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和1933年1月日本进占山海关后,日寇侵略魔爪伸入长城线内,冀东地区沦陷。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国难深重,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共中央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即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终于在1937年9月,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新局面。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团结抗战的日子,到处成立抗日组织,建立抗日武装,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投入抗战的行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地方上迅速切实地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救亡运动。山海关地区是靠近东北的较早的沦陷区,由于战略地位重要,既要建立根据地,更要打开城市工作局面,才能使城乡配合,有力的支持抗战。山海关在滦东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八路军进入山海关(网络资料图)
山海关是敌我必争的战略咽喉要道。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更加紧了对山海关的控制,日伪军政警宪特务机构林立,是敌人控制最严的地带,成为名副其实的鬼门关,党的统战政策显得尤为重要,自“榆关事变”以来,山海关人民经受敌人更长时间的压榨,更深的痛苦,因此,对敌人仇恨也越来越大,从而积极支持我党的抗日活动,我党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发动全党,正确而灵活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开展抗战工作。
首先对于上层阶级的少数深明大义的有识之士,我们真诚相待,大胆使用。其次,对大多数的动摇犹豫者进行教育,促其觉醒,用现实的民族矛盾,打开他们爱国的心扉,成为抗日的助力,如榆关镇的大乡长,被教育争取过来,为抗战服务,从1942 年底到1943年5月,仅五个月时间,就在山海关、秦皇岛、海阳镇等处进行情报活动,使这三处敌伪据点附近的伪大乡长基本上被我们所掌握。山海关敌伪警备团团长张乃仁、伪临榆县长兼保卫团长杨显卓,我方通过派人去做说服教育工作,被争取过来,他们曾向我方提供过有价值的情报。对于少数顽固者我们进行孤立并教育,打击或镇压反动分子。山海关武田特务队的特务网遍布抚宁、秦皇岛一带,武田这个家伙很坏,他通过柳江的一个伪保长,把我情报站的一个通讯员拉下水,向敌特提供了我站的秘密,使我们失掉了外部关系。后来赵濯华的警卫员也被捕了,武田又想借此搞名堂,既想个人立功,又想发横财。我情报站利用武田这个弱点,施以诱饵,陷敌于死敌。日本统治者以武田私通八路、走私贩运的名义把他逮捕,判了十年徒刑。
另外,在统一战线中还有许多中小学教师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思想活跃,许多人关心时局,赞成抗日,他们对党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满意的,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成为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助手,有的成为党的干部。
党的统战政策壮大了人民力量,真正做到了“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的全民抗日局面,从而加强了城市工作、情报工作,有效的开展了伪军工作。
城市工作的任务,主要是争取各阶层上层分子参加抗日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搜集敌伪的活动情报,争取瓦解敌伪组织;在基本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发展组织,积蓄力量,适时开展群众运动。在“东工委”城工人员和情报站人员的积极努力下,在这个地区的主要城镇很快打开了局面。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打入敌人的军队或机关中去,争取了一些上层人物,为我方提供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情报。在城市基本群众中,通过隐蔽的形式,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如山海关铁道支部和柳江煤矿支部的建立,在提供敌伪情报,向根据地秘密运送物资,配合战争行动等方面,都起到很大作用。
统战工作的威力,扩大了抗日力量,相对地孤立了敌人。山海关日本宪兵队队长曾给我方来信说:“只要贵军不来打山海关,我们情愿支援贵军一些物资。”山海关警备团团长张乃仁也给我方来信说:“希望贵军与我军遭遇时,双方互不开枪。假如一旦两军相遇时,你们走大路,我们走小道;你们从山上走,我们从山下走,不要闹冲突。抗日成功后,要承认我同情抗日。”
通过统战政策的实施,使我方在秦皇岛、山海关地区争取和团结了更多的人同情抗日。由于城市统战工作的开展,我地区工作人员经常进出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等城镇,未发生过重大损失。
