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华：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

摘要：作者结合教学与研究实践，从方法论和借鉴利用地方志研究成果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分析了地方志的读法，地方志的体例与分类，并以风俗、建置为例，论述了方志分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认为地方志是研究地域史、区域史的基本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入点。地方志的史料价值，首先是体现在具有认识地方历史甚至更大历史的整体性上。随着区域史地域史研究的盛行,从方志入手具有了方法论的新意义，对于开展微观历史研究、基层社会研究、民众研究等具有重要价值。方志也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是透视二者关系的一个窗口。随着文化史与社会史的互相渗透，社会文化史兴起，重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考察修志人员的观念，方志作为文本本身也成为研究的对象。

关键词：地方志；社会史资料价值；史料学；地域社会研究；史学方法

关于中国地方志①的资料价值,学者多有论述，也或多或少涉及社会史的内容,还有一 些学者比较专门地论述了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②。但是由于对社会史以及地方志资料 的理解不同,对于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的看法也不尽一致。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 的深入，对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的认识也会深化。因此，关于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 价值,似乎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笔者此文主要结合教学与研究实践，从方法论和借鉴利用 地方志的研究成果的角度,做一综合性的论述。

一、地方志的读法

中国地方志起源很早,至宋代初步定型。保留至今的地方志，主要是宋元以来特别是明 清民国时期的，尤以清代为多。依据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 华书局1985年版）的统计，收录了 1949年以前历代地方志8264种，其中宋代28种、元代7种、明代973种①、清代5685种、民国1571种。收录的范围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 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也收录了具有地方志性质的志料、采访册、 调査记等。另据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上、中、下3册，台北•汉美图书 有限公司印行,1996年出版）收录1949年以前所修地方志8577种，多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 录》所收录的地方志313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是阅读地方志 最基本的工具书。

地方志记载一地各方面的情况,是综合性的百科全书,还往往追湖历史,具有丰富的史 料价值。那么如何阅读地方志呢？整整六十年前，最早倡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陶希圣， 曾组织学者讨论如何利用地方志的问题，并发表在《食货》杂志②，相当于今天的所谓“笔 谈”。陶希圣在《搜读地方志的提议》中说，顾颉刚认为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提 议从地方志里找经济材料。陶也提议“在把社会的历史过程稍有头绪以后，便下工夫从地方 志里搜求经济的社会材料”。指出方志是研究一地的历史最方便的书。他还提出读方志的 两大原则:一是先读大都会地方的县志,探讨大都会的发达史、衰落过程、现代大都会的起源 及发达经过;二是分工的办法，最好以本省人读本省的地方志。陶说他的提议为的是要得到 研究经济社会史的同人注意、讨论及实行。

陶希圣的学生鞠清远率先响应，写了《地方志的读法》。鞠清远认为读方志先要有几个 中心问题,然后去选读，如以都市、交通线、工业为中心，读重要经济都市的方志，读在水路交 通线附近的府县方志，读历代重要工业或矿业区域的府县方志。配合三种读法，特别提出读 方志不要忽略各志书的《杂录》与《金石录》，有时确有特别的材料;不要忽略了驿路与水路交 通，驿站的设置地点与组织;不要忽略了物产、贡赋、和买的物品;不要忽略了关于寺院的记 录;不要忽略了庙会;不要忽略了市、集会;解决市设在城外的问题;应特别注意水利事项;应 特别注意桥梁的建设。

对于鞠清远《地方志的读法》一文,吴景超写信给陶希圣，主张将鞠清远的三种读法合并 起来，“否则对于都市的了解，是不会彻底的”。吴景超还介绍他研究都市是先从理论下手， 搜集资料先制定纲目，用卡片搜集资料。

瞿兑之则以《读方志琐记》，讲述他曾经建议分类摘抄方志，并罗列出方志中的珍贵资 料。涉及生活状态、物产与物价、赋税、氏族、工匠、宗祠等内容。

我认为这次讨论如何读地方志是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不同于以往朝代利用地方志观 风问俗式地了解地方风土民情。参与讨论的学者是立足于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讨论利用 地方志,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理念。讨论中涉及的地方志读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读都市的地 方志，二是读最能表现经济发展地区的地方志，三是分门别类搜集资料。当时研究经济往往 与社会结合在一起，具有社会经济史（或曰蛊济社会史）的色彩。

