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手记︱西班牙流感如何改变了世界？

[英] 劳拉·斯宾尼著《苍白的骑士：西班牙流感如何改变了世界》，祁长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4月

四
正如副标题“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所示，西班牙流感对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是作者在本书中所要探讨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就短期来讲，最显而易见的影响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西线战场上的士兵在流感折磨下战斗力明显下降，对阵双方都无力再战。特别是在德国一方，协约国的封锁已经让其后方百姓生活饥寒交迫，流感的进一步打击成为压垮德国战争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对爆发革命后提前退出战争的沙俄来讲，流感对其国内的紧张局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停战之后的和平进程中，参与巴黎和会的各国政要同样受到流感的侵袭，甚至一些重要人物患病的情况也可能对和约条款和战后国际格局产生了影响。
在战争旋涡的边缘地带，一些并未直接参与战争的国家同样被这场大流行严重影响了历史进程。在南非，黑人在大流行中的死亡率很高，而白人当局对疫情的应对不当加剧了国内的种族矛盾，最终以相关法律的出台确立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印度，“圣雄甘地”被流感击倒后错过了争取独立斗争的几个关键节点，但是一些独立运动组织积极参与了防疫活动，从而使得原本由精英阶层主导的独立运动开始获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至于中国，作者则引述了鲁迅的小说《药》以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倡导西医和反对中医药潮流的代表；而在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Western Samoa），当地居民对于来自外部世界的传染病非常脆弱，在西班牙流感中失去了22%的人口，如此惨重的损失放大了人们对新西兰统治当局的不满，最终掀起了争取独立的斗争。
最令人扼腕的当属美国阿拉斯加领地的尤皮克人（Yupik），他们在这场大流行中遭遇了灭顶之灾——损失了40%的人口。由于长期与外界保持相对隔绝的状态，尤皮克人在西班牙流感面前可谓不堪一击，美国政府和当地渔业公司均未能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致使居民大量死亡，不仅许多家庭绝户，一些村庄也整体消亡，更有甚者，偏远村庄里的流感病人死去多日都无人发现，遗体早已被无人喂食的雪橇犬啃食。“奈伦奎克（nallunguaq）”是尤皮克人内部的一种习俗，即为了减轻痛苦的心理负担，人们绝口不提过去的惨痛经历，就如同从未发生过一样。西班牙流感不仅给幸存的尤皮克人的心灵带来了巨大创伤，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该族群的社会文化基础。人口的减少和流感孤儿的离去使传统的生产方式无法延续，大量老人的死去更使得文化传统发生断裂。可以说，在造成当下阿拉斯加原住民困境的各种因素中，以西班牙流感为首的传染病大流行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从长期来看，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对全人类的医疗卫生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前已经初步形成的微生物学的基础上，病毒学作为其重要分支得以形成和发展，传染病的报告和防治体系得以完善，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由此开始建立全民医保。可以说，今天在全球得到广泛认可的由国家主导的对全体国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理念，正是从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之后才逐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所接受。与此同时，以协调各国防治传染病大流行为目的的国际性公共卫生组织也开始建立。数个不同的组织几经波折，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融合形成了在当今全球抗疫中不可或缺的“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在对公共领域造成强烈冲击的同时，这场世纪灾难给人类个体带来的影响同样巨大，它改变了无数家族的命运，重塑了无数个体的人生轨迹。正如第17章的标题“被替换的历史（Alternate histories）”，有太多“如果……那么……”的假设围绕着大流行中的每一个人。不同于我们更熟悉的其他一些传染病大流行，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中被夺去生命的主要是“处在生命的黄金阶段”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且以男性居多，死亡者的年龄峰值仅为28岁。这种现象使得大流行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更加严重，劳动力的缺失在很多地方导致了继发的饥荒。