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介绍了意大利戏剧泰斗达里奥·福于1964年创作的二幕喜剧《第七诫：别太贪》，剧本讲述了一个超现实的故事，体现了剧作家达里奥·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意识、敏锐的思辨力和深邃的洞察力。
记得2016年10月15日，米兰下着倾盆暴雨，但寒冷恶劣的天气并没能阻止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涌到米兰大教堂（Duomo Milano）的广场上，向戏剧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达里奥·福（Dario Fo，1926—2016）的遗体道别。这是米兰历史上第一次举行一场非宗教仪式的葬礼。人们扶老携幼，或手捧鲜花，或手举达里奥·福的作品，在雨中向大师致敬。评论者称：“达里奥·福的逝世，令意大利在戏剧、文化和民生领域损失了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讽刺性著作、研究、舞台作品以及多面性的艺术行为，都是一位伟大的意大利人奉献给世界的珍贵遗产。”
达里奥·福，1926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马乔列湖畔，是意大利当代戏剧泰斗、意大利喜剧的革新者。他并非来自戏剧世家，也不是科班出身，早年曾学习建筑和美术。他天资聪慧，集编剧、导演和表演于一身，也擅长歌唱、乐器演奏、舞蹈以及舞美和服装设计，是一位全才型的艺术家。1997年，他因“继承了中世纪流浪艺人的传统，抨击政权，恢复了受屈辱者的尊严”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七诫：别太贪》是达里奥·福于1964年创作的二幕喜剧，也是一部在意大利常演不衰的戏剧。剧名取自犹太教和基督教“十诫”中的“第七诫：毋偷盗”，隐喻了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社会弊病。
为便于理解，简单介绍剧情如下：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故事，主人公安内亚是米兰一公墓的女殡葬工，她嗜酒，有些缺心眼儿，同事有时拿她开涮，告诉她妓女才代表真正的女性解放，她却信以为真。当时，一些骗子在墓地中做着有关坟墓、尸体的买卖，损害公家和市民的利益，同时，市政府计划把市区内的墓地迁到郊外，将腾出的土地变为建筑用地。一个会计师来到墓地并提出了荒唐的要求──租一口棺材躺在里面以治好他的“棺材恐惧症”。安内亚答应了他的要求，却发现他是在设计装死以逃避罪责。会计师要求安内亚配合他行骗，并让她冒充修女潜入修道院中的办公室偷出钱和可用于讹诈的文件。后来，墓地领导、警长、法官等人纷纷登场，随后检察长介入，获悉有关的丑闻后，他决定掩盖真相，让疯子教授切除了会计师、墓地领导、警长等人的脑白质。最后只有安内亚全身而退，她看到滥用权力的人并没有被追责，随后重返岗位，在墓地等着众人（有一天）的到来。
《第七诫：别太贪》，1964年演出，福-拉梅基金会（Fondazione Fo Rame）授权
“创作富于战斗性的戏剧”“真正的人民戏剧”是达里奥·福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追求。达里奥·福在政治上一直属于左派，他曾是一名意大利共产党党员，曾表明：“如果上帝有信仰，他一定是共产主义者。”他把鲜明的政治立场、炽热的批判激情都熔铸进自己的创作，始终把戏剧当作反映现实、参与斗争、揭露黑暗、针砭时弊的手段。达里奥·福的戏剧虽然内容各异，但无一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无一不是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直接做出反应的。诸如物价飞涨、堕胎自由、离婚法、官员收受贿赂、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黑社会同政权勾结等平民百姓最为敏感的问题，都被达里奥·福纳入自己的戏剧中，其讽刺之犀利、抨击之激烈，可谓前所未有。《第七诫：别太贪》也不例外。该剧在罗马演出期间，达里奥·福曾收到警局传票，被要求去接受调查。正如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22—1962）指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剧中，借墓地领导之口，达里奥·福对当时的国家机器进行了猛烈抨击：“你想把我当傻子呀？允许军队向百姓开枪的政权什么时候存在过自由？”
