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崧当皇帝，不是妖僧来充王，就是妖妇来寻夫，还有太子来争位

南明三案：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假冒王室、假冒太子、假冒王妃

朱由崧当皇帝，不是妖僧来充王，就是妖妇来寻夫，还有太子来争位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明朝福王朱由崧(崇祯皇帝的从兄弟)在督师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监国于南京。不久后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弘光元年，建立了南明的第一个政权。

但朱由崧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称帝后，一切事项听任马十英一伙人胡搞，他们大肆诬陷忠良，排斥异己。他们对压境的清军战备松弛，在民间则恣意搜刮民脂民膏：骄奢淫逸，苟且偷安，使得渴望复兴明室的有识之士大失所望。

开始使用新年号前夕，南明朝廷发生了要求朱由崧让位的“妖僧”案。两个月后，又相继出现“伪太子”和“妖妇”两个大案。它们有的揭示出弘光小朝廷内部矛盾重重的事实，有的暴露出朱由崧道德败坏的丑恶灵魂。这三桩案件，当时震动朝野，后来被称为“南明三案”。

“妖僧”大悲——定王假案

顺治元年十二月，朱由崧通过情报得知，有个和尚自称定王，要求官府前去迎接。他即刻派中军都督蔡忠带人前去捉拿。命蔡会同总京营戎政赵之龙、锦衣卫堂官冯可宗一道进行勘问。

和尚说自己是定王（太子朱慈烺的胞弟)，逃难中出家为僧，法名大悲。他觉得潞王(朱由崧的堂叔)贤明，应当做皇帝。要求朱由崧下台让贤——这就是他求见官府的目的。

清兵入关后，太子弟兄下落不明。这对刚监国不久便迫不及待地称帝的朱由崧，不能不成为一种威胁。早在同年七月，当时民间盛传太子南来之际，他就对太子弟兄颁赐谥号，制造他们已经死亡的舆论。所以，刚获知民间来了亲王，不加调查就下令逮治。当和尚说出自己是定王，且要求皇帝让位之后，事态变得更加严重，于是，朱由崧传旨，把和尚送交刑部，严加审讯。

审讯中，大悲“语言颠谬”，真实身份还没有弄清，奸党阮大铖(兵部侍郎）、张孙振(御史)便企图把正直大臣史可法等牵连进去，以便一网打尽。他们编造了所谓的“十八罗汉”、“七十二菩萨”等名单，准备塞入大悲袖中，把史可法等人罗织成“妖僧”一党，后因马士英不愿牵涉过广，此一诬陷阴谋才没有付诸实行。

经过多次刑讯，官方宣布，大悲乃原齐王后裔，冒充定王，处以极刑。

从多种史籍记载看来，大悲当时已经成年。但据《明史·诸王传五》有关资料推算，定王本年还是个13岁的少年儿童，故可以肯定和尚确乃冒充定王。大悲其人，当是眼见弘光朝政腐败,不能重振明室，因而假称定王，要求朱由崧下台，以抒义愤而已。

“驸马侄孙”——太子疑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家仆穆虎，从北方南下投奔主人。途中遇到一个少年相约同行。当晚脱衣就寝，此人露出了绣龙内衣。穆虎非常惊诧，追问究竟，少年说自己是个逃难的王子。过了不几天，彼此相处渐熟，他又说自己是太子，到达南京路过朱元璋陵寝时，他伏地悲哭，并对高梦箕谈到农民军入京后的情况，还讲述了不少宫廷旧事。

高梦箕原想把这件事上奏朝廷，但考虑到作为帝位合法继承人的太子入朝，吉凶难料。所以把他送到杭州，和侄儿高成同住。

在杭州，此人自命不凡，喝多了酒就狂言呼叫。高成惧怕出事，写信密报叔父。高梦箕同样怕惹祸，急忙函告高成送走太子，建议他到福建投奔南安伯郑芝龙，或到武昌寻找宁南侯左良玉。但太子南来的消息早已传开，弄得人人皆知了。高梦箕情知掩盖不住，只得如实上奏。朱由崧即派内监冯进朝赶到浙江，追回太子。这是弘光元年二月下旬的事。

先后进行了四次讯问，据载，初审那天，在如临大敌的森严气氛中，太子对许多问题、甚至连外公周奎的名姓都说不出来。奉旨当堂辨认的朝臣们瞠目结舌，无人敢于表态。只有东阁大学士王铎说了声“假”。而当都御史李沾带领随从走上殿时，太子突然跪到地上，自认是驸马都尉王为的侄孙王之明，冒充太子乃穆虎教唆。

