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张家口中华书局

我的老家在北京通州。1925年，中华书局在张家口设立分局，张家口也开始有了现代意义的书籍销售加印刷业务的企业。我父亲阮国铭从北京的中华书局派往张家口分局， 曾主管图书分类、销售以及印刷工间业务。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我们举家迁往张家口。

父亲初入中华书局

父亲的青年时代是在北京和张家口两地的中华书局度过的，那些日子改变了父亲，让父亲从一个念私塾、小家庭出来的孩子了解了新时代。父亲自小进的是私塾，学的是“四书五经”。父亲初进中华书局最重要的是学新的文化和业务。从现代学科来讲，包括最基础的算术四则运算和小数分数、语文的拼音和标点符号以及后来的实用知识，包括印刷工艺、书籍分类等，且大部分是自学的。

对父亲来讲，较难的业务是书籍的分类和管理。 这涉及到地理、历史知识， 甚至现代的物理、化学等等。 我上初中后，所学科目有了物理、化学。和父亲聊起这些科目时，听父亲说：“在中华书局时， 书籍分类较难，也涉及到这些知识。当时学了一阵， 也只是懂个大概，也只能用于书籍的分类。 ”另一类较难的知识是印刷工艺。

中华书局是以出版文史、书画、辞书为主的。小学高年级时我和父亲有限的交谈中，发现他对当时出版的图书的型、类、版、定价以及用纸的类型都了如指掌。即使多年后，他和我谈起来还是成竹于胸、 了然于心，令我崇拜。儿童的我已然形成了对学问的敬仰。

张家口的中华书局

父亲的业务较熟练后，便被派往了张家口的中华书局。当时的南武城街有一家大昌茂院子，带有彩色雕塑的圆拱门洞就坐落在路东，门洞下铺的是已经磨得光光的大块花岗岩。中华书局的印刷工间就在大昌茂院内。院内也有一些商店。最有名的是一家镶牙馆（现今的牙科诊所）和一家照相馆。两家的技术在当时都很出名。我家那个时期的照片都是从大昌茂照的。镶牙馆老板是山东人，外号“邢老三”，和父亲是好朋友。 由父亲介绍，我的一位表哥就在镶牙馆当学徒。

中华书局的销售门脸当然是在街面上，就在门洞旁三层高台阶上。说起这高台阶， 还有个故事。 大约是一九四三年，张家口发大水，从西沙河灌入的大水淹了白家沟、新华街一带。母亲肚子里怀着我，顶着大雨站在房顶，眼望着大水中的房子轰隆隆一间倒了，腾起一片烟尘；轰隆隆又一间倒了……父亲冒雨急忙赶回来后，和母亲说起相互的担心、惦念。 他告诉母亲说：水冲到了武城街已经小了，再加上中华书局的高台阶， 一点事都没有。店里的人都站在台阶上看着大水裹挟着衣物、家具奔流南下。

张家口中华书局虽然不印正规出版物，但也有自己的印刷工间，主要是印宣传品、请柬、账本、学生作业本等。父亲虽不亲自操作，但也掌握了基本工艺流程。

当时电话还算是新鲜物，但书局已经在使用了。 大约四、五岁时我随父亲到书局去，看见一个伙计在打电话。他看见了我，也不顾正和别人在说话，忙讨好似得把话筒放在了我的耳旁。这大约就是我第一次听电话。

中华书局年代，给我留下印象的还有拜年。年初一父亲要出去给别人拜年，家中留下母亲接待来拜年的客人。还能记得母亲穿着宝蓝色的滩羊皮旗袍， 一大早就说，第一拨就应当是书局里的人。一会十几名局里的管理人员和伙计就一阵风似得到了。母亲招待每人一杯茶， 桌上还有些干果。 每人喝点茶，吃两颗瓜子、花生，然后又一阵风似得走了。剩下了满桌子的茶杯和每只茶杯下的一张我的压岁钱。钱不会多， 但每人都会留一张，且面值一样。