△八路军战斗在冀东长城(网络资料图)
1938年,党领导了冀东抗日大暴动,在其影响下,山海关、秦皇岛、柳江矿等地的工人阶级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暴动大军西撤受挫后,城市工作也转入隐蔽,以保存力量,在山海关城市抗日工作中,成效最显著的,当属1942年建立的山海关铁道支部。
1941年11月1日,在铁路做工的张有奎(即铁支书记张占鳌)经耿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在工人中积极活动,不久发展郑宝田(铁路检车段工人)和张有为(铁路机务段煤台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2月,在日、伪、宪、特严密控制下的山海关铁路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支部书记张占鳌,成员:郑宝田(化名志国)、张有为(化名李子华)。支部活动点设在山海关大榆树103号道岔水塔后康子正家院内张家(今南关大榆树12号)。这个支部成立初,属冀热辽分区滦东办事处领导,1942年10月,根据工作需要,支部直接接受东工委(东北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因为铁路沿线还搞武装,内部称这个支部为“铁道支部”,对外发动群众时,称“东北救亡总会交通运输支会”。铁道支部自1942年建立,至1944年1月遭破坏,两年间做了大量的工作:收集敌伪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向东北护送干部,在行车中秘密向根据地运送军用物资,通过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革命道理,使深受压迫和欺凌的工人,逐渐的团结在铁支部同志的周围,这些抗日积极分子有铁路工人陈洪生、孟宪瑞、张壁、张家义、张有仁、翟玉春以及人称朱裁缝的朱庆祥、姚鼎臣等,他们在铁支完成的护送干部、运送物资等任务中发挥着各自积极的作用。
工作代号为157的于性源在山海关税关任属官和会计,利用他的特殊条件,多次进行情报传递工作。日本投降之际,他向群众大力宣传党的八路军,使群众对八路军有了正确的认识,在八路军协同苏联红军进关时,呈现出热烈的拥军场面。
另外我党还打入敌人心脏,获取情报,除奸惩霸,开展城市抗日工作。山海关有一个臭名昭著的铁矛队,参加八路军地下抗日组织--冀中军区密抗团的康子成任铁矛队的副队长,1944年根据上级精神,他秘密处决了山海关“大东公司”的董事长鬼子小林的金翻译,使山海关一带的人民解恨叫好,敌特们胆战心惊,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944年秋,康子成得到临榆县日本顾问高石茂利要到海阳政工队办事处视察工作的情报,驻扎在抚宁县田家沟的七区队在队长马骥的指挥下,在海阳附近的范庄设下了伏击圈,这场漂亮的伏击战,一举歼灭了七十多个鬼子和十余个伪警特务,高石当场毙命。范庄这场战斗,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动了伪军。而铁矛队也因此遭到日军的惩治,垮台了。
在敌人控制严密的山海关,我党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艰苦而又顽强的开展城市抗日工作,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是滦东抗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做出了重大贡献。
党在城乡开展抗日工作中,对学生工作也给予了极大注意。1943年初,“东北情报联络站”负责人刘杰,通过关系首先在秦皇岛中学站脚,并相应地开展宣传工作,经常把我党的报纸带到学校中来,通过具有爱国思想的教师,借讲课时机向学生宣传抗日。学生们利用各种方式向敌人进行斗争。当敌人经常组织学生游行时,许多学生就装病躲起来。有时强迫参加,有的学生便把手中的日本旗撕掉。在敌人组织所谓“勤劳奉仕”时,学生们故意把土扔在新民会的汉奸身上。上日语课时想法应付,不认真去学。到1943年秋,敌伪又在中学里普遍设了军训,强迫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学生动作稍一不慎,便要遭到拳打脚踢。山海关田氏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首先举行罢课,反对军训,以后各班学生相继响应,迫使教育当局在罢课后的第三天不得不宣布停止军训。
秦皇岛和山海关的学生斗争,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便在中学里增设暗探。日本特务拿着照片,到出走的学生家里追问下落,进行恫吓威胁。但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压制不住的。1944年春,我党工作人员又在山海关学校中积极开展工作,借亲戚关系,接触一些进步学生。经过一段工作之后,于1944年暑假,山海关女中的王淑敏(方明)、赵芳、杨云(沈玉贤)等女同学也奔向根据地,参加了抗日工作。这些人走后,日伪更加惊恐,到处搜捕共产党,但什么也没有得到。
秦皇岛、山海关地区的抗日工作,从1942年底到1943年秋是全面活跃时期。农村建成抗日游击根据地,包围着少数敌占城镇。城市内有我党地下组织和工作人员,争取和团结了一批上层爱国人士,城乡抗日运动相互呼应。使这个地区成为挺进东北的基地,从而对东北工作的开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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