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 多晶硅江湖！

　　那是2010年夏天的一个正午。

　　在距离赛维LDK江西新余总部数公里外的马洪镇，一个叫彭小峰的男人从一辆老旧的奔驰S600上走了下来，凝神片刻，他走进了这个极具现代感的工业帝国。

　　这里，是赛维1.5万吨多晶硅原料生产基地；彭小峰在这里砸进120亿真金白银，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

　　彭小峰若有所思，他用脚尖小心地把散落到路中间的消防石子一颗一颗踢回路边，防止影响行人或车辆通行。

　　无数根粗细不一的银色管道在他头顶上方编织盘旋，巨大的圆形气罐发出沉闷的隆隆声，这是液体和气体在混合的刹那间发出的声音。

　　在此三年前，雄心勃勃的彭小峰希望复制其在硅片环节的巨大成功，把赛维快速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多晶硅企业。最终，他决定把项目落在马洪镇。

　　2008年春寒料峭，赛维马洪硅料厂开工建设。2009年9月5日15时38分，该基地首炉多晶硅“面世”；当年9月8日上午，作为全球第一个单体万吨级高纯硅项目，马洪硅料基地投产仪式隆重举行。

　　那天，江西省委省政府和新余市委市政府的一众领导都出席捧场，莅临的还有一众金融机构的头头脑脑。

　　一位后来迁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领导也在致辞中鼓励赛维：要突破高纯硅技术的壁垒，要打破行业封锁和产业瓶颈。

　　那一天，彭小峰穿着纯白的衬衣，浅灰色的休闲裤，他也上台做了简短的致辞。表面上，这位“新能源首富”依然风光无限，但彼时，他内心的压力已无以复加。

　　在彭小峰下决心进击硅料前，这个环节的话语权几乎完全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并占据了产业链上70%的利润。全球光伏产业进入规模化发展后，从2005年开始，短短数年，多晶硅价格从几十美金一步步飚高到500美元/公斤。

　　暴力之下必有勇夫！自2006年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多晶硅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遍及各地。

　　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国家纷纷取消太阳能补贴，国外多晶硅订单锐减，其价格下泄90%以上，国内多晶硅企业开始受到巨大冲击。到了2010年，“拥硅为王，达产成金”的好日子成为过往，很多企业陷入“生产即亏损”，“投产即破产”的生死境遇。

　　最终，身负巨债，“生不逢时”的马洪项目成为赛维LDK的滑铁卢。

　　2011年5月的一个下午，在上海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里，怕热的彭小峰额头上汗如雨下，但他仍耐心对来访的媒体做解释，其实更多是给自己打气：“赛维一定会走过去，并且活得很好！”

　　但，众所周知，赛维没有走出那个“冬天”。后来，陷入债务危机的彭小峰宴请几位国有银行省级分行行长吃饭，行长问他情况，他只是不断给大家夹菜，却始终沉默，不说话，不吱声。

　　那几年，想做“第一”的人不少，但最终间接“帮”彭小峰达成“全球最大的多晶硅企业”夙愿的，是一个叫朱共山的企业家，也即协鑫集团的缔造者，曾经的“民营电王”，尔后的“世界硅王”。

　　也就在2011年，保利协鑫技改扩建的三条1.5万吨多晶硅生产线基本完成，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多晶硅原料生产企业，并在其后9年一直保持了老大的位置。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赛维LDK马洪硅料基地举行投产仪式后的第11年，也即2020年的夏天，新疆的两起多晶硅厂区事故引发“蝴蝶效应”，光伏产业链价格持续上涨；而四川乐山五通桥一场百年难遇的暴洪，更让不少光伏行业的人担心硅料价格“涨无止境”。

　　硅料供应紧缺，2020年8月中旬，亚洲硅业与隆基股份签订了价值近百亿的多晶硅采购长单；这家上游企业也已在酝酿A股上市计划。很快，上机数控也跟进“抢货”，其子公司与大全新能源签订价值19.44-28.80亿元的多晶硅料采购合同......

　　已有分析师惊呼，2020下半年延伸至2021年上游多晶硅的涨价幅度“真是活久见”。然而，与十余年前多晶硅的“疯狂”相比，抑或，今日的价格波折仅能称为“微澜”。

　　冬天的痛苦，是在为夏天的错误埋单；秋天的收获，则源于春天的播种。如此轮回，世间没有新鲜事。

　　十余年光阴，极其绚烂又极其残酷，中国乃至全球多晶硅市场的竞争格局早已大不相同。历经折腾的彭小峰远遁美国。曾与亚洲硅业“纠缠不清”的施正荣二次创业，开始在展会上孜孜不倦的为各路看客讲解新产品。被“六九硅业”伤筋动骨的苗连生则“躲进小楼成一统”，过上种菜钓鱼养猪的退休生活。

　　曾准备与协鑫合作，要在光伏市场大干一番的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则莫名没了下文；十余年前在多晶硅投资上及时“刹车”的高纪凡，已将天合光能成功带回中国资本市场，开始新的征途。

