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洪才：1978年接到国家一个任务，36年后完成，但是国家却忘记了

　　2014年的某一天，一位80岁的老先生颤颤巍巍地从公交车下来，手紧紧地护着自己的公文包，挺了挺腰板直径走向了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

　　可进门后他却茫然了，不知道该找谁，直到站岗的安保人员过来询问，他才被告知应该去外语辞书编辑室。

　　来到编辑室后，一位小姑娘亲切地问候老先生需要出什么书，老先生说：“出一本词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这陌生的名字，让小姑娘慌了神，随即问道：“多少字呢？”

　　老先生轻声说道：“200多万。”

　　她震惊了一下，转头去喊主任。

　　当主任张文英赶来时，老先生才把词典的编写过程、体例说明的材料交给了她审核。

　　随着张文英越看越深入，她发现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这是70年代国家立项的任务啊！终于她在档案室中找到那份1978年的文件，要求编写普什图语的词典。

　　这也意味着，到今天，2014年，这部词典编辑了整整36年。

　　而这位始终铭记“初心”和“诺言”的老先生正是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第一人的车洪才。

　　抽屉里的词典卡片

　　车洪才的儿子车然在采访中说道：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客厅里总是摆着一个占据整面墙的柜子，柜子和中药房里的药柜一模一样，上面一格一格的抽屉，拉开都能看到里面满满的文字卡片，抽屉很沉。那时候我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把这些“鬼画符”一样的文字弄成卡片放在这。

　　没有人知道这些卡片是车洪才先生存了三十年才弄出来的，上面写满了普什图语汉语的翻译词条。

　　那几年天气冷，车洪才总是会跑到在厦门定居的儿子的家中，整天躲在书房中对着电脑，不断地输入内容，为的就是把普什图语存入电脑成为词条。

　　现在，这台东芝笔记本可是他的“掌中宝”，里面有着五万个普什图语词条。

　　为了录入词条，车洪才先后两次患上视网膜脱落，还导致了耳朵也听不太清楚，所幸的是，左耳比右耳好一些，所以家人都习惯站在左边跟他说话。

　　小区里面的人都不知道的是，这个经常在小区晃荡，不喜欢交流的耳背老头子即将完成名垂千古的词典编辑，国内第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但事实上，连出版社都已经不记得这部词典的存在。

　　就连当初负责这部词典编辑任务的孙敦汉都已经80多岁，他只依稀记得当时有人来馆内领任务，其中就有车洪才，但是当时没有规定期限，因为没有人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完成。

　　在他记忆中为了这部词典也开了很多的会议，也有分配给一些出版社去完成，可因种种因素，加上工作调动的原因，渐渐的没联系，这个任务就淡出人们的记忆中了。

　　委以重任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因中国政府和平外交政策和世界格局变化，不断与世界各国密切交流。随后与中国建交、半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

　　这时的外交部翻译数量不足、水平有限的问题日益突出，甚至有好几个国家的大使馆都没有翻译干部去任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指示外交部要抽调学生进行学习小语种来丰富外交部的翻译官。

　　当时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大三的车洪才成为了委派去国外学习队伍中的一员，当知道被选中的名单中有他的时候，车洪才显得异常激动，觉得这是国家组织对他的信任，因为环境的影响，被派到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人员必须是党员才可以，车洪才却成为去资本主义国家唯一一个不是党员的学生，这怎么不令他兴奋呢。

　　刚去的时候就被大使馆分宿舍准备下一步的学习，在宿舍里就有日后一起编词典的张敏。

　　开始学习后，车洪才觉得这是国家给的任务，他必须尽快取经完成，于是没日没夜的学习，花了三年的时间把全部的语言课程修完结课。

　　回国后他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教语言，先后培养了三组学员，随后被国际广播电台请过去组建普什图语组，其间还被要求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成普什图语。

　　1975年，中国为了增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会议决定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把普什图语也纳入要成立词典的一种语言，车洪才觉得这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当1978年商务书馆把这个任务给他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地接下来，他觉得自己的所学就是为了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

　　同时参加编辑的还有他的学生宋强民，两人全身心地投入编译工作，就连老同学张敏也会利用工作之后的闲暇之余过来帮忙。

　　车洪才刚接手词典，充满干劲，他希望可以创造出一本流传千古的优质汉普词典。他和宋强民都乐观地认为，两三年内必定完成词典的全部编辑。

　　办公的场所是北京广播学院五号楼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把所有相关词典都找来仔细阅读并注释，方便之后的编译工作。

