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得了经济，赢得了民心，创得了奇迹：且看中央苏区经济如何“白手起家”

文│王卫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体现，金融是经济最核心的中枢，“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代共产党人立足偏僻落后的的赣闽边区，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白手起家投入资金融通实践，励精图治致力于探索经济运行规律，重新建构了一种以低利为特征的信贷基本制度，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立统一、具有鲜明阶级特色的货币金融体系，从而奠定和充实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壮大了苏维埃红色政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革命和金融史上的奇迹。

01

收离聚散，奠定红色金融基础

东固平民银行旧址

1927年8月1日，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接管了中国银行南昌办事处，缴获银币10万元、纸币70万元，由此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摧毁旧金融体系、实行经济斗争的序幕。赣闽边区地方党组织积极响应，领导当地工农群众废债抗捐、争田分地，收拾金瓯一片。但是，过火的行动产生了始料不及的恶果：赣西南“赤色区域的腹地没有土劣可打，耗费甚巨，均感困难。公益捐助只能供少许政府的用度。扩大红军及各项招待费、斗争费，实无法筹到”。闽西“暴动过后的乡村，债券焚烧，高利债务不还，有些农村更取消一切债务，而多数拥有货财的地主土豪又杀的杀，跑的跑，资本藏匿不出，因此，乡村中一般的停止借贷，金融流通完全停滞”。

各根据地被迫拿起信用工具当武器，尝试筹建自己的红色金融机构，印制发行自己的苏维埃货币，仿制或改制白区通用货币，积极开展汇兑、借贷等金融业务。1928年春，吉安县东固区各级农民协会率先创办了十多个平民借贷所，在牛皮纸上加盖印章当铜元，作为找零的辅币投放市场流通使用。1929年8月，东固区革命委员会自筹资金3千元，独立红二、四团捐资4千元，在平民借贷所的基础上创建了东古平民银行，印制发行4种面额的铜元票。兴国县东村乡农民协会接管当地一家私人花边作坊，成立了东村造币厂，筹集30余斤白银饰物作原料，成功地仿铸、兑出了500多枚旧版银元。

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东古平民银行改称东古银行，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接管东村造币厂，成立了兴国造币厂。10月7日，红一方面军攻克赣西重镇吉安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东固银行、兴国造币厂分别升格为江西工农银行、江西造币厂。江西省苏财政部划拨100万元专款，充实江西工农银行资本金，并利用缴获的2台石印机和40万张面额一角的吉安国民党临时辅币，改印成100万元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江西造币厂也利用缴获的大量银料，开足马力铸造“袁大头”、“孙小头”和“雕子边”，确保了江西工农银行纸币发行的实际流通量，稳定了币值，充裕了战费。

与此同时，闽西苏区的金融事业也在稳步前行。1927年12月，上杭县北四区蛟洋乡农民协会抽取2千元集体山林收入作资本，创办了福建省首家红色金融机构——蛟洋农民银行。1929年9月3日，中共闽西特委颁布《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第七号通告，决定：“在县政府开办农民银行，区政府设立借贷所，办理低利供货。……县、区政府经济委员会有计划地向群众宣传,并帮助奖励群众创造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所剥削,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上杭县北四区率先由工农群众集资，自愿结合成立了信用合作社，并印制发行小面额纸币。闽西各地纷纷跟进，县、区级信用合作社发展到20多个，仅永定一县就占了9个，拥有股金1.0528万元。

闽西工农银行旧址及发行的股票

1930年6月，毛泽东在长汀南阳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提出要“成立闽西工农银行，发行钞票，以维持金融，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准备与敌人作长期斗争”。9月，在闽西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再次重申：“目前为要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以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惟一的办法是建立闽西工农银行，各县设分行。”会后设立了募股委员会，定资本金20万元，分20万股，每股一元，面向社会各界公开招募。11月7日，中国革命史上首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首期印发了面额一元的暂用银元票3万张。

1931年4月2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形成的决议案号召：“对国民党和资本家的纸币，应排除出苏区。”并勒令：“合作社已发出纸票的，应立即向经委会登记（表册由经济部制定），以后合作社不得再发行纸票，过去发的纸票如超过限制的，应收回。”4月27日和30日，闽西苏维埃政府连续两次颁发有关金融流通和银价统一的布告，规定了各种金属货币的具体兑换比价。5月间，闽西工农银行增发了面额一角和二角的辅币券，配合暂用银元票与银元等值流通使用，闽西苏区的货币也渐趋统一。