　　那些曾遍布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五六十家多晶硅生产企业，绝大多数沦为“陪练”，或破产，或主动退出，前赴后继，消失在产业历史的烟渺之中。

　　如今，在上游多晶硅环节还真正拥有相应话语权的企业只有5家，他们是协鑫、通威、东方希望、新特和大全。

　　那些曾在中国市场纵横驰骋的跨国巨头们，则在多晶硅“5+2”的竞争格局中沦为“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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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彭小峰“运气不好”。

　　如果马洪多晶硅基地早启动两年，早投产两年，肯定是可以成功的。

　　中国光伏产业化早期，“咽喉一直被人掐着”，Hemlock、瓦克、REC、MEMC、德山、三菱、住友等七大厂商几乎垄断了全球多晶硅的技术和供应。

　　2004年，中国多晶硅的产量仅有可怜的60吨。彼时，全球七大多晶硅厂商总产量为24000吨，而全球市场需求量为26201吨，出现了2000多吨的市场缺口。

　　市场供不应求，国际市场上多晶硅的价格从2000年时9美元/公斤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40美元/公斤，2006年100美元/公斤，2007年飙升至300美元/公斤，2008年则达到500美元/公斤的价格顶点。

　　也就在那段时间，在中国光伏产业里，“两头在外”和“拥硅为王”的提法风靡业界。

　　没有人愿意永远被“卡脖子”；而巨额的利润也让各路资本垂涎欲滴。

　　跨国巨头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掌握硅材料提纯技术的日本和德国,在2006年之前对中国企业只愿意提供多晶硅材料,从中赚取高额利润,不愿转让技术；但2006年之后,却突然同意输出相关技术,并且技术转让经费大幅下降。

　　忽如一夜春风来！中国的多晶硅如当年的大炼钢铁一样，开始“遍地开花”。

　　2007年，全国有10多个省市、近30家企业在酝酿上或申报多晶硅的项目，这些企业里除了大量民企，还出现了中化集团、国电电力和川投能源等国资的身影。

　　到2009年6月，全国有近50家公司正在建设、扩建和筹建多晶硅生产线，已有19家企业多晶硅项目投产，产能规模达到3万吨/年，另有10多家企业在建，扩建多晶硅项目，还有10几家在筹建，全国的总规划产能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10万吨，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

　　短短数年，多晶硅投资显然偏离了理性的轨道。与此同时，2008年后，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多晶硅价格一泻千里，迅速回到几十美元一公斤的时代。

　　2009年8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点名”多晶硅产业出现“重复建设倾向”。紧接着，10月19日,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举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信息发布会，定调多晶硅有“过剩”风险。

　　到了2012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直接提到：“制止太阳能、风电等产业盲目扩张”。

　　对于当时多晶硅的“过剩”之说，赛维LDK的彭小峰不以为然：“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从有效需求看,太阳能行业的需求远远大于产能,不是一点,是无限的大”。

　　也就在那段时间，汉能集团的李河君做出了一次众所周知的测算：如果我国现有近500亿平方米建筑面积能拿出20%建设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就将形成10亿千瓦的市场装机容量，相当于新增368个葛洲坝电站或45个三峡电站，并带动玻璃、电气等20多个行业发展。

　　形势急转直下，到2009年6月，国内除主要的四五家多晶硅厂商尚保持运转外，其余多晶硅厂都已全面减产或停产，其中不乏像新光硅业、东气峨眉、乐电天威、陕西天虹这样的一些知名企业。

　　从2005年到2012年，多晶硅价格先升后降，剧烈波动，企业如果要赚到钱，很大的一个要素，就是：必须赶在价格上升周期里投产。

　　但彭小峰显然“来晚了一步”。

　　此前，已有一些国内产商挣到了大把的利润。

　　早在赛维马洪基地建设开工的三年前，也即2005年的春天，大全集团董事长徐广福与其子徐翔在第一时间知道了欧洲某公司转让多晶硅技术的消息，两人马上飞赴欧洲与那家公司洽谈。

　　虽然对方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大全集团董事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但徐翔认定“这个项目非投资不可。”

　　2006年8月7日，徐广福最终拍板，大全集团在与该公司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同时，也签订了技术独占性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大全集团对该技术在中国境内享有独占权。

　　2007年6月27日，总投资额为40亿元的中国最大多晶硅生产基地——大全集团多晶硅项目在重庆万州开工。开工仪式的“座上宾”除了当地政府领导，无锡尚德、天威英利、浙江昱辉、中电光伏等多家国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制造商悉数捧场。

　　大全万州项目首期1500吨多晶硅项目于2008年7月成功投产，当年8 月，这家企业在金融危机的寒流中逆势而上，开工建设一期扩建2500吨多晶硅项目，2009年7月成功投产。

　　整体上，大全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在多晶硅价格到达顶点与转折往下的阶段，倚恃一期项目投产，在多晶硅环节赚到了“第一桶金”。