实际上，利用地方志如同陶希圣先生所说，往往是“研究一地的历史”，并采取不同人分 工的办法。我自己指导学生的论文就是这样，还希望学生研究家乡的地域史,以为写自己熟悉的历史容易产生兴趣，熟悉资料快，容易进入问题的考察。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研究地方的历史，史学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同于六十年前 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地方的历史,基本上属于“地方史”，即一地的历史，认识地方的 历史具有目的性。而今研究地方的历史，则具有区域史或地域史的性质，试图通过认识地方 的历史达到认识更大历史（如通史）的目的，认识地方的历史具有视角和方法论意义。因为 各个地方历史的相加，并不等于通史。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史研究，基本上是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往往是为了说明 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或某个道理，在某一历史时期确立理论框架,然后填充史料加以说明，实 际上史料被肢解，历史的整体性受到破坏。另外，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实证史学复兴，在 地方史研究中也得到发展，虽然对了解地方史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是也缺乏历史的整体 观念。

研究区域史或地域史，则首先是从整体观念出发的。认为只有把人物、事件、制度甚 至史料放在特定空间才能认识①。地域空间建立的历史联系性，可以保证历史的整体性，从 地域史得到的历史认识更反映历史实际，更为深刻。从地域看大历史,有可能建立新的历史 体系。

因此,研究历史从地域入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0而认识特定的地域、区域，最直接 的历史资料就是地方志。如此看来，从阅读地方志入手研究地域、区域史，也就具有了方法 论意义。而如何阅读地方志,就需要进一步讲求。在我看来，阅读地方志首先应树立历史的 整体观念，即把地方的历史作为整体考察,对于地方上某类事项的兴趣，要放在当地的整体 中去认识。对于地方历史的认识，应是为了认识更大历史单元如跨小地域的区域史或通史 服务的。

地方志是认识地方历史的窗口。地方的历史资料如族谱、契约等一般是个别性的记载， 而地方志是反映地方整体性的记载。如同学习断代史应首先从正史入手一样，研究区域史 或地域史，则应当首先阅读地方志，而且是带着整体历史观念阅读。

地方志是研究地域史、区域史的基本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入点。地方志的史料价 值,首先是体现在具有认识地方历史甚至更大历史的整体性上。

站在微观史学的立场，一般而言，越是区域单位小的地方志,历史的整体性越强,可以认 识更为底层的社会实态,史料价值较高。所以乡镇志以及村志值得重视，乡镇志始于宋代， 如常棠《激水志》八卷专记浙江海盐一镇之志。统计宋元乡镇志总共才有5种，分布地区限 于江苏、浙江二省。明代乡镇志获得发展，共撰成52种，其中江苏28种、浙江19种、福建2 种、江西1种、山东1种、广东1种，编纂地区扩大了 4省。清代共编就乡镇志323种,更为兴 盛。几乎遍及南方诸省，北方的山东也有4种②。乡镇志的修纂本身往往就是地方社会权 力的产物，有的还是家族与地方两类史志的合一。徽州地区聚族而居,乡镇志在这方面表现得就比较突出，如清雍正时余华瑞等所修歙县《岩镇志草》，反映出当地大族的强盛。而乾隆 歙县《橙阳散志》为江登云所辑，基本就是江村江氏的志书。歙县《丰南志》有大量关于溪南 吴氏的内容。程文翰编光绪祁门《善和乡志》，多载与程氏有关的内容。雍正时许显祖纂休 宁《孚潭志》,突出许氏的历史①，这些乡镇志属于私修，固然反映基层社会的权力支配情 况,官修的县志也往往体现地方家族势力。美国学者研究了万历浙江绍兴府《新昌县志》，发 现该县志成为当地三个官阶最显赫的家族吕、潘和俞的“公共家谱”，在《新昌县志》的49个 编纂者中，除了县令和学官等5人外，所有49个参加者都是亲戚，其中29人出自上述三个 家族。因此认为:编写县志与家谱一样，是乡绅家族形成和壮大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提高 社会地位的一种方法。编纂县志实际上是编纂者加强宗族和地方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也 可能是县令和乡绅合作互相促进提高他们官方与社会地位的好机会。提示学者应该多注意 地方志编纂的目的与过程②。