赣西南、闽西两地苏维埃政府通过收离聚散，逐渐主导了货币的发行、流通与回笼，从而稳定了金融，活跃了经济，促进了生产，赢得了民心。毛泽东、朱德因势利导把两股力量拧成一股绳，连续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赣西南、闽西21县域连为一体，正式合成了拥有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的全国最大、最为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据此作出判断：“中国的土地反帝革命已经具有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提出要“赶快把中央苏维埃政府巩固的建立在最安全的区域”。

02

自上而下，打造苏区经济中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赣南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被推选为主席。各个职能部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都一一设置好了，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国家机关开始启动、运转。但是，由于战争环境的分离阻隔，不仅全国各苏区，即使中央苏区各省、特区和县之间，彼此的联系依然不够紧密，经济活动依然处于各自为政的分散混乱状态，势必影响物资交换和货币流转，妨碍社会经济和革命战争的持续发展。建立和健全各级金融、财政组织，统一货币、统一金融、统一财政，成为临时中央政府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

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区域性银行的基础上诞生，毛泽民当选首任行长。江西印刷厂和江西造币厂也相继迁入瑞金，分别升格为中央印刷厂和中央造币厂。但是，这个所谓的“央行”其实是一副“空壳子”，中央财政部原定核拨启动资金100万元，实际到位仅20万元，很快又被各部门划拨领走一空。而且金融专业人才奇缺，银行工作人员经验不足，办公条件简陋，群众普遍反应冷淡，以至于国家银行迟迟无法正常开展营业，金融机构也未能在基层全面铺开。再加上国民党军事失败后，强化了经济封锁手段，印刷纸币所需的纸张、油墨和票样影制铜版等材料一无所有，中央印刷厂陷入了“等米下锅”的窘境。中央造币厂也因原料和设备不到位，只翻砂铸造了200余枚面额一元的苏维埃国家银币，就不得不停产了。

为此，中央财政部通令各地“收集金子银子解送中央财政部造国币”，督促各级机关上交小金库里保存的贵重金属，增强国币发行的现金储备，保障金属货币铸造的原料供应。中革军委不惜动用武力因敌取资，由红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攻占闽南繁华都市漳州，筹得了百万现洋和一大批紧缺的印刷物资，满载而归。红十二军在完成掩护东路军作战任务后，回师途中又连克武平、上杭，缴获了守敌钟绍葵部的一套新式铸币机器和钢模。经中央造币厂改造后，实现了批量铸币机械化，不仅可以铸造面额二角的苏维埃银币和一分的铜币，还可以铸造白区通用的银元，日产金属货币四、五千枚。7月7日，由中央印刷厂石印部承印、国家银行发行，首批苏维埃国家纸币终于问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券

8月24日，国家银行于即日起更名为国家银行总行。“为统一组织起见，决定将江西工农银行取消，闽西工农银行因系工农群众投资，故仍许其继续存在，仅停止其发行纸币权”。国家银行总行在兴国、瑞金、会昌和上杭白砂、长汀南阳等地，设立了4个货币兑换处和5个金银收买处，在各县苏维埃政府、各红军经理机关设立了几十个代兑处。另在石城县烂泥坑暗设了一个秘密金库，专门负责存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不动产”、“镇国之宝”。在福建省分行附设了一个熔银厂，专门负责熔解从各处收集来的贵重金属，供中央造币厂铸造硬通货使用。

临时中央政府在6月和10月间隔四、五个月内，委托国家银行代理发行了二期180万元“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既为充裕战争经费，又为国币回笼创造条件。到1932年年底，国家银行印发纸币65.6175万元，拥有现金准备38.9480万元，占货币发行量的59.36%，比《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的“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的现金”标准，高出了29.36%。吸收各项存款17.5448万元，其中私人存款占2.2787万元。中央造币厂铸造金属货币10.18226万元，兑出了6.45926万元。

中央苏区各级金融机构建制日渐完善，各项业务逐次展开。国家银行放松银根，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量的纸币，增加货币的供给；积极揽储，分往来、特别往来和定期三种存款方式，广泛吸收机关散钱和社会余资，充实周转资金；扩大信贷，分定期信用、抵押和贴现三种放款方式，以低于民间高利贷三至五倍的利息，大力支持国营企业和集体合作社事业的发展，重点扶持分支行所在地的信用合作社。1932年2月12日，由国家银行总行直接投资，毛泽民兼任总经理，在于都铁山垅创办了中央苏区首家大型国营经济实体——中华钨矿公司，开业当年即产销钨精矿648吨，获利70多万元，成为红色政权的一大财政支柱和经济命脉。