对殚精竭虑要排除异己的奸党说来，这又是个绝好的机会！马士英打算把另一位正直大臣姜曰广牵连进去，阮大铖等则想诬陷郑芝龙和左良玉。还是大理寺卿葛寅亮告诉张孙振，朝廷兵力既敌不过郑，更远非左的对手，攀扯上他们也无法对付。张孙振把这个意见转告了马、阮，从此才不再纠缠下去了。

由于朱由崧一伙失尽民心，驻外武将和全国军民对太子存有幻想，因而一致相信太子是真的。驻防庐州的靖南伯黄得功、驻守武昌的左良玉、坐镇九江总督军务的袁继咸、总督湖广四省军务的何腾蛟先后上疏，主张“多召东宫旧臣辨认”，反对“辗转诛求”。这使朱由崧等不敢贸然处置此案，“太子”因而一直被囚禁在狱中。

湖广巡按御史黄澍，过去曾面劾马士英“权奸误国”，受到迫害，这时正在左良玉营中监军。他鼓动一向受压抑的左良玉起兵讨伐企图“谋害太子”的奸党。从汉口到蓟州，“列舟二百余里”，攻向南京。马士英慌忙把抗清前线的兵力后撤布防。尽管黄得功在安徽铜陵等地挫败左军攻势，但清军已抓住有利时机，由河南归德分兵东进，乘虚直入。五月初就逼近了南京。

朱由崧乘夜弃城出逃，南京城中一片混乱。以监生赵某为首的民众破狱迎出太子，让他做了皇帝。三天后清军入城，他成为俘虏，日后遇害于北京。

“愈疑愈辨，愈变愈疑”的“伪太子案”，疑点确是不少。穆虎不过是个仆役，何以敢教唆别人冒充太子?参与主审本案的张孙掘，为什么要对供词“纵笔涂抹，手自为稿入奏”(《三垣笔记》）?不少问题都无法解释清楚。由于文献有缺，我们就只能仍以疑案视之了。

“妖妇”寻夫——童氏冤案

弘光元年三月，河南巡抚越其杰，备办了车马仆从，前呼后拥地把朱由崧失散了两年多的“继妃”童氏、送到了南京。

皇帝却并不为此感到欣慰。相反，竟说童氏是冒充王妃的“妖妇”，把她押进了锦衣卫的监牢。

冒充皇帝老婆，要不怕被识破后的杀身之祸，才敢干出那样荒唐的勾当。再说，河南方面大员难道不加查考，就轻信一面之词，担着受欺君之罪的风险，贸然把一个不相干的女人送进京城?

严刑逼供之下，童氏被迫自称是周王府宫人，因听玩周王登基，特来投奔。总之，她认错了人！但事后，她满腹冤曲，给朱由崧写了信，并把当年和当今皇上遇合的经过，告诉了冯可宗。

崇祯十四年（1641)春天，李自成大军攻克洛阳，杀死了残民自奉的福王。王妃邹氏和世子由崧狼狈出走。在尉氏县旅邸中，遇到了童氏。

朱由崧垂涎童氏的姿色，对她言语引诱，发生了床上关系。后来在继续南逃途中，三人乱中失散，各奔一方。童氏颠沛流离，一年后生下个孩子，没有成活。从此流落河南，寄居民间。

朱由崧当上皇帝，寻访到母亲下落，把邹妃接到南京享福。消息外传后，触动童氏心事，希望朱由崧能念旧情，接她入宫。

河南巡按御史陈潜夫知道这件旧事，曾经把童氏的下落疏奏朝廷。但朱由崧置若罔闻。

河南巡抚越其杰与镇守归德的广昌伯刘良佐,对童氏和当今皇上的关系也深信不疑。于是，把她送到南京，和朱由崧团圆。

童氏在自述中，对两年前和朱由崧共同生活的情况，包括朱由崧最初勾引她所讲的话，都谈得很清楚。刘良佐也给朝廷送来声言“童氏非假冒”的奏疏。连马士英都觉得：“苟非至情所关，岂敢自诣?”主张迎她进宫。

朱由崧对童氏上书不加理睬，依然矢口否认认识“妖妇”，改命太监屈尚忠对之严加拷讯。

童氏最后冤死于狱中。马士英也改变了态度，用“私谒妊妇”罪名，把他一向嫉恨的陈潜夫逮入囹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