　　车洪才一开始无从下手，只能找来一本俄语翻译的普什图语过来当范本进行改编。

　　做这件事组织没有给予任何经费，他们就自己想办法东拼西凑，从电台那借了一台普什图语打字机，还从街道处对面的印刷厂去捡工人不要的边角料，就这样用打字机在卡片上写上单词，注释和用法。

　　他们为了以后可以更好的印刷，把印刷厂上面的刻字格式拿了过来，直接拓印在卡片上。

　　可惜好景不长，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卡尔迈勒政权不被中国政府承认，中阿关系陷入恶化。车洪才虽然担心组织会对词典的编辑工作造成阻碍，但还是镇定的安慰同伴：“这个时候应该更需要这部词典，因为阿富汗的‘亲苏’会让国家更加关注他。”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根本没有人来阻止他，领导都没有来过问，就连同事也没有关心他在做什么。只有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每隔大半年会打个电话过来，询问一下进度。

　　命运无法掌控

　　编词典的工作繁琐而枯燥，每天他和宋强民待着的办公室只会传来铅笔“沙沙”写字的声音。因为高度的精神集中，眼睛不堪重负，会“像针扎一样”疼。

　　当碰到极其生僻的词汇，绞尽脑汁，翻遍书籍都无法编辑时，车洪才就觉得自己就像“神农氏尝百草”一样，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而没有尽头的尝药工作，速度很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完成。

　　但这一切在车洪才夫人学平女士看来，他们的速度快得可怕，她经常会去办公室探望两人，总是发现两人都是默不作声地干活，一个翻译，一个写字，满屋都是纸片，根本都下不了脚。

　　有一次，她拍了车洪才的肩膀，结果他一蹦三尺高，真的“太专注了”。

　　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已经完成了70%的工作量，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完成的卡片装入了大木箱内，足足装了30多箱。

　　突然，这样安静的而伟大的工作被一通电话叫停，院里的领导强行给他安排工作，去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

　　车洪才无奈的把卡片锁在院里的办公室，心想等回来再继续，可命运总算是喜欢作弄人，谁知道一锁就是20多年。

　　当调研回来时已经是1984年的春节了，车洪才想着过年了没给我安排明年的事，应该可以继续好好的编字典了。没想到领导总是忘不掉他这个“闲人”，年刚过完就给他安排去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这一干就五年的光阴。当终于结束了这份工作的时候，新的调令又把他调到巴基斯坦大使馆去了，那时候他已经52岁。这意味着他要从教学工作变成外交工作了。

　　他内心非常抗拒，在家里躲了五个月没有回复。结果外交部干部沉不住气，好声好气地上门找他，不断的做思想工作。

　　他内心没有丝毫波澜，见领导一直劝说，就想了个计策——装病。万万没想到，领导把医生带到他家里给他做全身检查，结果显示非常健康。就这样车洪才再次心不甘情不愿地踏上了外交之路。而他心心念想的10万张卡片还在柜子里躺着。对此他久久难以释怀，甚至提交书面材料给商务书馆说明为什么不能继续完成编辑工作。他愤愤写道：被强制性调动工作，暂时无法完成！

　　车洪才虽然在异国他乡，但是每天都惦记着他的卡片安全问题。因为在出国前，就发生了一件让他痛心疾首的事故。

　　有一次外国语系教师专修，他刚好路过，发现自己装卡片的大木箱竟然被打开，满地都是白色卡片，阳台上、桌面上、外面水泥地上到处都是。原来工人把大木樨打开整理，发现里面有卡片，拿来躺着睡觉。

　　看到这一幕，车洪才当时就崩溃了，愤怒地对工人吼道：“你们这是犯罪你知道吗？”

　　之后就一张一张地拾起，拿回家中让女儿和他一起排查补缺，查到最后发现还是少了百八十张，瞬间心都凉了半截，把卡片扔到纸箱后，就不愿再看第二眼了。

　　时间来到1992年4月，当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游击队接管政权，中阿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外交部把精通普什图语的车洪才从巴斯基坦派到他30年都未涉足的阿富汗去。