随着一个又一个难题被化解、一道又一道难关被攻克，中央苏区的货币、金融和财政渐趋统一。国家银行、工农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三位一体，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求同存异，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立体、独立统一的红色金融体系。临时中央政府借助这个顺畅的信贷融资互联平台，发挥国家银行“苏维埃政权手内最重要的经济组织”作用，自上而下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引领苏区经济平稳运行，“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空前胜利，昂首阔步进入了全盛时期。

03

战争失利，抵消最好后方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毛和朱有可能击退蒋介石，但要击退28个布尔什维克就是另一回事了”。中央苏区围绕革命战争一心一意抓经济、搞建设，因难见巧巩固和发展大本营，其成功经验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据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得不刮目相看而又疑窦丛生，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实际控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一大批书生意气十足的归国留苏学生纷至沓来、青云直上，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逐渐取代、架空了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所谓“毛派分子”，“左”倾错误路线得以全面贯彻盛行。

他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叫花子跟龙王比宝”，刮骨抽筋集聚有限的资源支撑无限膨胀的国家机器，以至于中央苏区所能承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负担达到了极限，元气大伤。自杀式的“左”倾经济政策，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杀死政策”、经济封锁“饿死政策”内外夹击，经济反革命与国民党军阀里应外合，多股反作用力纠合在一起，固化成一道制约中央苏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障碍，给中央苏区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埋下了无穷的内部隐患，急速地由盛转衰。自1933年春夏之交起，中央苏区金融系统功能衰竭、调控失灵，中央财政收支失衡，财贸赤字巨额激增，“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面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灾难性危机，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几百万苏区军民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党内众多有识之士挺身而出，公开对极端危险的“左”倾错误倾向进行了严厉批评和有力抵制，自觉地担负起补救苏区经济政策和改正以前错误的重任。挤兑风潮乍起，毛泽东默许毛泽民动用秘密金库的金银财宝，故意一担一担挑着在瑞金城“显摆”、“炫富”，然后又在国家银行总行营业大厅码起一座座二尺多高的“金山银山”，导演了一出“空城计”。同时指示中央对外贸易总局组织采购力量，增加商品供给，从前方紧急调运了一批日用百货充实各消费合作社，规定“只收纸币，不收现洋”；责令中央财政部及时调整货币财政政策，削减公共支出，限制银行提款数量，控制货币资金的流向、流量和流速，实行短期通货紧缩。经此双管齐下，迅速抑制住了物价上涨、币值下跌的走势，规避了货币瓦解、银行倒闭的风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

1933年2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三十五次常会，“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3月23日，他又和项英签发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九号命令，批评“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并批准在中央和各省、县三级增设国民经济部，“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进攻”。但是，由于缺乏启动资金，国民经济部的各项工作进展缓慢，开局并未如愿。7月22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和《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计划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决定依靠群众的力量解决“钱荒”、“融资难”问题。8月12日至23日，毛泽东、林伯渠和吴亮平分别在瑞金和博生县，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北部28县经济建设大会，两会现场25县代表超额承销经济建设公债515.15万元，并制定了承建大批生产、消费、粮食和信用合作社的计划。

临时中央政府货币斗争与贸易斗争紧密结合，实行有利交换的对外贸易政策，提倡高价输出土特物产，低价换取日常必需品和现金入境，严格限制金银交易和现金出口，维持贸易平衡和金融稳定。中央财政部颁布《现金出口登记条例》和《建立现金出口登记制度》，规定向银行兑换现金、携带现金往白区购物，必须申办《通行证》和《现金出口证》。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水陆交通要冲设卡驻点，颁布《水陆交通检查须知》，规定了检查员的权限和应注意的事项，严令“一定要办到商人拿好多的钱出去就要拿好多钱的货进来，不使一个现金流往白区”，并杜绝伪币的入口和使用。

在苏维埃政府的宏观调控和金融部门的贴身调剂下，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经济经营状况大有好转，全年对外贸易创收超过1200万元，钨矿产销达到1800多吨，农作物产量比上一年增长一成半，各类合作社发展到2300多个，吸收社员50万人、股金60多万元以上。但是，“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1934年10月，由洋顾问李德主打的几场关键战役接连失利，致使“红军在敌人严重的围剿面前已处于无能的地位”，被迫退出中央苏区。红色金融大厦随之土崩瓦解，国家银行总行14名工作人员被编入中革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赶着十几匹骡马，督率着200多名挑夫，把秘密金库里的150斤黄金、840斤白银和大量珠宝，搬运去了前途未卜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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