地方志里数量最多的是府州县志，一般来说地方志主要是指府州县志。其中县志的资 料比较具体详实，历史的整体性强,府志往往也是在县志（及州志）基础上编纂的，所以初读 地方志应当先读县志，研究也应该以县志为基础。以上万历《新昌县志》的事例，就说明了县 志的重要性。府州县志也容易与族谱等互相配合使用，共同构成地方文献群体。

以省为范围纂修的地方志是通志,明代创修并普遍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 存各类明代通志37种，名称不一,有通志、总志、大志、大记、图经、志、书等名称。清代从康 熙朝起大致六十年一修志，“清代有二十二省，总计成书省志98种，其中通志73种,差不多 每省都纂有三四种通志及其他类型的省志”③。省志是在府州县志的基础上集合而成的，其 特点是便于面上了解区域的历史,便于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就利用卞宝第主修的光绪《湖南 通志》卷43《建置•公署》,统计了清代湖南育婴堂建置的数量、时间与空间分布④。

全国性志书，一般称为一统志。一统志名称始于元代的《大元大一统志》,分省记录地方 史地。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由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主修《大明一统志》，天顺 五年（1461年）四月成书，凡九十卷。义例沿《大元大一统志》，以天顺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 分区，分记各府州县十九门的事情: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 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人物、流寓、列女、仙释。书末附“外夷”，记叙周边诸 国。此外,旧题刘基等纂《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二十四卷，成书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 闰十月，“其书以十二分野星次配天下郡县，于郡县之下，又详载古今建置沿革之由”（《太祖 实录》卷167）。陈循、彭时等奉敕纂修，成书于景泰七年（1456年）的《寰宇通志》,119卷。以 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次序,分记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城池、祀典、山陵、宫 殿、宗庙、坛埴、馆阁、苑囿、府第、公廨、监学、学校、书院、楼阁、馆驿、堂亭、池馆、台榭、桥梁、 井泉、关隘、寺观、祠庙、陵墓、坟墓、古迹、名宦、迁谪、流寓、人物、科甲、题咏，共38门。偏重 于名胜景物的叙述。这两部志书也属于全国性的。清代三次纂修一统志，分别于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成书。一统志的记载原始性不 足，较之通志更为简略，便于了解全国各地的概貌，史料价值不是很高。总之，一统志、通志 一般便于整体性了解大区域和全国情况，不便于作为基本史料利用。

二、地方志的体例与分类

宋以后的中国地方志,表现形式上有图有文有表,体例上主要有图、表、志、传,内容上记 载人与事。应该说，地方志的内容与形式，具有不同的史料价值。人们说当今社会进入读图 时代，对于图像的兴趣陡增,图像的重要性突显。美国学者范德《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 插图研究》一文,就是利用地方志研究历史的作品。作者关心画家绘制图画“对他们生活之 世界的表现方式中我们能获得明帝国的什么信息”。认为明代地方志插图所绘出的中国， “反映出绘制地图的汉族精英阶层的文化关注与文化假设”。该文论述了作为明代社会窗口 的方志，作为历史证据的方志，中原地带，边关要塞。得出的结论是:“方志提供的这一景象 显然已被学者们和下令刊行仿制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点、预设和价值观所涂抹。所以我们 在其中发现许多一致因素。这些共同点向我暗示，作者们急于在更宏伟的明朝方略中为自 己的地区求得一席之地。”①潘晟对范德的研究有所回应，考察了明代方志绘制地图人员的 身份,认为主要有儒士与绘工两种人②。

