而文官系统所能做的只是提意见，写文书，真正打仗的还是武将和士兵。或者说，儒家以修身的原则扩而大之，形成对天下的治理原则，本身就不可靠，只是说着堂而皇之的形而上的理论，真的要治理国家了反而捉襟见肘，不能成行。

儒家的理论只适合于拿出来做宣传，让人们普遍遵守儒家的行为处事原则，要孝顺老人，爱护晚辈，要家庭和睦，行仁义而不能动武力，要忠于君主，要具备智慧等等，其实哪一样都和用兵没有关系，但对于风俗的形成和官僚系统的宣传非常有帮助，只是没有强有力的军队作为依托，也就让儒家的理论不能真正实行了。于是，有作为的君主就要实行外儒内法的治国策略，强化军队和构建整个文官系统同时进行，以军队做为保卫国家政权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国君手握军队，就等于手握重权，再发号施令的时候就没有人敢不听了。虽然儒家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还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信条，但总体来说，还是要靠军队做权力背书，不然哪个臣子会安分守己？哪个臣子不想取而代之？

官僚嘴上说的仁义礼智信，背地里行的却是完全相反的那一套，而皇帝也是如此，金殿议事的时候义正辞严，威风八面，私下里却荒淫无耻，玩弄权术。或许，古代的官僚集团就是要靠着玩弄权术来支撑起来的，但军队始终都是官僚系统的根基。一个国家要是没有了军队，基本上就等于不存在了。实行外儒内法的君主，大多都要靠了军队的力量来维持政权的运转，要是过激过偏也就不行了。秦始皇完全实行法家的策略，结果弄出很多严刑酷法，还焚书坑儒，摧残了文化，以至于到了秦二世就亡了国。刘邦则不然，除了继续巩固军队以外，就要实行儒家那一套，让人们都做儒家的信徒，但实际上还是实行的法家那一套权谋。

但要是社会和平时间久了，军队也没有经过战争，国君就会放松警惕。而社会上经常出现海晏升平的景象，也就让人们真的以为儒家那一套很有用了。尤其是参加科举考试，几乎成了寒门学子的唯一上升途径。社会也是长幼有序，尊卑有节，这样不是很好吗？但越是这样的稳定秩序就越藏着凶险。官员贪腐没有被彻底清理干净，军队建设也大多废弛，如果遇到强敌入侵，国家很快就会倾颓。而外交上的儒家那一套只适合于拿出来说说，却对于实际行动于事无补。宋代后期被异族入侵，很快就亡了国，但南宋的君臣仍然偏安于一隅，享受着温柔敦厚的儒教传统，却在军队建设方面没有什么长进，最终被蒙古军队所灭。要是早知道修习武备，摒弃儒家的政治幻想，或许还不至于灭亡得那么快。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胡适认为，儒者是殷朝的遗民，亡国之后沦落为执丧礼者，儒是周代社会对有此类文化之术士之蔑称，因为已经亡国，其文化只能以柔弱之势存在。著名学者李泽厚认为儒家是巫师演化而来，孔子也说过：“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看来儒家还真有蛊惑人的东西存在，而其文化的软性让很多人着迷，却不能应付外敌入侵，也不提倡侵略。有才能的君主基本上都吸收了儒家的柔弱文化以及蛊惑性，用于教化，而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富国强兵，遵从的法则仍然是外儒内法。

也就是说，儒家文化适合讲出来，适合教化；而法家文化适合做出来，不适合讲出来。两者结合正好适合了君主所谓的政治要求，也被称为上千年以来的帝王之术，其实容易培养两面人，也容易给人表里不一、狡猾甚至狡诈的印象，并不一定有利于道德，但人们都很聪明，也知道里面的关窍，也就维持表面的欣欣向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