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援国到援助国：中国抗疟经验和产品“走出去”还有什么挑战？

在建党100周年前夕，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中国正式获得世卫组织消除疟疾认证。世卫组织认为，中国消除疟疾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年发3000万疟疾病例到0病例，我国疟疾控制和消除成果显著。除了政府重视、专业队伍建设、适宜技术研发应用等因素，全球基金的实时支持同样不可或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张庆锋曾介绍，中国全球基金疟疾项目是我国疟疾防控规划和消除疟疾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组织开展预防、诊断、治疗、健教、培训、监测和应急处置等防治活动，引入全球基金项目管理和实施理念，有效提升了项目地区的防控能力与项目管理与实施能力。

目前，我国正从受援国走向援助国。我国公共卫生援外内涵和活动已从派遣援外医疗队、援建医疗卫生设施、捐赠医疗物资等传统形式, 逐步走向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并呈现出双边援助到多方合作（包括三方合作）的特点。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所长王泺指出，虽然中非抗疟合作在实践过程中有充分的经验和技术，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目前国内用于疟疾防控的资源紧张，新冠疫情的应对的确分散了原计划用于疟疾的资源；二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关部门或机构之间有关信息沟通不畅；三是疟疾合作项目成效的监测与评估尚待进一步改进。

全球基金的助力

新中国成立前，据估计全国年发疟疾病例有3000万病例报告，但到2017年我国首次实现本地疟疾病例零报告目标，且连续4年没有当地感染病例报告，我国疟疾防控成效瞩目。除了政府重视、基层网络建设、专业队伍保障、科学研究支撑等，全球基金的实时支持同样不可或缺。

据了解，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全球基金）是2002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倡议，在瑞士日内瓦正式成立，其致力于遏制三大传染病传播。

2000年，我国疟疾流行形势仍十分严峻，防控工作面临着资金严重不足、防治队伍能力亟待提高等诸多挑战。为实现疟疾防控规划目标，2003—2013年期间中国成功申请并实施了5个全球基金疟疾项目，即第1轮、第5轮、第6轮、第10轮和国家策略申请（NSA）项目，总资金约1.14亿美元。

此外，国家消除疟疾项目还通过引入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了全社会广泛参与疟疾防治工作。但目前我国公共卫生援外工作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国内非政府组织参与度较低。

张庆锋建议应完善多部门合作机制，积极推动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参与，进一步推广中国抗疟经验、技术和产品在其他国家的应用。

但中国全球基金疟疾项目实施也存在一些挑战。张庆锋指出，例如未充分考虑国际汇率实时变化，导致实际到位经费有缺口；应用RDT 等新策略和技术时，未考虑到国内相关产品质量瓶颈，需耗费更长时间从国外采购；此外，2011年5月至9月间全球基金暂停项目经费，导致相关活动不得不停止等。

尽管我国已处于消除疟疾阶段，但众多国家和地区仍受疟疾流行困扰，全球每年仍有约40万人死于疟疾感染，大部分死亡病例来自于非洲。此外，我国还应重点关注中缅边境等疟疾高发地区，继续加强与全球基金等国际机构的合作，巩固防控成果。

帮助非洲控制疟疾可巩固我国消除疟疾成果。“目前，我国每年还有将近2600-3000的输入型病例，其中96%是去非洲劳务的中国人带回来的，这对维持我国本地零病例感染是巨大挑战，所以只有帮助非洲控制疟疾，才能有效降低我国输入性病例。”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所长周晓农表示。

因地制宜开展三方合作

目前，我国正从受援国向援助国身份转变。

我国公共卫生援外内容已发展成派遣援外医疗队、援建医疗卫生设施、捐赠医疗物资等多种形式, 中非卫生合作正在从传统型援助向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合作方向转变，呈现出从双边援助到多方合作（包括三方合作）的特点。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中，也明确指出：“为有效借鉴国际经验，提升援助效果，丰富援助方式，中国加强在发展援助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在尊重受援国意愿的前提下，与其他多双边援助方试点开展优势互补的三方合作。”

为何我国如此重视三方合作？

实际上，成功的三方合作可起到“1+1+1”大于3的效果。其可充分发挥传统援助国以及新兴援助国的比较优势，提高援助效率。传统援助国可以为项目带来丰富的管理和实施经验，而新兴援助国通常更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提供专家技术支持等。

中国在参与三方合作上，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中国曾经作为重要的受援国，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和众多国际组织之间已经建立起了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援助国已成为南南合作里的中坚力量，与大量发展中国家展开发展合作。在连结南北两端上，中国起着强大的中枢作用。

目前，中国卫生三方合作主要集中在疟疾防控领域。例如在中英坦疟疾试点项目，中国将自身抗疟经验与坦桑尼亚的当地实际相结合。周晓农介绍，具体的方案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分享中国社区动员经验推动全民参与；二是借鉴中国“赤脚”医生模式，雇佣当地社区居民作为志愿者或卫生人员参与病例发现、及时诊断和有效治疗；三是分享疾病控制理念，加强传播媒介监测和控制，及时降低高发地区疾病负担；四是因地制宜，在中国“1-3-7”策略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三步法”（即检测、治疗、跟踪）基础上，探讨了适宜当地的“1-7”工作模式。五是把中国的优势产品带到非洲，在当地使用我国生产的青蒿素进行治疗。