至于表，主要便于进行统计、査找与节约篇幅。如职官的记载，主要内容是历代文武官 员品级、职掌等。或以官阶列载，或置表记载，还有将两者结合的。

中国地方志中的人物志传占有重要地位。地方志记载人物传记，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 兴起的郡书。至宋代定型的方志，人物传记的记载已经专门化和分类化。宋元方志记载的 人物传记可观，朱士嘉编《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根据三十种宋 元方志人物传记编成，收录人物共计3949人。有学者就宋元时期地方志传记资料进行了专 门探讨③。明朝永乐十六年（1418年）颁布，《纂修志书凡例》“人物”条规定:“所载俱自前代 至今。本朝贤人、烈士、忠臣、名将、仕宦、孝子、贤孙、义夫、节妇、隐逸、儒士、方技及有能保 障乡闾者并录。”“仙释”人物“自前代至今有名有灵迹者收录之”。明清时期人物志传成为地 方志的主要内容,其归属与分类主要有:名宦、乡贤、儒林、文苑、隐逸、方技、耆寿、流寓、列 女、孝义、忠烈、武功、仙释，自然这些传记资料对于研究所记载的不同社会群体具有宝贵的 史料价值,有助于认识社会结构④。就具体的研究而言,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地方志 对于贞节烈女的记载明显增加，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成为研究妇女问题的重要文献。台湾 学者费丝言通过方志贞节烈女资料的分析，深化了对于“明代方志贞节烈女记载大量增加”的认识①。

关于中国地方志的体例，在宋代就逐渐完善并趋于定型。宋代志书体例大致可分为平 列门目、纲目法和史书体三种类型，直到明清时代方志体例大致如此②。

平列门目的特点是列目繁多。如宋《吴郡志》，分门三十九:沿革、分野、户口、租税、土 贡、风俗、城郭、学校、营寨、官宇、仓库（附场务）、坊市、古迹、封爵、牧守、官吏、祠庙、园亭、 山、虎丘、桥梁、川、水利、人物（附列女）、进士题名（附武举）、土物、宫观、府郭寺、府外寺、县 记、冢墓、仙事、浮屠、方技、奇事、异闻、考证、杂咏、杂志。明代在综合历代地方志分类的基 础上制定了明永乐十六年颁降的《纂修志书凡例》,分为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 郭镇市，土产、贡赋、田地、税粮、课程、税钞，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 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21则。其中第7则并列土产等6项，共26 Do采用 官定凡例所拟类目编纂的地方志多见于明初，这种分类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平列 门目形式的分类，有琐碎的弊病。

纲目法则分门别类，内容清晰。如宋代的《咸淳毗陵志》，类分十九，下辖五十二目。再 如嘉靖《鄢陵志》是较早的典型，全书八志，志下分目。志目情况如下:地理志:疆域、星野、山 川、堤坡;建置志:城池、县署、学校、属署、祠祀、仓铺、坊巷、乡堡、镇店、村庄、津梁；田赋志：土田、户口、税粮、农桑、课贡、徭役、土产;官师志:官制、县官、学官、名宦、风俗;人物志:孝 友、忠义、理学、经术、名德、文学、隐逸、科目（贡荐、任子）、褒恤、册谥、贞节、应募;人品志:武 职、例授、材艺、掾（古代官署属员的通称）阶、耆寿、义民、义官、邑属;杂志:古迹、冢墓、庙宇、 寺观、祥异、补异;文章志:下设汉魏文、宋文、元文、国朝文、唐诗、宋诗、元诗、国朝诗。又如 嘉靖《宿州志》，八卷，计地里志（含沿革、郡名、疆域、风俗、形胜、山川、土田、坊乡）、食货志 （含户口、物产、贡赋、征役、课税、孳牧）、职官志（含历任、名宦）、兵志（含卫兵、屯田、民兵）、 人物志（含名贤、勋旧、选举、贞节）、建设志（含城池、公署、学校、仓储、铺舍、桥梁、恤典、祀 典、仕进节孝坊）、古迹志（含故城、宫室、丘墓）、杂志（含寺观、灾祥）。光绪《赵州志》十六卷， 计有舆地志，包括星野、沿革（属邑附）、疆域（里社附）、市集、山川（桥梁附）、古迹（墓域附）、 田赋（盐政附）、风俗、物产、祥异（兵事附）;建置志，包括城池、官署、学校、坛庙、仓廠（附养济 院、漏泽园）、驿递;祠祀志，包括坛埴、文庙、庙祀;官师志，包括封爵、官师、名宦（附宦绩）、职 官;人物志，包括人物表、历仕、科目表、名宦、仕迹（附武职、封赠、耆寿）、武功、忠烈、孝义、文 苑、方技、列女;艺文志，包括记、告示、辨正、论、考、碑、赞、铭、诗。此外，卷首是宸章、前朝御 制、图,卷末为杂考。

