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砖塔胡同的房东回忆：朱安白天做饭，晚上夫妻俩回各自的房间

文学大家鲁迅爱吃糖和甜食是我们所熟知的。但却鲜少有人知道：鲁迅先生身患胃病之时，他几乎一整天都吃不下东西，可以说是油盐不进。

某一天，病榻上的鲁迅突然说自己想吃北京“稻香村”的点心，一旁伺候的朱安为了丈夫的身体健康，立刻出门，缠过足的小脚马不停歇地走了将近80里路，才买到了鲁迅心心念念的点心。

但是，当她满头大汗回到家中，将丈夫想吃的点心放到床头时，鲁迅却只是轻飘飘看了她一眼，冷淡地说了一个“好”字。

张爱玲曾说，“爱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但是却又在尘埃里开出花来”。朱安与鲁迅的感情，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鲁迅本人也曾经说过，“创作总根于爱”，对于朱安的感情，鲁迅本人有着“卑微的爱”之外，更加深切地解读。

他们两个人的一生，更像是时代悲剧的缩影。

包办婚姻的悲哀之始

与朱安相遇那几年，周树人正在经历周家不怎么景气的日子。那段时间，鲁迅先生的祖父官场失利，父亲因病去世，弟弟意外夭折，家人接二连三地离世使得鲁迅和母亲鲁瑞悲痛不已。

当时的鲁迅常年在外，无法时刻陪伴母亲身边聊以安慰，鲁瑞只能够将满腔悲苦都讲给自己的堂房妯娌谦少奶奶听。

在两人的聊天中，鲁瑞曾经透露过只言片语关于鲁迅婚事未定的忧愁和担心，谦少奶奶闻言，便极力撮合起了鲁迅和朱安的婚事，声称可以“冲喜”。

周家多年来都未尝有过喜事，为了儿子的生活有人照料，也为了周家上下的心情，鲁瑞背着鲁迅同意了这门亲事。

图 鲁迅母亲

于是，在1900年和1901年鲁迅两次回家探亲的过程中，母亲周瑞开始介绍两人认识，并且极力规劝鲁迅接受这门婚事。

但是鲁迅当机立断表示：自己不愿意一个比自己大三岁、连大字都不认识一个的裹脚女人来做自己的妻子。

但是母亲的眼泪像是流不尽的长河，在母亲一次次的规劝与周家上下的游说下，最终，鲁迅为了孝道低下了头。

于是，在1901年4月3日，周家与朱家订下了联姻一事。

在定下婚约后，鲁迅因为学习原因，从江南陆师学堂前往日本学习。在留学期间，鲁迅接受到了更为开明的西方教育，思想也逐渐发生转化。

在送回家的家书中，他多次提到了朱安，请求母亲为朱安另择佳婿，并且明确提出了自己并没有成婚的想法。

回信很快就回到了日本，信中母亲周瑞表示：现在悔婚，对朱安很不公平，还会影响两家的声誉。

毕竟在当时那个年代，名声对于一个没有结婚的女性可以说是最大的枷锁。

为了不影响朱安的后半生，鲁迅只能再次妥协，并且表示如果要他接受朱安，就必须要让朱安不再缠足，并且去上学堂。

为了稳住鲁迅，周家人假装同意，但是面对朱安时，他们非但没有让她放弃裹脚，至于上学，就更是不可能了。

在这种境遇下，1903年，鲁迅创作出了《自题小像》这一首诗，在诗中鲁迅写到：“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随后，他将这首诗送给了当时的好友许寿裳，许寿裳在当时只以为这首诗是鲁迅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宣言。

但是从现在来看，结合当时鲁迅被“催婚”的背景，鲁迅也很有可能将自己对于封建包办婚姻的不满与控诉也一并写进了诗里，也是鲁迅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吐露出自己内心中关于“无爱”和“无所可爱”的悲哀。