达里奥·福向来蔑视资产阶级道德观，借主人公安内亚之口，他无情地批判了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罢工潮中，资产阶级掩盖真相、混淆视听、污蔑罢工者的做法：“可是你觉得……我不读报纸吗？真正的、独立的报纸！……‘他们（罢工者）是一群狂躁的暴徒，他们袭击警察，尽管警方不情愿，但被迫做出反应，以免屈服于最坏的民族败类的毁灭性的愤怒！’……警察可真棒，他们把人都赶走了！又恢复了秩序！干得好！自由万岁！”
当年，政府和房地产商狼狈为奸，谋取巨额利益，这在剧中通过墓地领导和殡葬工读报的场景得以表现：“建筑投机商正在设法说服市政府搬迁这座巨大的墓地，明天局长们将举行会议……但是今天看来投机商将赢得这场比赛……”
意大利社会等级分明，死人也不能幸免，借着安内亚无遮无挡的嘴，剧作家辛辣地讽刺了这种现象：“这可都是市政府的财产，有给穷人葬礼使用的棺材……还有一些桃木棺材，是留给局长、政府官员的……”
意大利是一个宗教色彩浓重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就位于首都罗马城中。天主教与意大利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意大利政坛影响深远，达里奥·福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对教会的虚伪、阴暗做了无情的揭露。剧中殡葬工们编出了用鱼雷运尸体的故事，拿安内亚开涮：
殡葬工甲 到那儿有十八公里的路，可太远了。但是，可以把人都放在尸体运输管中运走！在第一枚鱼雷中放入尸体──走人！（突然扭头，同时模仿葬礼中鱼雷发射的声音）嗖！（殡葬工们好像是一场赛车比赛的观众，模仿并重复殡葬工甲的手势和鱼雷发射的声音）第二个是寡妇──出来！（重复）嗖！第三个是神父，还有两个辅祭的男孩，又出来三个！（模仿鱼雷发射的声音，以唱圣歌的腔调结尾）免除世罪的天主羔羊，嗖……最后，一个装着亲戚朋友的鱼雷到达。
这段台词看似荒唐，却体现了达里奥·福对天主教会的猛烈抨击。在天主教历史上，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事情屡见不鲜，上一任教皇本笃十六世就曾因在德国任总主教时包庇娈童的神父而受到指责。殡葬工甲台词中“两个辅祭的男孩”，实际上是直指在弥撒中、在唱诗班和教会学校中受到恋童癖神职人员性侵的儿童。安内亚冒充修女作案时遇到了一个小偷，他们共同偷出钱财，安内亚指示小偷配合自己的行动时强调：“站在那个圣人前面，然后认真地念一段‘安息主怀’。”“安息主怀”是天主教念给亡者的传统祈祷词，此处，剧作家对某些天主教徒之道德虚伪的批判可谓淋漓尽致。正是因为达里奥·福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天主教会对其恨之入骨，1997年，当瑞典文学院授予达里奥·福诺贝尔文学奖时，天主教会的官方报纸《罗马观察家》曾评价道：“瑞典皇家学院在表现出了那么多理性之后，现在把大奖授给了一个小丑。”
对弱势群体，达里奥·福则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借殡葬工之口讲述了主人公安内亚的身世：“她是殡葬工，政府公墓守墓人的女儿。她爸爸是个酒鬼。为了应付这可怕的环境，她也开始喝酒。”此外，达里奥·福还赋予妓女话语权，让她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条子，就是警察来抄的时候，得赶快跑，钻到草丛里，跳过墙，越过铁丝网……”
在本剧中，达里奥·福使用了格拉梅洛语（Grammelot）。这种语言原是杂技演员使用的，受16世纪意大利即兴喜剧大师安杰罗·贝奥尔科·鲁赞泰（AngeloBeolco detto il Ruzante，1496—1542）的启发，达里奥·福创新了这种语言，以意大利波河流域方言、俚语为基础，加入那不勒斯、普罗旺斯、加泰罗尼亚方言中的一些词汇及象声词，尽管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语言，观众却可以理解每一句话的意思。达里奥·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神秘滑稽剧》即使用了大量的格拉梅洛语。在本剧中，安内亚通灵一场充分体现了剧作家对格拉梅洛语的运用。
