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过度补课的难题

随着最近教育新政的推出，过去几年蓬勃发展的课外培训行业受到重创，多家上市公司瞬间蒸发了几千亿市值。与此同时，国家最近还推出了鼓励三胎的新政，把提高生育率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要教育减负。

不难看出，这两项政策之间其实密切相关。因为在众多养育压力之中，最费心费钱的莫过于择校以及基于此目的进行的课外培训。所以，教育减负的确是解决生育问题的关键。但是，目前所出台的教育新政只是打击供给，可只要还有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的存在，为通过应试而参加培训就是一种刚需。如果刚需得不到解决，只是对于供给进行严格控制，会让供求关系出现扭曲，最终效果可能不会很理想。

这种单纯依靠控制供给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其他行业也不太成功。比如在房地产行业，严控大城市规模，靠行政命令来限价和限购，这些意在打压房地产的政策，显然并不能解决人们对于大城市房子的刚需。拥有诸多优势的大城市，始终是大多数人向往居住的城市。一味地控制供应端，非但不能解决刚需，反而导致买房变得更难、更贵。同样的道理，如果只是强行消灭了课外培训的供给，但是刚需仍然存在，那么比较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随着有组织的大课被禁，导致一对一私教的需求变得更大，于是私教的价格反而上涨，导致很多家庭的教育负担反而变重了。更何况，如果没有平台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实现高效对接，家长寻找私教老师的费力度会上升，恐怕也只会变得更焦虑。更进一步来看，哪怕大部分一对一的私教都被禁止，那么最终的结果，无非只有很有钱和很有关系的人才能获得子女的“补课权”，这种状况在现有的考试择校制度下只会显得更加不公平。正因为如此，尽管韩国在历史上曾经也立法打击课外培训，但却效果不佳。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改革方向呢？我认为，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需求问题。补课的确是一种内卷的畸形的需求，看似让每个人看到希望，实则对整体有害。但问题的根源并非补课，而是应试和择校制度。现在的考试，主要就是被下一阶段的名校和重点学校用来掐尖选人，然后整个社会就自然形成一种习惯——只认学校的牌子。在这种普遍认知下，所有人都为子女能上名校而倾尽全力。所以解决教育减负的关键，其实是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从根本上化解择校给全社会带来的焦虑，进而消除应试培训的根基。

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核心就是不让学校掐尖。教育经费的投入，由学生多少而非学校名气来决定，并且要求优质老师在不同学校轮岗，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以后不再有所谓重点学校了。人们需要考虑的是，是否真的有必要搞出一批重点学校？这就涉及到我之前提到过的一个观点——只有当教育资源稀缺时，才有必要设置重点学校，实现把最好的教育资源分配给最好的学生。比如，科研资源或者杰出教授的指导都属于稀缺资源，所以具有研究性质的硕士或者博士院，需要对学生进行严格筛选。但是大学本科，完全可以在保证一定质量的前提下实现普及，更不用说可以标准化的中小学教育了。所以在教育资源不缺的今天，不应该再有所谓的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问题后面讲）。

教育资源均等化还可以减少教育的不平等。在中小学阶段，让社会底层的孩子和中产阶级的孩子同校上课，有利于增加社会的流动性。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时期的同学都和自己处于同一阶层，无论对富人或穷人的孩子还是整个社会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现在中小学阶段实行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应该具备社会共识和可行性。完全可以尽快取消中考和重点中学，实行就近入学等随机分配生源的办法禁止掐尖生源，并且实行包括教师轮岗等均等化的措施。这样既解决了中小学的择校刚需，也就解决了补课压力。

现在还在保留中考的理由之一，据说是要限制高中而发展职业教育，目标竟然是要让百分之五十的人去念职业学校。而实际上，绝大部分学生和家长都不愿意上职业学校，这就加剧了中考和高中择校的压力。发展职业高中完全是工业时代的想法，在信息和智能时代已经过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会取代很多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高级技工需要升级成为智能工厂的管理者，就需要接受大学的教育。中国未来会大量存在的低端职业将集中于服务业，现在所谓的职业培训，大多是空乘和酒店服务员等服务行业。为满足这些岗位的需求，其实安排相关员工在公司里培训一个月就足够，根本没必要耗费时间去搞为期几年的职业培训。另外，即便空乘这样的工作看似不太需要大学的教育，但空乘人员一旦经历了大学教育，未来会获得更大的晋升空间，或者是获得更丰富的人生体验，或者成为更好的配偶或者父母，这段大学教育经历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有好处。如果违背了市场和家长的意愿，强行去限制高中和大学教育，结果就是又加剧了无效的应试补课压力。