　　而在重庆万州项目建设合作伙伴的选择上，大全和后来跟进的赛维LDK一样，几乎全部用了国外公司：其通过与专业从事尾气回收装置设计的美国CDI公司合作，解决尾气回收问题；与德国第三大化工企业欧洲德固赛公司合作，解决了多晶硅生产中所需三氯氢硅的生产工艺与技术问题。同时，项目由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工程总承包管理，中国天辰化学工程公司工程设计与总承包。

　　在多晶硅环节，比大全“下手”更早，发展更快，赚得更多的，是“民营电王”朱共山执掌下的协鑫集团。

　　当徐广福父子还在为是否要进击硅料环节与董事会争吵的时候，朱共山已经力排众议上马多晶硅项目。

　　2006年3月，中能硅业正式成立；时年6月，中能第一条产能为1500吨多晶硅生产线开工建设，2007年9月就生产出第一批多晶硅——这已经是当时国内投产的最大规模的产线。

　　为此，朱共山聘请国内最好的工程设计单位化工部第六设计院进行设计，人才则从中石油、中石化、扬子石化等寻找，还从半导体行业中挖来不少高手。

　　中能硅业的生产基地占地两千亩的工厂，通常除设备检修外，自开工初始就数年里24小时不间断运转。整个化学法多晶硅的生产流程，分为精馏、还原、尾气回收、氯氢化的工序。夜里，高达几十米的精馏塔的光亮会照射到整个工厂。

　　朱共山显然占到了“天时地利人和”。自踏入多晶硅行业起，多晶硅价格一直持续上涨，毛利率在2007年高达70%。2007年8月，中能又增加一条1500吨的生产线，扩产一倍。

　　2008年，多晶硅价格直奔500美元/公斤。中能赚得盆满钵满。当年中能税后利润就有25亿元，还有客户怕买不到多晶硅而提前支付的现金，订金高达20亿。

　　金融危机时，全球多晶硅价格下泄，不少多晶硅企业停产或紧缩业务，但中能可以利用手上充足的现金流进行三期扩产，扩产规模达1.5万吨。2008年12月，中能三期项目投产，整体产能达到1.8万吨。中能的供货量占据了当年全国多晶硅供货量的一半。

　　当“民营电王”已在硅料环节风生水起的时候，彭小峰才在江西新余的马洪基地“启动”新的梦想。

　　其实，一向对速度和规模有极致要求的彭小峰也很想快起来。为了把项目做好，他甚至高价聘请了世界500强的工程承建商美国Fluor公司。

　　马洪镇多晶硅生产基地建设启动初期，彭小峰要求将同等国外36个月的工期工程浓缩至12个月完成。但Fluor公司控制系统工程师Ward Millerr不得不承认，即使他们已是全球最富化工经验的公司，也低估了这个项目的难度，仅调试他们就花去了近8个月的时间。

　　最终，马洪一期投产时间比彭最初估计的晚了1年，直至2009年9月5日15时38分，才开始有第一炉多晶硅生产出来。

　　此时，全球多晶硅的价格已进入快速下跌的通道。

　　其实彭小峰也曾尝试节约多晶硅建厂的成本，力推国产化进程，譬如A股上市公司奥克股份、晶盛机电、新大新材，甚至是冯焕培的京运通都是其中受益者。

　　在2007至2008年间，京运通的许多技术人员吃住均在赛维LDK，而赛维LDK也将采购自世界两大多晶硅铸锭炉之一的GT AT(G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的数台铸锭炉设备调拨给京运通研究试用。在京运通的产品出来之后，赛维亦率先试用，并在使用过程中不停改进，提供最多的技术力量——赛维当时的CEO佟兴雪和CTO万跃鹏均在GT工作过。

　　曾有政府人士形容彭小峰“有一种把不可能的事情做成的魔力”。但在做多晶硅这件事上，彭小峰最终没有成功。

　　开弓没有回头箭。硬着头皮继续的马洪多晶硅项目，在2011年10月正式建成，总产能高达1.8万吨，但高额的建设成本已让其产品在市场上没有任何优势。

　　到了2012年，光伏又遇“双反”，赛维雪上加霜，数月之间，赛维LDK的马洪硅料基地遣散从新余、南昌，乃至全国各地招来的数千名年轻人，曾经日夜忙碌等厂区很快沉寂下来。

　　当彭小峰为马洪项目四处奔忙之前，英利集团的苗连生已为介入硅料环节“酝酿”多时。

　　硅料不啻为光伏的“粮食”。2007年9月，英利集团的11个人组成筹粮处，筹建将自产粮食的“六九硅业”。这是一个“欺上瞒下”特殊部门，除这11个人之外，只有少数几个高管知道筹粮处的隐秘战略。