　　当来到这片土地之后，车洪才又重新燃起编译工作的热情，四处搜集资料。但没几个月，阿富汗内战加剧，中国大使馆按照命令全部撤离。

　　撤离前夕，车洪才亲眼目睹大使馆中了13颗火箭弹，会客楼直接被一颗火箭弹报销了，大使馆屋顶都是洞，还有一个火箭弹就落在车洪才身旁，幸运的是它是哑弹。当车洪才被救援人员带走时，心里心有余悸地想着：“我的命运都不是我支配的。”

　　世间大义无穷期。

　　没过多久，车洪才就申请退休了。

　　未完待续

　　2001年“9·11”事件发生，全世界都记得这个恐怖组织的头头——本·拉登。但事实上车然却清楚地记得父亲对他说过，这个组织应该是有混入正规军，不然不会那么快控制全国的局势。没错，即使车洪才老先生退休了，也没有忘记关注阿富汗的局势。

　　在“9·11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开展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围杀战争，此后自杀性爆炸事件层出不穷，全世界陷入恐慌，进入了一个“全球反恐战争”的时代。

　　因为美军长期对阿富汗作战，美国对懂普什图语的人才非常爱惜，还曾公开宣布只要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加入美军为他们服务，都可以获得每年十万美金的年薪。

　　这时，政府也顺应时代放松政策，北京广播学院也恢复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招生，在家里闲得了很久的车洪才被请过去教授普什图语。

　　在教学的过程中，他偶尔也会提一提他那本没有编辑完的词典，还有已经在柜子里躺了二十来年的卡片。学生们听完都很惊讶，觉得“不编完可惜了”。

　　此时中阿两国的交往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变得更加的频繁，国家对会普什图语的人才需求很大。在甘肃发生了阿富汗人贩卖鹰隼的刑事案件，审判的时候没有人懂得普什图语，案件进度一度暂停。为此，法院还专门从北京总院申调了一个学生过去翻译。

　　随后一位会普什图语的教授在中阿边境港口被一群阿富汗人围住，只因他们语言不通不懂填写入境申请表格。

　　这一件件新闻，让车洪才决心把词典编辑完，好造福大家。2008年之后，车洪才真正地退休了，已经72岁的车洪才叫上原来的大学同学、一起编过词典的张敏，作为共同的主编来完成这部词典。

　　为了能让出版社收编并印刷，他们必须的把卡片上的词条转换到电脑上面去。张敏对电脑一窍不通，车洪才只能自己干。一开始总是出状况，不是忘记保存就是系统突然崩溃，后来询问专家才明白这是软件与系统不匹配，没办法，只能重新装系统，重头开始。

　　为了词典变成电脑词条的速度快一些，他还让儿子公司的员工一起做，4台电脑六个员工，跟着车洪才不分日夜的工作。员工主要输入中文和注音，普什图语还是得车洪才亲自操刀，工作量十分巨大。

　　时光光匆匆，四年过去了，到了2012年春节，词典的初稿终于是完成了，车洪才觉得悬了30多年的心终于在那一刻得到安心。

　　当有人问他做外交和做词典哪个更累，车洪才却说：这两个没有可比性，虽然都是很累的活。但是搞词典需要韧性，需要不断地做下去，不可以有任何的思想动摇，否则都成功不了。

　　车洪才觉得如果是外交和词典这两件事让他选择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词典，因为它有更长远的影响。外交工作我能做，别人也能做，但是词典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编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编的。

　　车洪才说：“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现在没拿到一分钱，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这个东西，评职称什么的都没用过这个，用不上。”我就觉得这仅仅只是一件个人小事。

　　2012年4月，这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这天是车洪才36年来第一次去商务印书馆。那天的他洗好了头，套上一件棕色的皮夹克，把皮鞋擦得亮亮的，神清气爽地搭着公交就来了。

　　儿子的担忧词典不会有人收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商务印书馆主任张文英女士当场就表示她愿意接手词典。按照合同规定，词典将会在2014年年内出版，每千字稿酬80元。

　　总结

　　36年时间，车洪才从一个正值壮年到交稿时的白发苍苍，36年的沧海桑田，他始终不忘初心坚守诺言，铭记国家、组织交于他的任务。他坚持着自己的使命、责任。凭借着超强毅力完成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任务。这样的人与这样的精神，怎能不叫人钦佩?

　　都说这是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但我依然相信，在你看不见的角落里,一定还有众多如车洪才这样的人物，在默默的坚持着一项“国家任务”，他们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脊梁!

　　世间大义无穷期。

　　致敬车老，致敬无数像车老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