史书体即借鉴纪传体正史的体例。如宋代《景定建康志》，分留都录、图（20幅）、表（时、 地、人、事）、志（疆域、山川、城阙、官守、儒学、文籍、武卫、田赋、风土、祠祀）、传（正学、孝悌、 节义、忠勋、直臣、治行、耆旧、隐德、儒雅、贞女）、拾遗。清光绪修河北《永平府志》72卷，首 末各一卷,卷1收录9个图;卷2-18为表，有历代封爵、历代职官、国朝职官、选举、列女5 个表;卷19-48为志，包括封域（下设疆界、形胜、星野、山川、屯社、风俗、物产、古迹、丘墓、纪事）、建置（下设城池、公署、学校、坛庙祠宇、寺观关隘、津梁、仓储、惠政、驿递）、武备（下设 营制、边防、海防、海运）、赋役（下设户口、人丁、田赋、经费、起运、盐法）、艺文5个志；卷 49 - 70是列传，下设名宦、乡贤、仕迹、行谊、文学、忠烈、隐逸、耆寿、流寓、方技、后妃、列女12 类传记;卷71-72为志余。

以上三种体例的地方志,往往有所交叉，共同的特点是分门别类记载各种事物,相当纪 传体中的志。纲目与平列门目的地方志，甚至全部以“志”分类，如前引嘉靖《鄢陵志》全书八 志，包括了人物，与纪传体中志的含义有所区别。

地方志的分志，指的是相当于纪传体中的志的内容。我们将各种体例的地方志混合在 一起,用纲目形式考察其共同内容的史料价值。

我们先进行类目解释。在两级分目体,即先分大的门类,以下再分细目。

1.地理志，或以疆域志、舆地志名。舆地，指大地。主要记载行政区域范围、山岭、河流、 名胜古迹、风俗等。如宋代《滋水志》地理门有沿革、风俗、形势、户口、税赋、镇名、镇境、四至 八到、水陆路九目。又如嘉靖《寿州志》,舆地内含沿革、星野、疆域、形胜、坊乡、风俗、时序、 吉凶礼，嘉緡《铜陵县志》地理志包括分野、沿革、疆域、乡耆、形胜、山川、市镇、埒塘、土产、风 俗、气候、古迹。再如万历《余姚县志》舆地志记载沿革、疆域、隅都、行市、桥渡、山川、湖陂、 形胜、风俗等。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沿革：即沿袭旧制或有所变革，用以记载本地自古至今的行政隶属关系，常与建置、城 池、公署等目并列。或按照时间依次记述，如嘉靖《江阴志》;或采用表格，年经事纬。如嘉靖 《宁波府志》即有沿革表。

形胜:原指地势优越，方志中记载疆域地理形势优越、险要及城邑风景佳丽特点。在纲 目体下一般在沿革、疆域门类下作一子目。

城池:泛指一般城市。记载古城的古迹建筑，如城墙、城门、城楼、浚河、濠池、马路、码 头、桥梁等。

城郭:指内外全城，泛指城邑。主要记载城邑内外的距离、地点、得名等。

津渡:即渡口、楫舟处。记载渡口的名称、处所、去府州县里至、得名以及历史变迁、存废等。

苑囿:指豢养禽兽的园林第宅，方志以此记载园林、池沼、古迹、建筑，属于古迹篇，与城 池、宫殿、陵墓、台榭、亭阁等并列。

封域:指一地疆界、辖区或领地。犹如疆域沿革。

2 .建置:即创立、设置。也有属于舆地志、地理志或疆域志的，记载本地历代设置变迁情 况，往往与沿革同为一目。嘉靖《寿州志》于舆地之外设建置,嘉靖《铜陵县志》在地理志外也 有建置志。嘉靖《池州志》建置篇包括城池、公署、学校、署治、书院、社学、寺观、街市、坊牌、 养济院、铺、津梁、公廩、演武场、斥堆、宫室。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廨舍:为官吏办公之所,方志记载各级官署治地及其变迁等情况，属于建置志一类。