图 许寿裳（左二）和鲁迅（右二）

同床异梦的陌生人

鲁迅在日本的学习还没有结束，朱家的催婚信就宛如夺命符一般接二连三地飞往日本。

信中的朱家或是疾言厉色，或是以情动人，主要说的内容不过都是朱安已经超过25岁，如果再不结婚恐怕会受到所有同乡人的耻笑。

鲁迅自然是不为所动，不想再回到那个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地方，更不想娶一个封建制度下最“完美”的女人共度余生，于是便一再搁置。

直到1906年，鲁迅的母亲鲁瑞亲自发来“母病速归”的电报时，鲁迅才将回乡之事写入日程。

却没想到，当鲁迅到达家门口时，全然没有发现家中众人有任何悲伤之色，反而一个个喜气洋洋，周府上下张灯结彩，都在为他准备婚事。

这时候的他才发觉上当，但是却又无可奈何，最终在母亲的以死相逼下，鲁迅接受了这场包办的婚姻。

对于婚礼，鲁迅要求一切从简，不仅不大宴宾客，还取消了一切奏乐戏台等娱乐节目。

除此之外，一切都按照绍兴本地的风俗举办。

在婚宴上，当人们祝贺鲁迅新婚大喜的时候，鲁迅也只是淡淡地说：“这是我的母亲在娶媳妇。”

在拜堂的时候，本应该充满欢声笑语的场合，鲁迅也一直都绷着个脸，一声不吭，脸上的阴郁沉闷肉眼可见。

从那之后，这一对“挂名夫妻”的无爱的生活，就正式宣告开始了。

在婚后的第二天，面对朋友许寿裳的祝贺，鲁迅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心情，表示朱安只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自己只能够尽到供养的义务，但是爱情，却是体会不到的。

婚礼结束，鲁迅就拎起行囊回到日本，逃也似的离开了自己的新娘，在日本一待就是三年。

在这三年内，鲁迅的每封家书只字无关朱安，鲁迅母亲鲁瑞看在心里，急在心里，但是却终究没有办法来挽救这场原本就是错误的婚姻。

在这段婚姻中，朱安独守空房孤单寂寞，鲁迅备受煎熬不愿回家，母亲可以主宰儿子婚姻的选择，却主宰不了爱情的归属。

可以说，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悲剧，母亲周瑞是占了很大的责任的。

在鲁迅长达80多万字的日记中，关于朱安的内容只有短短的37个字，由此可见两人的夫妻关系早就名存实亡。

后来的鲁迅回到国内，在教育部任职第一科科长，开始与名义上的妻子朱安在一个屋檐下工作，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好转。

根据鲁迅当时居住的砖塔胡同的房东回忆：

“当时因为鲁迅租住的房子比较小的原因，鲁迅白天一般都在比较安静和采光比较好的朱安房间里进行写作，朱安也从来不打扰丈夫工作，白天的时候就一直待在厨房里炒菜做饭或是抽水烟，直到了晚上，夫妻二人才回到各自的房间。”

在多年的生活中，两人的同居生活却是少之又少，朱安与鲁迅，这对夫妻就像是两条永不交叉的平行线，又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同屋

死为周家人的执念

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持续了长达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尽管鲁迅对朱安没有爱意，但是却尽到了自己当初承诺母亲的“好好供养她”的诺言。

在长年的相处中，鲁迅逐渐对朱安变得不再那么排斥，将其当做了自己的亲人，但是爱情，始终没有出现在两人之间。

对外，朱安是鲁迅的“太太”和“大师母”；对内，鲁迅每个月都会给朱安一百元，让其负责家里的大小琐事，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虽然话语不多，虽然偶尔鲁迅会表达对朱安没有读书识字的不屑，但是两人之间亲人般的相处，还是算得上没有波澜的。