不仅是很多家庭的支柱轰然倒塌，还有无数年迈的父母不得不承受丧子之痛。至今仍无法确切解释的是，虽然西班牙流感中的女性感染率低于男性，但是怀孕妇女的感染率要远远高于同龄女子，而且更易发展成肺炎，所以死亡率也就更高。即使那些幸存下来的，即出生后的孩子，他们在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上也很可能要比其他时段出生的人更显弱势。人们通常用“失去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指称那些丧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年轻人，这一说法最早源自英国作家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的小说《青春作证》（Testament of Youth）。斯宾尼女士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认为那些被西班牙流感夺去生命的孕妇腹中的胎儿才更是恰如其分的“失去的一代”。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受到了损失，也有少数人的命运因这场灾难而发生了积极的转变，比如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祖父死于西班牙流感以后，他的祖母和父亲将继承而来的遗产投入房地产业，后来才造就出他这个“据说身家几十亿的地产大亨”。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流感病毒对人体的伤害并不只限于呼吸系统，它对人体各个器官都有可能造成损害，其中对神经系统的影响甚至可以形成慢性的功能失调。除了视觉和听觉受损，人们还发现很多西班牙流感幸存者的精神状态出现了异常。所以，在病毒造成的全球大流行中，只关注遏制传播还远远不够。那些“康复”后的病人仍然需要持续关注。当躲过感染的幸运者在为自己的好运气暗自庆幸时，或者当人们为了成功阻遏病毒的进一步扩散而欢呼胜利时，请不要忘记那些不幸者——在大流行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为人类提高对抗疾病的能力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从传染病中保住性命的人，可能还要经受各种并发症和后遗症的折磨，他们的人生很有可能就此改变，被迫沿着一条“被替换的”道路走向未来。
斯宾尼女士发现的一些资料表明，西班牙流感可能造成一些康复后的病人陷入精神抑郁和早发性痴呆。在此基础上，大流行对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影响同样举足轻重。作为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浪漫主义兴盛于18、19世纪之交。经过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社会对人类未来的乐观态度在20世纪初达到顶峰。而持续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冷酷地浇灭了人们心中的美好憧憬。接踵而来的全球大流行造成了更多的死亡，给人类的心灵留下了史无前例的创伤。人们惊愕地发现，在这场大流行面前，“科学的全部成就都无济于事”。这种惊愕甚至造成在大流行过后的最初阶段，许多文学家对流感题材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种情况或许正是缘于它残忍得令人不知所措。“流感之后的艺术与之前大不相同了……在1920年代，整个艺术领域都希望切断与浪漫主义的联系，剥离、削弱并摆脱受到误导的前一个时代的欣欣向荣。”有人抛弃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重新回归古典主义的怀抱，也有人转向了战前就已经出现的现代主义。作者列举了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从他们的作品里拣选出与西班牙流感有关的丝丝缕缕，具象地阐明了大流行对20世纪上半叶文化领域的影响。
“后记”部分的题图是一幅美国摄影家阿瑟·摩尔（Arthur Mole）拍摄的“活生生的照片”。成千上万名士兵身着不同颜色的制服，组成一幅幅具有爱国主义意味的图案。因为当时没有直升机或无人机从正上方拍照，所以摩尔只能站在一个25米高的可移动观景台上，通过不断地移动位置，直到形成适当的距离和角度，使镜头中的图像达到最佳效果。作者将这种独特的摄影方法视同比喻，即对西班牙流感这类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必须假以时日，正所谓“距离产生意义”。虽然历史资料匮乏，作者依然重点分析了人类记忆，特别是所谓“集体记忆”的形成和发展，从而突显了全球大流行在“记忆—遗忘”曲线上的沉浮。
五
黑格尔认为，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虽然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人类又经历了几次流感和其他病毒性传染病的大流行，直到今天还在与一种新型病毒奋力抗争。对于西班牙流感，不论学界还是社会，至今仍存有很多尚待进一步探究的疑问。但是从已知的场景中，我们已经领略了如此多的遗憾和惋惜，有很多类似的事情竟然一次次地发生，直到今日依然出现在我们中间。基于此，对1918年西班牙流感进行研究已远不止于医疗史的范畴，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面对下一场传染病的全球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