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银行家宋汉章曾三次对政坛大佬说不，第一是对陈其美，第二次是对袁段，第三次是对蒋介石。这里说说第二次。
清廷覆亡之后，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的款项不断为北洋政府挪用，继而发生挤兑风潮。
1916年5月12日，袁总统遂通令全国中、交两行暂停兑现付现并禁止提取现款，两行现金准备一律封存，由此酿成近代金融史上的“京钞风潮”。
在此风潮中，不仅中、交两行岌岌可危，整个中国银行业都有被毁于一旦的危险。
与在沪中行股东秘密商议后，宋汉章表示坚不执行。
据时任副经理的张嘉璈回忆：在接到电令后，大家都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
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所存现金准备等，能够应付数日兑现付存之需，“即使不敷兑现与提取，尚有其他资产可以抵押变现，提供兑现付存准备。”
之后，宋汉章对外发布通告：上海分行所有钞票仍照旧章办理，一律照常兑现；所有到期存款，一律照付现金。
期间，上海分行还刊登广告：
“本行照常营业，上海钞票一律收兑。近闻各小钱庄折价贴水，使吾商民无故吃亏，望各持票人于本行营业时间迳至本行兑现，勿自惊扰。
惟捕房以人数拥挤，恐乱秩序，派警弹压，致来行兑现诸君行动不能自由，至为抱歉，惟祈鉴原。”
上海分行的态度坦然镇定，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从5月12日开始，预料之中的挤兑风潮果然出现，大批客户涌到三马路(今汉口路)上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一时间人山人海。
很多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而其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或五元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张”。
13日由于是星期六，银行下午本不上班，但为了维持信用，宋汉章决定延长办公时间，下午照常开门兑现，以安定人心。
在此消息之下，挤兑的人数由前一日的数千人迅速下降为四五百人。14日，挤兑人数更是减至百余人，风潮基本平息。
在当时的形势下，宋汉章这样做不但有经济风险，同时还有政治风险乃至人身方面的危险。因为按北京政府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停兑令”，其中就规定：
“各省地方，应由各将军、都统、巡按使，凡有该两行分设机关，地方官务即酌拨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
实际上，宋汉章对此也并非毫无担心，当时某营业专员就回忆说：
“宋汉章、张公权（即张嘉璈）和我们日夜开会，商量应付办法，大家知道袁总统的暗探密布在各处，这次抗令兑现，是把性命提在手里，随时可以发生危险。”
可惜的是，袁总统的惩人术尚未殃及宋汉章，他自己就一命呜呼了。
而本次抗拒“停兑令”的胜利，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银行在国内外的信誉，宋汉章等人也得到了舆论的一致好评。
风潮平息后，上海《新闻报》即发表评论说：
“上海中国银行抗拒停兑之后，前日兑出43万元，昨日兑出15万元，两日以来，舆论翕然，然非资力雄厚兼有胆识者，何能若是！持有上海中国银行钞票者可少安毋躁矣。”
事后，坊间有一首竹枝词立刻传布四方，曰：“中国银行宋汉章，不听袁令抗中央；力将钞票通常兑，博得人间信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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