　　此外，手握定价权的硅料厂商提出，要签订长期合同，且10年内不能自建硅料厂。“老苗”表现出性格中强硬的一面，他不愿签长期合同受制于人，于是一直忍受短期采购的高价。

　　与主流多晶硅厂商普遍采用改良西门子法，用三氯氢硅工艺不同的是，英利选择了“新硅烷法”作为工艺路线，希望一步到位解决彼时硅料生产为人诟病的污染和耗能问题。

　　闭环生产无污染、从原料到产品转化率高、单位能耗低，是六九硅业宣传新硅烷法的卖点。

　　彼时，与笔者相熟的光大证券的电力分析师王海生提醒：“硅烷法也不是什么新技术，为什么世界七大厂商多年来一直用改良西门子法？因为它是最稳定可靠的，而且也能闭环。”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计划投资120亿元的“六九硅业（Fine silicon）”正式启动。项目一期投资25亿，苗连生抵押个人股权融资，“六九”成为苗连生商业传奇中最为惊险的一部分。英利高层宣称，六九硅业2013年产能将达到1.8万吨。

　　2010年8月5日，“六九硅业”一期3000吨项目宣布投产，英利称这是最先进的厂房、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将打造出太阳能级和电子级的多晶硅产品。一期成本可以控制在28美元/公斤。

　　六九硅业成功试产后，英利集团1号院里挂上了“全球最完整产业链”的牌子。也就在2010年，苗连生穿着运动装上了央视二套的《商道》，并组织集团全体员工观看写感想。

　　2010年初，最新的多晶硅进口价格已不足50美元/公斤，但在这个价格上，国外厂商仍然有至少50%的利润。时任赛维LDK的新闻发言人姚峰说，现在国内上硅料项目都有个目标，要把生产成本控制在30美元/千克左右，这样才能实现“微利”。

　　光环笼罩之下，各种质疑也涌向六九硅业：英利真能把公斤成本做到28美金？

　　多方强烈关注之下，六九硅业最终现了原形：技术根本不成熟，成本高达每公斤60美元以上，生产线状况不断，每季度最多产出几十吨，品质还难以保证。2011财年，英利为“六九硅业”计提了22.75亿元的减值准备（接近一期投资额），宣告项目彻底失败。

　　当协鑫、英利、赛维、大全等企业在硅料环节积极进击的时候，也有知名企业家踩了“急刹车”。

　　2007年冬天，高纪凡掌舵的天合光能决定在连云港投资一个万吨级多晶硅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美金，预计在2012年前全部建成。当时一个副省长也参加了奠基仪式。

　　签了协议后，天合请了一家全球做多晶硅整体解决方案的美国公司代表，并去他们总部参观。那家企业跟大家讲哪家哪家公司有多少吨，高纪凡当时一看那些数字就傻了：这些项目加起来的数量，几乎是市场未来需求量的三倍以上！

　　高纪凡三个晚上连续失眠！很快，他找地方政府领导表态：“这个事我不干了”。

　　两年后，高纪凡在公司总部向媒体解释在多晶硅环节“急刹车”的根本原因：多晶硅是化工行业，我们不熟悉。

　　“现在想想，那时的决定是对的。有些决策现在还看不出来，过5年、10年再来评估，或许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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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订长单，这是多晶硅环节多年来形成合作的“常规动作”。

　　比如，截至2011年4月，OCI在手的长期订单总额已经近50亿美元，几乎全部来自于亚洲企业。

　　长期订单是个好东西，也可能是个坏东西，具体看怎么签，也要看市场价格变化。

　　典型的案例，是施正荣带领的尚德电力曾深受其利，也深受其苦。

　　2006年，也就在全球多晶硅价格快速上涨周期，为了确保自身的硅片供应，施正荣几乎软磨硬泡，天天和美国MEMC公司CEO通电话，才签下2006-2016为期十年价值6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

　　得益于这个长达十年的供应协议，尚德电力在2006年到2008年硅片供应紧张时，可以用比市场价格低一半的价格，从MEMC采购到充足的硅片。

　　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多晶硅价格迅速下跌，这让包括尚德在内的众多签了长期协议合同的光伏电池生产商日渐苦不堪言。

　　到了2012年上半年，多晶硅价格已降至每公斤23.6美元，尚德还得按合同以每公斤40美元进货。早在2009年，已倍感压力的尚德就希望MEMC可以降价或修改合同，但对方态度强硬，毫不让步。

　　最终，纠结两年后，通过艰难协商并赔偿了2.12亿美元之后，尚德取消了部分合同，但库存的高价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却面临巨大的减值损失。按照尚德当时的说法，付出巨额赔偿也是无奈之举：毕竟长痛不如短痛。

　　当施正荣带领的尚德与国MEMC公司终于艰难分手时，中国的多晶硅行业已进入一轮剧烈的洗牌期。彼时，朱共山治下的中能硅业成为行业中鲜有的还能收获可观利润的企业。

　　“民营电王”对于速度、规模、低成本的极致追求，行业里几乎无出其右。

　　朱共山曾说，他选择要做的行业，要做就做世界第一，要不就不做。一位2009年底加入协鑫硅材料的员工回忆说，当时看着一片荒芜的工地，心里嘀咕说，2010年年初投产恐怕只是口号吧。但后来他发现，施工进程速度远远超乎他想象，仅仅几天后， “就完全不一样了”。协鑫硅材料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业内平均需要2年的建设任务。