驿铺:即驿站与递铺的合称，指供应递送公文之人换马或往来官员休息、暂住和司兵之 处所。记载驿站、递铺的方位、里程、司兵数及归属等。

邮传:原意为传递文书、供应食宿和车马的驿站。方志以此记载驿站。或属于州郡篇， 与沿革、分野、风俗、境土、道路、坊市、营寨、祠庙等并列。

坊巷:记载街道布局,常与界分、桥梁、仓场、库务、馆驿等平行。如明代《鄢陵志》建置志中有坊巷。

宫阙:记载古城阙、宫殿、堂馆等古迹、建筑,或古迹志之类。

津梁:记载渡口和桥梁的地址、特点、名称及建造沿革，多属于山川志或建置志。

冢墓:记载地方名人坟墓的地点、规模等，属于古迹志之类。

池沼:指池塘、水池，属于山川志一类，记载池塘、水池的地名、得名情况。

关津:主要记载水陆交通要道上的关卡等。

观阁:记载亭台、楼阁等古迹建筑9入古迹志或建置志，常与苑囿、冢墓、宫殿、城池、台 榭等门类同列。

此外，学校（学宫）往往也隶属建置，记载学宫的建立、变迁、重建等情况。方志还有反映 本地驻军营寨等军事情况的记载，主要见于边疆地区的志书中。如孙世芳修《嘉靖宣府镇 志》卷十亭障考，记有塞垣、墩台、墩台官军名额、历代请筑墩台、塞垣的奏疏。

3. 食货:记载经济内容，嘉靖《赣州府志》卷四为食货志，记载当地田制、户口、赋役、仓 库、漕运、盐法、杂税、钱法、矿冶、市汆、会计等情况。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均徭:原指明代三大徭役:里甲、杂泛、均徭之一，按人口多少、财产多寡分摊、出力、出银 雇役均可，为经常性杂役。地方志中借作目名，一般属于力役门类，常与均平等目平列。如 林希元《嘉靖钦州志》卷三力役门内就记均徭。

货贿:原指财物，记载地方的财物、特产，属于物产志一类。.

进贡:也称土贡，记载地方上历代向朝廷进献各种土特产名称、数量等情况。一般属于 物产门类,常与税则、杂钱、税课、供物、帛等门目平列。

食货志户口类值得注意,它一般记录人口数量、户籍分类、户口状况，是人口社会史的•重 要资料来源。以宋代为例，地方志记载府州县户口数，可弥补其他书籍往往只记载全国性以 路为主的数字之不足，了解宋代城乡的发展;地方志还记载了不同类型的户口，有助于了解 宋检人口结构;地方志记载户籍中户、丁、口的情况，是理解人口统计的重要资料①。何炳棣 先生就利用地方志研究了明清以来的人口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学术贡献②。有的还记载 氏族，可了解大姓构成、移民情况。嘉庆《休宁志》单独设立《氏族志》，综合徽州的《新安大族 志》《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核之以族姓状铭碑志”，记载姓氏、始迁诸贤并附祠堂。

4. 经籍志：旧指儒家的重要典籍，又泛指所有书籍。亦称艺文志。艺文志始于《汉书》, 著录历代书目。《隋书》则为经籍志，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部。方志以此著录当地著作名 称、著者、成书年代、序跋和内容提要。艺文类的记载有时刊录原文，往往有重要的碑刻、奏 疏、记文等重要资料保留下来。

5. 河渠志:指水道，记载境内河流源流、经过地名及其间距离、堤防、桥梁、水利工程、灌 溉区域等。

6. 武备志源指军备，记载古今兵事、战备、兵制、防虞、军事设施等。万历《河间府志•武 备志》:兵制、清军、天津兵制、葛沽兵志、民兵、兵变。

7 .杂志:记载方志需要记载但又无法自成门类的内容,如灾异、轶事、遗闻、谣谚、传说、诗咏等。别名杂记、杂略、杂录、丛录、丛谈、附录等。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拾遗:记载无所归属的事物，即杂记。