当然，只是不让办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只是解决了一半的问题。高考和大学名校还是摆在那里，为高考而进行补课的刚需依然存在。其实要解决问题，办法还是一样的，那就是普及大学教育，并且实现大学本科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普及大学教育的前提，是我们拥有足够的教育资源，那么这部分资源够吗？现在大学录取率已经达到50%，但是实际需求可能是70%，现在大学每年还在扩招，随着每年出生人口的下降，未来大学资源不是稀缺而是过剩。另外，现在大学本科的教学应该通识化，所有学生应该学习掌握计算机、统计、人文、经济等基础知识。在大学教育实现通识化和标准化之后，教学效率可以大幅度提高，完全可以在提升数量的同时提升质量。

有人说，大学生毕业的起薪还不如工人或者快递员，为什么要普及大学教育呢？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而不是什么坏事，毕竟这只是起薪，如果把未来的晋升机会和人生整体满意度综合起来考虑，即便在扩招背景下，读大学的回报还是远远高于职业学校。又有人说，普及大学教育导致没人愿意当快递员怎么办？我早就批驳过这个逻辑。在市场经济下，不可能找不到快递员，只是快递员的工资会随之提高，而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提高是好事，但只要家长还愿意让小孩上大学，我们就应该满足这个理性的要求，这对选择上大学的孩子和选择不上大学的孩子都有好处，既让前者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又让后者的工资获得了提升。而且随着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普及，哪怕课程内容与今后的工作不直接相关，也有利于培养更好的公民和家庭成员。

等到通过普及大学教育实现均等化以后，就可以淡化高考和重点大学。当然，进入研究生院或者其他工作岗位时，依旧需要筛选和考试的。相比高考，大学生毕业考或者研究生入学考会变得更重要，也就意味着，年轻人在大学阶段的学习压力会加大，这才是一件好事。目前在高考被赋予至高地位的同时，那些依靠高考成绩进入大学的年轻人，在大学阶段反而不再努力学习，白白辜负了自己的努力和社会的资源。如果通过改革增加大学生的学习压力，对于家长来说并不会增加太多的负担，因为大学生已经成年，可以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当然，比起基础教育的改革，大学教育改革可能尚未形成社会共识。那么现在可以做的，首先从取消中考和重点高中开始。如果没有中考（甚至于没有高考）的择校压力，那么整个教育的效率可以大幅度提高。把刷题的时间省下来，让学生们提前一两年完成学业。年轻人就可以早点毕业，从而更早地参与工作和组织家庭。或者在把刷题的时间省下来之后，鼓励学生们去学习更丰富的知识，或者发展更多的兴趣爱好。只要提高了教育的效率，就可以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用于提升落后地区和落后学校的教育水平，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教育公平性。如果没有考试和择校压力，课外培训机构会以更加健康的方式存在，补课将不再追求考试刷题，而是真正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兴趣。比如，部分家长还是会在周末带着小孩去学计算机或者奥数，不再是为了考试，而是希望培养学生的兴趣。学校也会推出更多与兴趣有关的课程，而不再是像现在这样一切教学都以考试成绩为目的。只要补课的需求和动机变了，那么补课就会成为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养育小孩将不再是压力和负担，而意味着更多的快乐和乐趣。

总而言之，实行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才是解决减负问题的根本。如果改革高考制度和普及大学还未形成共识，可以先从取消中考、实行基础教育资源均等化开始改革。此举将大幅度提高教育的效率，减少教育不平等，也可以使得课外培训产业走上健康的轨道。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来增加家长和学生的幸福度，并且减轻养育成本。未来在鼓励生育过程中，还需要在税收减免，幼托配套和住房优惠等方面相继出台配套政策。至于教育减负，则注定将成为最引人瞩目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