　　按照朱共山最初的设想，中能硅业拟在美国或香港独立上市，但受金融危机影响，使中能硅业登陆日期一推再推，并最后导致上市未果。保利协鑫最终在2009年以逾260亿港元(折合人民币230亿元)，收购江苏中能的100%股权，由此跻身新能源龙头股行列，更引来中投公司55亿港元的入股，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朱共山开始被业内称为“世界硅王”。（详见《谁人不识朱共山？》）

　　在多晶硅材料的布局与规模成就上，保利协鑫实际上只花了五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全球海外多晶硅巨头如Hemlock、瓦克等50年走的路。

　　2012年，瓦克和MEMC等国际巨头公开宣称成本已经控制到21—22美元/公斤，而彼时国内企业成本依然在35美元/公斤左右。

　　对此，有产业大佬分析认为瓦克和MEMC等企业是“阴谋制造者”：不少国外巨头都已上市，根据公开数据，成本约30美元，他们以当前的价格销售，第一面临市场压力，要维持份额；第二是想把中国企业扼杀在发展初期。如果因为国内成本高于他们，而对国内产业采取限制措施，那就“正中其下怀”。

　　也就在2012年初，协鑫一位高管在与媒体聊天时总结经验：“做硅料首先是技术突破，然后一定要上规模，小的就不要做了，十个小的还不如一个大的，国际上就是这样，五十年就只留下七大厂。”

　　2011年年初，多晶硅的报价已回落到了80美元/公斤。彼时不少国内多晶硅厂商还是有侥幸心理，毕竟很多企业仍可以将成本做到35美元-45美元/公斤。但到了下半年，多晶硅价格快速跌落到了30美元/公斤，不少企业马上陷入艰难境地。

　　让同行惊讶的是，即便是如此低廉的价格，保利协鑫2011全年仍录得33%的毛利率，继续实现盈利。

　　根据财报，2008年时，保利协鑫的多晶硅合约报价为272美元/公斤，2009年到2011年，其售价分别为65美元、52美元和47美元/公斤，但每一年度的售价，都要高于其成本。

　　2011年四个季度，保利协鑫的多晶硅生产成本分别为22.3美元/公斤、21.8美元/公斤、20.9美元/公斤和19.3美元/公斤。而2008年其多晶硅生产成本为66美元/公斤，3年内成本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按照当时一位IMS资深光伏分析师的判断，保利协鑫旗下的中能硅业在行业中属于“个案”，因为无论从成本控制、规模生产，还是市场占有率上，国内其他多晶硅企业和徐州中能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2011财年，除了保利协鑫，盈利的还有德国瓦克、韩国OCI为代表的国际巨头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也已开始了大幅降价，但即便如此，毛利润率仍然维持在40%左右。

　　如前文所述，中能硅业投产之后碰上了“好时候”，多晶硅价格一路高涨。

　　但就在多晶硅异常紧俏的疯狂时刻，他决定利用多晶硅供不应求的机会与下游客户签订长期战略供应合同。随后，江苏中能并没有乘机大赚500美元/公斤的现货利润，而是选择与客户签订利润相对要少得多的8年长期合同，合同价比现货价要低40%-50%，按照账目算下来，朱共山放跑了上百亿元的利润。

　　可以挣的钱却没挣，但朱共山一直认为签“长单”是他在光伏产业打的漂亮仗，这一招为江苏中能在金融危机逆市扩产打下铺垫。当时多晶硅价格已经跌到了100美元以下，但有了这些“长单”，江苏中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比其他企业的日子好过许多。

　　2011年下半年，多晶硅价格暴跌到40美元以下后，为了安抚下游厂商，朱共山几次带队与客户谈判，采取的方式是降价、延长合同的方式，实现合同总价值不变的前提下减少硅料现货价格下降带来的损失。朱共山无疑温暖了下游企业的心。

　　近十年之后，当新疆多晶硅事故引发光伏产业链价格上涨，朱共山向媒体发声：协鑫新疆厂将很快恢复部分产能，缓解市场层面对多晶硅的大量需求。协鑫新疆发生所发生的情况是一个例外，我们也会尽全力，向市场提供最佳品质的多晶硅产品。维护行业健康、有序的运作，是大企业不容置疑的坚持与责任，也是中国光伏企业能长久发展的基本共识。”

　　此一时彼一时，十年前，也并不是所有企业都会买账，时任保利协鑫执行总裁的舒桦酒曾在台湾受到尖锐的责问：“太阳能产业崩盘，你觉得保利协鑫是始作俑者吗?”

　　提问的人是台湾大同集团董事长林蔚山，起因就是保利协鑫的低价策略。彼时，舒桦刚刚在台湾国际太阳光电展夸保利协鑫的“大方”：“协鑫的做法是不需要客户开口的。我们会主动跟他们磋商相关问题，而不是说等他开口。”

　　舒桦依旧在台上微笑着说，他将皮球踢回给了提问的人：协鑫的多晶硅生产成本2011年年底将降到20美元/公斤，“你们该问的是，为什么其它公司做不到?”