从达里奥·福的戏剧中可以看到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影子，同时，达里奥·福也用心继承了15—17世纪盛行于意大利民间的即兴喜剧传统，借鉴了它的即兴表演和喜剧手法──即兴喜剧大师鲁赞泰是达里奥·福最为推崇的戏剧大师。达里奥·福也很注意在创作中融汇外国戏剧的优秀经验。2015年我采访达里奥·福时，他明确表示中国元素激发了他创作上的灵感，他从中受益匪浅。1975年，达里奥·福夫妇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旅行。在中国期间，他观看了中国戏剧，对此印象深刻，他学到了中国人表演哑剧的技巧和使用肢体语言的方式，在本剧第二幕第三场疯人院中疯子们玩的摸国旗游戏中可以看到明显的京剧表演程式。同时，达里奥·福还深受法国卡巴莱歌舞滑稽剧的影响，而苏联诗人、剧作家马雅可夫斯基晚期创作的讽刺剧《臭虫》《澡堂》也对他产生了影响。此外，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关心重大社会题材、激发观众变革现实的兴趣与愿望的戏剧美学，及其反映现实斗争的短剧、独幕剧等，也启迪了达里奥·福，从本剧中角色和情节的处理上都依稀可以看到布莱希特的风格。
谈到这部戏，就不能不谈达里奥·福生活和艺术上的伴侣弗兰卡·拉梅（Franca Rame，1929—2013）。1954年，出生于意大利“梨园世家”的拉梅与达里奥·福结婚，两人的结合使达里奥·福在戏剧事业上如虎添翼，突飞猛进，他从拉梅家族那里汲取了许多表演即兴喜剧的技巧。福的剧作常演常新，在多次补充、修改后定稿，最后由拉梅执笔，他所有剧作的出版几乎都是由拉梅进行修订的。在将近60年的并不平坦的艺术道路上，这对志同道合的伉俪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共同开拓了意大利当代戏剧的一片新天地。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达里奥·福谈到拉梅的功劳：“作为演员和剧作家，在座的诸位学院先生在考虑评奖时已经对她认可了；我们的戏剧中的许多台词也都凝结了弗兰卡·拉梅的心血……我和她一起生活了一辈子，要是没有她在我身边，我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你们认为应该得到殊荣的作品。”本剧在意大利演出时，拉梅扮演了身为殡葬工、假冒修女院院长、梦想成为妓女的安内亚，她的表演自成体系，炉火纯青，惟妙惟肖，令人赞叹。
长久以来，达里奥·福的剧作持续在世界各地演出，其演出频率和受欢迎程度可能超过任何一位当代戏剧家的作品。他那充满灵气的艺术创作力使他的戏剧情趣盎然、雅俗共赏、魅力无穷，他通过笑声来针砭社会的丑恶，让观众在笑声中获得思想启迪和审美愉悦。大师曾希望中国的读者能理解他剧作中想表达的思想：“如果只认为我的作品具有异国情调，是好看的戏剧，就丧失了我所创作的戏剧的价值……对于年轻的戏剧工作者，仅仅教授技巧或姿势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告诉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们必须学会讲述自身的情况。不能为自身所处时代说话的戏剧、文学作品和艺术表现形式都是毫无意义的。”[1]
《第七诫：别太贪》一剧体现了剧作家达里奥·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意识、敏锐的思辨力和深邃的洞察力。今天我们对达里奥·福的理解可能还达不到他对戏剧贡献的百分之五十，他之于戏剧、之于社会的价值还在经受检验，而时间会证明一切。
注释
[1]李莹：《耄耋之年对戏剧的思考──访意大利当代戏剧泰斗、诺贝尔奖获得者达里奥·福》，《新剧本》2016年第3期。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21年5月总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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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莹：戏剧学者，戏剧翻译。意大利国立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博士，任教于罗马外国语大学、国立佩鲁贾外国人大学。著译作品有《醒来》《两兄弟》《天近黄昏》《中国最近二十年现实主义戏剧与社会互动的关系》等。
《戏剧与影视评论》是中国戏剧出版社与南京大学合办的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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