鲁迅对朱安是没有爱情可言的，这一点朱安自己十分明白。

但是，她与鲁迅不同，她是深爱着鲁迅的。

这个思想封闭守旧的女人认为，只要自己能够一直陪伴着鲁迅，总有一天希望会在等待中诞生，尘埃里会绽放出花朵，“将来总会好的”。

所以，在生活中，朱安总是善于担当自己贤妻的角色，从不吝啬对鲁迅的爱。

鲁迅身体不好，曾经因为不规律写作患上了胃病，人也没有了胃口，日渐消瘦。

朱安照顾鲁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天都炖煮了鱼汤给鲁迅开胃，但是却效果平平。

有一次，鲁迅突然想吃甜的，就好似闲聊一般说了一句：“想吃稻香村的点心。”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因为胃痛的纠缠，鲁迅随后便忘了这句话，但是朱安却记进了心里。

当时，鲁迅与朱安居住的砖塔胡同离北京稻香村距离约有80公里，按照现在的交通条件，得乘车4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更别提当时的交通条件了。

当时的鲁迅已经患病，朱安又没有工作，手头并不富裕，为了丈夫想吃的点心，最终朱安决定：徒步走去80公里外的稻香村！

这个决定可以说放在普通人身上都是骇人听闻的，我们大多数人平时一天的运动量最多就是10公里，毫不停歇地快走也需要一个小时，更别提朱安还是一个裹着脚的小女人。

80公里对于她来说是怎样一个天文数字！

但是，为了鲁迅能够好起来，也为了那一口点心。朱安翌日清晨便包好了钱财从家里出发，顶着酷热前往80公里外的稻香村。

为了防止买错种类，她用尽了身上所有的钱财买下了各个种类的点心，小心翼翼裹在怀里，随后迈动着早已麻木的小脚跑着回家。

其实，在当时，稻香村随便几个点心的价格都能够让朱安坐着黄包车舒舒服服来去，但是为了患病消瘦的丈夫能够多吃一点点心，朱安顿时放弃了对自己的那一点舒坦，选择了徒步来去80公里。

最终在当天深夜，朱安才大汗淋漓地回到了家中。

面对她一天的不告而别，鲁迅原本就没有多么在意，见到她回来也不过是问了一句她去了哪里。

却没想到，朱安打开怀中捂得好似宝贝一样的包裹，拿出来的正是各式各样的点心。

鲁迅一向都不喜欢朱安，这时却也无法忽略她对自己的好，最终躺在病床上，颤巍巍握着她的手，只说出了一个“好”字，此后夫妻二人再也无话。

长年累月的辛劳与奉献里，支持朱安的永远是心中那份“将来会好的”的美好愿景。

但是，当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传到她耳中的时候，这份期待突然土崩瓦解，所有的自卑与绝望如潮水般淹没了她。

在当时，她绝望地和自己的房东倾诉道：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爬得虽累，但我坚信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对比鲁迅，她同样是封建传统婚姻的受害者，却更加可怜：陪着做了一世的牺牲，到头来却无路可走；走进了婚姻这无爱的围城，最后却无路可退。

离开鲁迅，面对着得是无尽的深渊，可是留下来，满地狼藉的婚姻又让她心碎。

鲁迅可以为朱安提供生活所需，如果必要的话，就算是一辈子都养着朱安也没有关系，但是朱安想要的是爱，这就注定两人此生必定错过。

可以说，朱安的婚姻是一曲弱者的绝望的悲歌。

朱安是封建旧时代最为典型的普通女性，她具有中华民族所有传统女性所具备的贤良淑德。

在周家居住的十多年里，她每天“烧饭、缝补、洗衣、扫地”，大事小事全都包办。

对待婆婆，她在鲁迅不在身边的情况下独自赡养老人到87岁寿终正寝。

朱安对周家的奉献，永远都不可能被抹杀。

甚至在鲁迅去世后，她失去了生活来源，也没有选择将鲁迅的遗物和旧书卖出去，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1947年，朱安在北京逝世。

在离开这一生没有爱的人间前，她最后的遗愿是“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这种一生孤独，最后也抱着对爱的祈求撒手人寰的执念与卑微，我们无法跨越时代的局限对其嘲笑。

相反，朱安与鲁迅的悲剧真正的幕后真凶不是朱安，也不是母亲周瑞，而是那个“吃人”的时代，与“吃人”的封建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