祥异:表示吉凶，记载吉祥、灾异之事。属于杂记、拾遗之类。

灾祥:记载自然灾害、异常的自然现象及所谓祥瑞等，或称灾异,或附于杂记门。

异闻:记载闻所未闻的奇异之事。又称轶事、遗闻、琐事等。

祥异、灾祥的内容有时也独立成荒政或称恤政。主要指统治者就农业灾荒采取救济措 施。方志记载各年水旱风灾程度、范围以及救灾情况。万历《河间府志•恤政志》就内含历 代、时政两项，嘉庆《余杭县志》卷十四也是《恤政》。祥异、灾祥资料也是研究疾病医疗社会 史的重要来源,余新忠就依据清代江南江宁、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太仓、杭州、嘉兴、湖州、 绍兴、宁波11个府州的方志中的舆地志庶征类、杂记中的灾祥、祥异（机祥、複祥、祥皆），编 制出《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然后分析瘟疫的时空分布以及相关社会问题的①。

杂记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弘治吴江县志•杂记》记载元末大商人沈万三的事迹。

总之,地方志中风俗、建置、氏族、户口、祠宇、杂记这些分志或类目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较 高，下面我们就“风俗”与“建置”（以“祠宇”为中心）进行具体论述。

三、方志分志的史料价值

首先探讨风俗志。风俗，或列专志，或隶属于舆地志、地理志、疆域志，也有列入官师志、 人事志、典礼志甚至附于人物、乡社、学校、杂考的;还有以某项风俗内容如节日单列代表风 俗的，或与风俗并列。风俗志的结构一般主要包括冠婚丧祭、岁时节序，风俗志的内容可以 细分为衣食住行、岁时节日、冠婚丧祭、士农工商、宗教信仰、社会组织、风尚、娱乐、方言 等②。风俗志的价值一直受人重视,1922年胡朴安编纂《中华全国风俗志》,1937年李家瑞辑 有《北平风俗类征》,都有不少方志资料。1989至1995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 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全书分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六卷十册,辑录了明至民 国（主要是清代的）礼仪、岁时、生活、民间文艺、民间语言、信仰以及其他七大类民俗，资料丰 富。还有一些地方志辑录了当地的方志风俗资料③。

地方志有关风俗的记载，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明代尤其明显。日本学者森正 夫在20世纪70年代末注意到明代地方志风俗志记载明末秩序发生了尊卑、良贱、长少、上 下、主佃、主仆、绅民等社会关系的颠倒现象，预测秩序是在“场”表现出的，这个场可以置于 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单位的地域社会。认为机械地运用经济范畴的主佃关系概念不 能把握明末秩序的颠倒现象，在地域社会，除了纵向关系的阶级、身份间的秩序外，还有横向关系的共同体①。进而森正夫又正式提出他的地域社会研究设想②。台北学者徐泓先生则 利用大量地方志资料，揭示出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江浙与华北地区风俗发生的整体性 变化③。我也主要使用明代地方志风俗志资料,探讨明代以衣、食、住、行、用为主的生活性 消费风俗的变迁④。从中了解到，风俗志中往往有“习尚”一类记载社会风尚，如嘉靖《江阴 县志》卷4《风俗》、雍正《山西通志》卷45《风俗》;或专门记载某项风俗,如万历《新昌县志》卷 4《风俗》记载的“服饰”变化比较详细。地方志风俗志包括的资料广泛而具体。风俗变化关 系历史演变，岸本美绪强调了从风俗认识历史分期的重要性⑤。