将中国积累的经验直接用于非洲地区肯定行不通，因时、因地、制宜的转化很关键。周晓农指出，因为非洲没有有效传染病监测系统，且发病较高，不可能把每一例都当成疫点来处置。“实际上，在非洲我们通过‘1-7’强化监测与处置规范。‘1’是雇佣当地志愿者每天开展筛查，如有发热病人马上用快速诊断试剂进行检测，当天集中分析和判断。‘7’指在7天内对发病率特别高的重点地区针对性地进行群体治疗和处置。所谓群体治疗就是上门发药，及时控制疫情蔓延。”

中英坦疟疾试点项目覆盖坦桑尼亚鲁菲吉(Rufiji)地区Muhoro和Ikwiriri的18个村庄，为10万人提供筛查和防疟服务。世界卫生组织的末期评估数据显示，截至试点结束时，两个试点区域的疟疾患病率分别下降70%和85%。

周晓农指出，该项目整体上应用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检测、治疗及跟踪模式，但世界卫生组织的方案没有时间（节点的）概念。而我国“1-3-7”在各项措施上有时间理念，并结合坦桑尼亚当地疫情情况，形成了在当地适用的“1-7”模式，及时进行高发地区的病例筛查和处置。

援外项目需紧密围绕受援国当地防治规划和目标需求。张庆锋建议，制定援外计划时，应优先开展受援国需求等研究，以问题、需求、目标为导向，深入了解当地卫生规划、目标、体系等情况，设计科学、合理和可行的援外项目，精准援外。

为了继续维持当地疟疾控制的可持续性问题，我国目前已启动中国政府支持的中非疟疾防控合作I期项目，主要包括需求调查、能力建设、建立工作机制、制定适宜的实施方案；同时加强监督和评估工作，并与当地科学家合作开展应用性研究；推动中非疟疾防控合作可持续发展。

中国抗疟产品“走出去”仍面临挑战

王泺指出，虽然中非抗疟合作在实践过程中有充分的经验，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用于疟疾防控的资源紧张。对于援助提供方中国政府来说，新冠疫情的应对的确分散了用于疟疾的资源，目前援助更多集中于新冠疫情的应对，可能导致用于疟疾的资源紧张。

值得注意的是，疟疾的防控产品包括药物、诊断试剂、浸泡药物的蚊帐、杀虫剂等，全球每年物资采购近14亿美元，但中国企业输出量占全球采购总量的比例较少。

而中国抗疟产品难以“走出去”的一大重要原因是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WHO PQ)的产品寥寥无几，相关产品质量不符合需求。目前中非在抗疟产品合作主要依托多边合作框架，积极推动中国疟疾诊断试剂、治疗药品、长效杀虫蚊帐通过世卫预认证进入非洲市场。

据了解，世卫组织预认证机制对于抗疟产品成为全球公共品至关重要。对于许多没有能力自主评估和审批的非洲国家，该预认证就是其对于质量和安全进行评价的主要标准，极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使用的关键药物和疫苗的质量。多数国际资助机构都要求采购的药物须经过世卫组织或者严格监管机构的认证。

周晓农认为，目前我国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WHO PQ)的产品寥寥无几的重要原因是大多中方企业对国际市场标准与世卫组织预认证程序尚不了解。对此，其建议，中方可以根据非洲国家需求积极推动已经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的青蒿素类抗疟药、长效杀蚊剂等中国企业产品的采购，建立相应机制帮助非洲国家使用中国的抗疟产品，推动中国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公立采购市场。

二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国抗疟国际合作的不同部门如何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简单而言，我们掌握资源的部门可能对疟疾的专业性理解不深，对专业性理解深的部门又不掌握足够的资源信息。”

王泺认为，中国具有非常突出的比较优势，要提高政府管理部门对这方面的认知程度。此外，应促进国际抗疟经验和中国抗疟经验的“有效交流”，加强中外专家交流与合作，从过往国际合作经验中获得相应支持。

三是疟疾合作项目的评估工具和方法有很大不足。“中国对外援助一直比较封闭，相对各自自成一体，如何全面和客观评价是挑战。”

基于相关挑战，王泺提出了对中非疟疾防控合作的方向性建议。首先，非洲国家要向中国政府传递需要支持疟疾防治的需求。只有非洲国家明确提出疟疾防治支援需求，中国政府才可能更加关注抗疟问题。第二，应促进跨部门信息分享。第三，促进国际抗疟经验和中国抗疟经验的有效交流。设计中国对非抗疟合作的政策和技术专家队伍严重不足，不能仅仅依托国内的专家。国际专家与本土专家有效的合作方能助力中非抗疟合作。第四，借鉴国际融资经验，探讨中非疟疾合作融资新模式。

“因如果动员中国财政援助资金，可能需要体制和机制的突破，这不是短期之内能够实现的。现阶段可以借鉴国际的公司创新的融资模式，促进社会资源和国家的财政援助资金形成有效地配合，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与企业等合作，这也是一个方向。”

（作者：见习记者魏笑 编辑：徐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