　　除了徐州中能硅业基地，在多晶硅材料环节，朱共山还准备有更大的作为。

　　2010年初冬，朱共山与富士康科技集团掌门人郭台铭多次见面。

　　两位产业大佬由2010年加入保利协鑫的高管单伶宝牵线认识。单是台湾人，此前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程设备与服务供应商应用材料公司担任中国区总经理。

　　在两人迎来送往之前，郭已经跟英利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单伶宝找到郭台铭，问其为什么选择跟英利合作?郭说为了取得硅料，然后又说了内地企业的一些优点。

　　几番沟通之下，最终，郭台铭还是决定和朱共山一起合作投资光伏。相较于英利，保利协鑫与富士康更能优势互补。一个做上游和原料，一个擅长制造和控制成本，双方各取所长。

　　郭台铭和朱共山的目光很快瞄定在正处经济与能源转型关键时期的山西省。2011年5月20日，山西大同市与富士康和保利协鑫展开会谈，并基本就投资光伏产业事宜达成一致意见。8月5日，三方在太原签署了新能源及新兴产业战略合作意向。

　　在那次签约仪式上，与会的一些关键人员拍下一张合影，8个人中，时任山西省省长、山西省常务副省长、郭台铭和朱共山四人，手拉着手站在中间。

　　2011年9月16日，富士康协鑫大同新能源产业集团公司正式揭牌，富士康和协鑫的合资公司正式成立。这背后是一项颇具大手笔的投资计划：富士康与保利协鑫强强联手，在大同投资900亿元，打造垂直一体化的光伏发电项目。

　　合资公司初期规划项目是2.5万吨多晶硅(富士康控股15%，协鑫控股85%)、500MW电池组件(富士康做)、500MW光伏电站(富士康控股60%，协鑫控股40%)。

　　合资公司揭牌的第二天上午，郭台铭旋即现身江苏盐城阜宁县，出席富士康在当地的光伏基地项目签约仪式。这里，也是富士康和协鑫合作的另一个基地。

　　在山西和江苏，在光伏这个他并不熟悉的领域，郭台铭一下子画出了1000亿的大饼。

　　协鑫与富士康的合作，起初似乎顺风顺水，推进很快。但双方的合作还没有实质的投入，便几乎没有了下文。

　　2011年底，熟悉山西投资界的人士对媒体透露：“富士康说的很大，但一直没有在大同实际投资。”“大同政府方有意让保利协鑫单独来做。”

　　协鑫与富士康几乎就此终结。没有人确切知道郭台铭为何迟迟“按兵不动”，最终放弃光伏。也没有人知道在这次合作中，朱共山的心理变化。但从更长的时间周期看，“大同事件”并未影响协鑫在多晶硅领域的长远布局。

　　2017年4月，朱共山决定北上新疆，投资57亿上马6万吨多晶硅产能。由是，协鑫与特变、大全和东方希望等几家主流多晶硅产商“会师”新疆。

　　从单体规模和总体产能、产量来观察，协鑫新疆项目将再一次成为了全球第一。新疆的多晶硅项目包括4万吨的新建设备、2万吨现有徐州项目搬迁。

　　彼时，全球多晶硅产量排名第二的是德国瓦克公司(6万吨)，第三名为韩国OCI的5万吨，保利协鑫当时产能已经达到7万吨，且在三年前已达产。

　　北上新疆的前一年是保利协鑫的丰收大年。2016年财年，其营收达到220.25亿元，毛利率32%，毛利约人民币70.4亿元。公司拥有人应占利润20.99亿元。

　　在协鑫到来之前，电价低廉的新疆已成为多晶硅投资的热土。

　　这里是特变电工的总部所在地，十余年前，特变就开始在这里布局相当规模的多晶硅资产，特变旗下上市公司新特能源也成为多晶硅竞局中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协鑫进入新疆的前四年，也即2013年的11月，大全集团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石河子市正式签约：大全集团投资50亿元打造“大全光伏产业园”项目，建成新疆最大多晶硅产业基地。

　　彼时，大全集团公司总裁徐翔信心十足：“我们明年年末产能要达到12000吨，后年达到3万吨之后，在国内来讲我们是最好的一家公司，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我认为大全新能源在新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而且未来也是我们唯一一个光伏产业多晶硅生产基地。”

　　2017年10月，新疆大全年产1.3万吨多晶硅项目B阶段开工建设，并于2018年11月投产。

　　在新疆天山北麓的东端，距离乌鲁木齐200多公里的吉木萨尔县，有一个叫做“五彩湾”的地方。这里是东方希望打造重化工循环经济圈的标的之一；也是刘永行的“得意之作”，他在这里砸下千亿巨资，意欲打造的“煤、电、铝、硅、化工、生物”六大产业为一体的“六谷丰登”循环经济产业链。

