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话记录能否成为杀手锏？如何察觉毒品犯罪案件背后的疑点

许女士的丈夫因为涉嫌贩毒被抓，她说有人想以通话记录来指控她的丈夫构成贩卖毒品罪。对通讯记录这份证据，我们该怎么看？它能定罪吗？

这是上一个星期的一起咨询。在贩卖毒品案件中，对通讯记录，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法律问题，该如何进行有效质证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通讯记录的一些事儿。

第一起案件：阳某与刘某是同居情侣，且两人有吸毒，可谓是年轻的毒鸳鸯。但女方刘某出轨成性，而男方阳某性情暴躁，家暴如家常便饭，刘某好几次均被殴打住院治疗，这在刘某心里留在了阴影，她极力摆脱一切，并试图报复。某天，阳某与他的朋友黄某一同被警方抓获，罪名是贩卖毒品罪。

阳某被抓后，他的亲哥请我们介入这起案件，我们会见阳某时，阳某一直喊冤，说自己根本没有贩卖80克冰毒，更没有让自己的好友黄某去送货。

面对贩毒的指控，究竟阳某是遭人陷害，还是仅站在悬崖边上自保？我们最终在案卷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了端倪。

原来阳某与其同居女友刘某一向以来都是混用手机号码的习惯，在案件中阳某与女友刘某一共有四个号码。在案发当晚七时，一个183开头的手机号与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员有过两次短时间的沟通，办案人员认为此通话记录正是阳某联系购毒之人的关键证据。

阳某就辩解了，说这个号码是他实名登记的，但使用人是女友刘某。我们从通话记录中查实到这个183号码与阳某自身所使用的号码存在着多次且频繁的通话，根据常理，人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多次拨打电话，这个183号码的实际使用人应该为他人，得出来的结论应当是阳某没有贩卖80克冰毒。

第二起案件：在广东汕尾的一起制毒案中，陈某由于涉嫌制造毒品，被侦查人员当场给逮了。被抓获的陈某供述，参与制毒的其实还有叶某。不出所料，没过多久，叶某就被抓了。但是叶某死活不承认自己参与制毒，辩称自己一直都是在深圳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哪有心情寻思制造毒品。问题就来了，在这起案件中，究竟陈某是为了降低罪责而说谎，还是叶某本身就是条“漏网之鱼”。

在这起案件中，通过对陈某与叶某的通话记录进行审查，最终得以还原案件真相。陈某称在案发前的两个星期内，他与叶某在汕尾讨论制毒，并且在制毒过程中，叶某也有动手直接参与。

在翻开两人的通话记录书证，能够发现叶某的确与陈某有过交流，但这就一定代表两人有共同犯意联络吗？非也！两人的聊天记录恰好证实叶某通话时的基站定位在深圳。这也恰好能够证实陈某其在汕尾与叶某共同制毒的口供并不属实。

第三起案件：我们知道贩卖毒品案件中会存在一连串的上下家，这些被抓后的被追诉人往往会推卸自己的罪责。然而，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并不是说因上家将毒品出售给下家，上家的责任就更重。尤其是在死刑案件中，基于当前我国是保留死刑，慎用死刑。对刚达到判处死刑条件的，又有多名被追诉人，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个时候需要区分上下家的责任大小。如果上家责任更大，那就判处上家死刑，如果下家责任更大，那就判处下家死刑。

浙江有这么一起案件。侦查人员破获了一起贩毒案件，并抓获了张某与贺某。张某是下家，贺某是上家，张某向贺某购买了3公斤毒品。这起案件在当地是刚刚达到了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依照惯例来说，两人之中有一人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另一人则有可能保命。这个时候，张某就说了，毒品是来源于贺某，贺某系毒品上家，作用应更大。因此，在量刑上，他不应当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这起案件中，通过从通话记录入手，恰好也是能够证实下家张某的责任重于上家贺某的。为什么呢？从通话记录的来电与去电上来判断双方的主被动，在张某向贺某提出要购买3公斤毒品时，贺某其实手上并未毒品。换句话来说，贺某并不是持毒待售之人，贺某在张某的要求下才从毒枭陈某处买回3公斤毒品，意图从中通过倒卖给张某，小赚一笔，所以该案为张某先提起的犯意。

另一方面，每一次的毒品交易都发生在张某手中的毒品将要贩卖完毕之时，由张某主动打电话向贺某约购毒品，并且是贺某向其提出自己所所需毒品的种类以及数量。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发起毒品交易的主动性，还是从对促成交易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张某则明显更为积极主动，对于促成二人之间的毒品交易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大。这起案件的最终结果就是张某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贺某被判处了死缓。

通讯记录作为一项关键证据，其在查明毒品犯罪事实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既能利用通讯记录来辨别口供真假，区分有罪与无罪；也能根据利用它来辨析谁系毒枭，谁是马仔，区分罪轻罪重；更可利用其来挖掘案件中的有利辩点，实现有效辩护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