在中华书局的年代，父亲也通过书局结交了一些朋友。我还能记得的一位叫史建谋。 母亲说，那时他任万全县政府教育科长，常穿一身政府制服，皮鞋擦得锃亮，十分精神。他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大约这也和他管理教育和父亲有业务往来有关，并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中期。一次他到我家来和父亲诉苦，我也正好在旁边。他说大女儿已经上中学了，老看一些大厚本的书， 看得把性格都变了，老吵架。 父亲也只能安慰他几句。等我上了中学渐渐明白：史老先生是旧时代的小官僚，这大概就是家庭中的 “阶级分歧”。

由于父亲业务熟练，总局派他筹建归绥市（当时属绥远省，即现今的呼和浩特市）中华书局。 并告知，建好后父亲为其全面负责人。 但我的爷爷说：“我们全家到了口外（指张家口）就够屈的了，再不能往西北走了。 ”归绥的中华书局建好后，父亲又回到了张家口。

中华书局书籍对我的影响

《小朋友》是中华书局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办的杂志， 已有百年历史了，这也给中华书局带来了较大的发展和影响。五十年代初， 我刚认字，父亲就给我订阅了《小朋友》， 我小小年纪就读上了瘾，经常眼巴巴地盼着下一期。至今还记得有连续几期的封底都是“我长大了要当……”。 画着小朋友在摆积木， 当建筑师；画着小朋友坐在玩具飞机里当飞行员等等。直到一期《小朋友》我用了不到十分钟就看完了，父亲知道已经太浅了，才换成了《儿童时代》。

我的孩子们也是从《小朋友》 开始读课外书的。 70年代后期，《小朋友》复刊，我立刻到邮局给他们订上了。当时孩子们的课外读物还较贫乏，看到《小朋友》后一个个欢呼雀跃。而且我的孩子们的社交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都知道我家有《小朋友》， 常有一些邻居小孩相约来看。每逢这时我女儿就先摆好小凳子，让他们排好队，从床下拉出盒子里的《小朋友》，一本一本发给他们，大家按顺序坐在小凳子上看。

记得是小学高年级，父亲的一本《蒋百里先生传》 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想蒋百里是不是蒋介石的亲戚？ 虽然不是全懂，但也把它全啃完了。还记得书中把他写得很了不起。 他是梁启超的学生，是“抗日军神”，和蔡锷一起称为 “民国三杰”。 而“三杰” 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蔡锷，他和小凤仙那剑胆琴心的百年绝唱、千转惆怅的爱与恨，深深地影响了走向青春的我。父亲的书里，我能看到比历史课中更生动的故事。

父亲从中华书局拿回来一本民国三十六年出版的《辞海》。开始是父亲查用，我只是好奇地翻翻。父亲和我说：“你也可以用，这里东西很全。 比如连怎么做雪花膏都有。 ”慢慢地《辞海》变成了我和父亲共用。之后它陪伴了我许多岁月，有了感情。

中华书局依然存在

张家口中华书局虽然环境不错、 条件也好，父亲在那里也是得心应手，但父亲追求的是拥有自己的文具商店和印刷厂（即母亲和我说的“前店后厂”）。大约四十年代后期，父亲离开了中华书局。几场战乱、几经起伏，父亲的这个追求终成泡影。

解放后，张家口的中华书局合并到了新华书店。有几位父亲原来的同事成了国家职工。我记得有一位是马文海，他和父亲的关系较近。 马文海在新华书店柜台卖书，我小学时常去书店蹭书看， 见了马文海都要问个好。 直到我离开了张家口， 放假回家逛书店，碰到后他还要问一问：“你爸爸还好吧？” 还记得另一位叫靳文理， 合并后成了管理干部。 似乎听父亲说过，他原来是在中华书局印刷工间，属于工人阶级。

张家口的中华书局合并了，但是北京的中华书局仍然存在至今。我在北京闲来无事，还去逛一逛。北京的中华书局有一角辟做咖啡厅，常有三三两两的退休老人，一边悠闲地品着咖啡，一边带着眼镜欣赏着出版的新书，好不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