　　在这里，与保利协鑫新疆基地与东方希望规划建设的12万吨多晶硅项目相隔不远，园区里还有北京利尔一期6万吨多晶硅项目。

　　笔者曾在《刘永行来了！》一文中，详细回溯东方希望进击光伏产业的历程与优势。东方希望成为现存主流多晶硅生产商里，唯一一家在2010年后才进入光伏产业的企业。

　　在项目投资上，和大全、协鑫等企业有所不同，东方希望杀入多晶硅初期的所有资金，全部是自有资金。2013，刘永行带领东方希望进入光伏产业。截至2016年底，金属硅一期产能15万吨/年，规划产能45万吨/年；多晶硅一期产能3万吨/年，规划产能20万吨/年。

　　到了2019年12月12日，世界单套产能最大的多晶硅项目――新疆东方希望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12万吨多晶硅项目（一期3万吨）冷氢化、精馏装置经过全面调试、联运，于2019年12月1日顺利产出合格的三氯氢硅产品。

　　其中冷氢化装置三氯氢硅转化率超过20%，精馏装置精馏提纯后的三氯氢硅纯度达到99.9999%。此举标志着新疆东方希望年产12万吨多晶硅项目实现全流程贯通，项目投料试车一次成功，进入全面投产运营阶段。

　　杀入多晶硅，刘永行至少盘算了十年。刘永行曾表示：“有些企业在多晶硅500万元一吨的高点杀入，我们一直在旁边观察，多晶硅价格断崖式下跌，300万、200万、100万、80万、50万、30万，我们还不做，跌到20万时我们开始认真思考，14万时我们杀入.......”

　　“让他们先去搞，我们在后面观望，并且努力降低自己的成本，做了大量的设计和优化，最终以较高的竞争力成功进入了多晶硅行业。”

　　在多晶硅领域，刘永行带领的东方希望入局够晚，但野心够大，其两年前就提出目标生产成本25元/公斤左右，将太阳能级多晶硅的生产成本做到与工业硅的销售价格同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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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为崛起于巴蜀之地的著名企业家，通威集团掌舵人刘汉元并未像刘永行一样北上新疆布局多晶硅。

　　事实上，类似新疆，也曾有不少煤炭富集的省市领导拜访通威，诚恳邀请这家企业去当地投资多晶硅项目。

　　“书记、市长的邀请确实让人有些动容，但为何我们还是坚持留在四川，不去煤炭价格那么便宜的西部投资呢?说实在的，煤炭税收未来可能会被继续调高，煤炭价格也不会一直走低。”

　　此外，刘汉元也不想让大烟囱和煤矿作为光伏电力的来源，“在这5—10年的时间里，四川水电价格依然可帮助我们做到较低的多晶硅制造成本。”

　　现在，若要说刘汉元、刘永行、朱共山等企业家有什么共同点，其一便是，他们引领的企业，日益引起跨国多晶硅巨头的“不满”，甚至“抱怨”。

　　在多晶硅市场，同样作为“后来者”的韩国OCI（原名DC Chemical），也曾梦想做到全球老大的位置。

　　自2006年6月涉足多晶硅后，其迅速扩大产能。到2010年底，OCI的一项扩产投资计划显示，一座新的多晶硅工厂将于2011年下半年开始动工，预计于2013年12月竣工，届时公司年均总产能将达到8.6万吨，到时其将取代传统多晶硅制造业的龙头企业Hemlock和瓦克(Wacker)，成为全球最大的多晶硅供应商。

　　但令人费解的是，这项扩产计划公布没有多久，OCI的投资策略逐渐趋向保守。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巨大的市场预期，也曾让全球化学巨头瓦克化学和道康宁牵起了手。

　　也就在韩国OCI宣布加大扩产的2010年底，道康宁和瓦克化学联合建设的有机硅生产基地在江苏张家港正式投产，该基地总投资18亿美元，是中国彼时最大的有机硅生产基地。

　　由于产品品类雷同，道康宁和瓦克公司曾一直是竞争对手，在全球范围内激烈地争夺市场主导权。但在中国，两家公司却难能可贵地携起手来。投产当天，瓦克化学与道康宁的全球老大共同出席了投产仪式。

　　彼时，眼看着中国一些多晶硅企业在降价潮中痛苦煎熬，跨国巨头们对于自己的技术及成本控制能力依然信心爆棚。但多年后，竞争形势反转，外资开始对中国的多晶硅厂商开始“不满”。

　　国产替代提速，外资厂商日渐式微。2020年初，作为全球第二大多晶硅生产商，受多晶硅业务拖累的瓦克化学宣布了缩减开支的一揽子计划，根据这项方案，瓦克化学计划2022年底前裁减1000个工作岗位。

　　瓦克化学指出，中国的多晶硅厂商建设了大量过剩产能，导致多晶硅价格持续低迷。但类似的指责并不能让瓦克化学的多晶硅业务恢复昔日辉煌。在2014年的行业巅峰期，多晶硅板块曾为瓦克化学贡献了过半数的利润，但此后逐年走低。2019年，该板块对集团的利润贡献率仅约为7%。

　　在瓦克化学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上，首席执行官施拓知甚至对中国市场表现出了些许的抱怨：“仅去年一年，我们就不得不额外承担约3500万欧元的电费开支。德国目前每度电的价格超过5欧分，而我们在中国的竞争对手只需为每度电支付低于2欧分的费用。”

　　也就在2020年初，在多晶硅业务所在的 Basic Chemical 部门的 EBITDA 转负的背景下，韩国OCI 宣称对硅料业务进行战略调整：首先，自 2020 年二季度，韩国 P1 工厂将用于生产电子级的多晶硅料；其次，将韩国本土的太阳能级多晶硅料生产规模最小化；再者，马来西亚工厂继续聚焦太阳能级多晶硅料，通过降本、增产提升市场竞争力。

　　全球知名多晶硅专家Bernreuter特别提醒跨国巨头们：中国竞争对手通威不久前透露了计划在2023年将其多晶硅生产能力从80000吨增加到惊人的220-290000吨。该公司已经在2018年将产能从20000吨迅速增加到80000吨。他强调:“如果你曾经对中国多晶硅行业的雄心壮志有过怀疑，现在就应该立马打消这些疑虑。”

　　是的，Bernreuter特别强调的通威，正是最近几年在光伏领域投资决心最强、发展速度最快的龙头企业之一。（详见《通威破局》）

　　当不断扩张的光伏企业成批倒在沙滩上，刘汉元把高纯晶硅、太阳能电池片打造成为行业标杆，成本优势、技术优势、规模优势高筑，形成自身的护城河。

　　2020年夏天，笔者随团参访通威时，四川乐山五通桥区的永祥新能源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该项目目标在2021年投产，这样将新增3.5万吨多晶硅生产能力。

　　与永祥相邻的，则是2019年开工建设的总投资60亿元的保利协鑫6万吨高纯度多晶硅生产基地。保利协鑫计划将包括多晶硅生产在内的“硅产业几乎所有业务，整体往乐山转移，乐山将是集团最大的硅材料基地”。

　　乐山是中国的多晶硅起源地和重要生产基地，丰富的水、电、盐、卤及石灰石、煤等资源，曾在2009年前吸引了东气峨半、四川瑞能、新光硅业、乐电天威和永祥多晶硅等多家多晶硅生产企业，总的生产能力超过1万吨，占全国的12.5%，成为当时中国最为集中的多晶硅生产基地。

　　但多晶硅价格狂跌之下，2012年，全国已投产的43家多晶硅企业勉强维持生产的仅存5家。乐山也留下了“一地鸡毛”。2013年，曾有媒体到乐山调查，彼时只有永祥维持生产，其他多晶硅生产企业都已停产倒闭。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今的乐山再次出现了多晶硅企业聚集的盛况，其多晶硅产能相比10年前增长了近十倍。

　　刘汉元至今清楚地记得，通威进入多晶硅行业的时间点是2006年12月19日。当时他人在北京，感觉PVC产业已落在了人后，但新能源还没有真正开启，“我们认为社会需求、环境压力等各方面因素对这一产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动手更早，也就更有先机。”

　　通威切入光伏新能源的思路很明了：先抢议价能力强的要素市场。

　　2007年，作为通威集团多晶硅子公司的永祥股份成立，同年，隶属于永祥股份的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成立，计划建设年产1000吨多晶硅项目；2008年9月，首期多晶硅项目正式投产。

　　2008年2月，通威股份一度以1.91亿元的价格收购了通威集团与巨星集团合计持有的永祥股份50%股权。而2010年时，永祥股份的这笔资产又被重新转回了通威集团。

　　在行业最困难、多晶硅价格大跌的时刻，通威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选择关闭晶硅工厂，而是慢慢等待市场价值的理性回归。

　　回到通威集团的永祥股份，多晶硅业务是亏损的。在刘汉元看来，那两三年把永祥的多晶硅业务抓起来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任何企业都会经历波峰和波谷，有些时机需要紧紧把握，但低谷时不如让它先好好地调整、休憩。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是很有意思的。行业煎熬之时，永祥多晶硅是低流血状态，最多有2亿元的亏损。该停产就停产，该控制就控制。”

　　在刘汉元看来，企业只有安全地活下去才能迎来新的一天，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了。“所以我当时就跟同事们说，我们还是以自己的判断为准，我的要求是多晶硅不允许干太大，工厂要控制住产能和产量。”

　　对于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刘汉元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奥运会分铜牌、银牌、金牌，你如果得了第四名，就只能自己回去做个铁牌，过段时间铁牌还可能会锈迹斑斑，谁都不会看。在很多行业里，很多拿银牌和铜牌的，大部分也更像是陪练。

　　如前文所述，整个多晶硅市场曾一度一蹶不振，直到2014年才慢慢恢复元气。也由此开始，通威集中发力，终成今日之局。

　　如今回头看，通威曾在光伏领域数年的蛰伏，目的就是为了择机一跃而起，跳得更高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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