事实上，地方志设置风俗门类，本身就包含联结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地方社会生活。有学者对清修台湾方志序言、凡例、议论与相关门目探讨，研究“风俗”门类设置的理论依据 与具体实践的方式，这样风俗门类被作为“知识建构/权力意识错综其间的场域”。研究表 明，官修志书风俗门除了一般性的衣食住行、岁时礼仪等风俗习惯外，还有以下特色:一是风 俗门所列气候、风信、潮汐、占验等项，乃因关乎农业社会的人伦生息、生产作业以及政事运 作;二是所记“番俗”篇幅多寡与特定时期开发、汉化成反比;三是分列汉人、原住民直接牵连 大一统帝国进行有效统治的需要。认为风俗门类论述的焦点,反映主事官员对于台湾移垦 社会的认知,事关国家政策的施行，隐约之间流露出文化优越感的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 方面:风俗升降/与政权推移的诠释架构;汉番分野/习俗美恶的价值判断;移风易俗/化番为 民的整治意图⑥。

地方志中的风俗志反映的社会内容非常丰富，就以自己的研究为例。我通过地方志风 俗志等资料研究过明清时期的溺婴现象⑦。方志的编纂者往往把溺婴看作移风易俗的对象 而加以记载,为我们保留了溺婴的资料。人生礼俗方面，我利用方志风俗志研究了火葬问 题⑧。火葬是作为不良葬俗记载的，是移风易俗的对象。风俗志还留下了士农工商的资 料⑨，嘉靖《江阴县志》卷7《风俗》就有专门记载。岁时节日是风俗志的主要部分，我利用地 方志论述了明清时期的岁时节日⑩。风俗志祭礼部分可研究祖先祭祀、祠堂家庙;节序中的 元旦、寒食与清明、冬至等节日的记载中也有相关的资料。风俗志祭祀问题的记载,不仅是我们了解祭祖礼俗，而且是研究宗族制度的重要资料①。事实上，我们从风俗的不同侧面， 还可挖掘出更多隐含的历史，如从节日习俗看到女性的活动②。从岁时节日发现民众心态 及其变迁③。仅仅是自己的研究,风俗志就提供了如此众多问题的研究素材,真可谓社会资 料的宝藏，因此可以说，风俗志就是社会志。

其次讨论建置志。何炳棣研究中国会馆，涉历三千余种地方志,从地方志坛庙寺观类中 搜集会馆资料，写成名著④。

明清特别是清代慈善事业的善堂善会得到长足发展，地方志尤其是江南的地方志也有 不少记载。一般来说，记载善堂善会的门类或属于建置，如乾隆《杞县志》、嘉庆《松江府志》、 同治《萍乡县志》、同治《番禺县志》;或属于恤政,如乾隆《东平州志》、乾隆《延平府志》、光绪 《畿辅通志》;或属于公廨（嘉庆《台湾府志》）、公所（同治《平江县志》）、公署（乾隆《淄川县 志》）、公局（同治《太湖县志》）、义局（乾隆《苏州府志》）、善举（光绪《常熟昭文合志稿》）等。在人物以及杂记中也会有关于善人行善的记载，涉及善堂善会。台北学者梁其姿利用2600 多种地方志,统计清代的慈善组织，有973个育婴堂、399个普济堂、216个清节堂，以施棺为 主的善堂善会338个，其他难以分类的743个。她指出：“方志资料绝大部分是官方的地方 史料,因此内容倾向'正统'史料，如为官方所接受的政治史、制度史，在人物方面，则注重历 代的地方官及在主流社会有名望的地方精英等。……地方志虽不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 但是其中还是包涵了仔细的及较全面的地方史资料,本书所谈的善堂资料，清代部分即主要 来自方志。其中尤以江南方志史料价值最高;举凡善堂的创办时间、经过、负责的人、规章 等,江南方志多有详细的记载。无论在资料的准确性、丰富性而言,江南方志比其他地区方 志的水准要高，这也是本书的分析部分不得不依赖这些资料的主要原因。但是至于善堂的 日常运作记录，如乳妇哺育婴孩的问题、卫生医药问题、领养的情形等等，方志就只字不提。要到清后期的个别善堂才有这方面的资料……”⑤这是经验之谈，梁其姿利用方志中简单 记载，集腋成裘，完成了一项出色的社会史研究。

属于建置类的“宫室”往往含有珍贵的社会史资料，如宗族资料就是一例。徽州的地方 志重视宫室记载，弘治《徽州府志》卷10、嘉靖《徽州府志》卷21、万历《祁门县志》卷4都设有 “宫室”门类，记载“祀先之所”、宗祠，是我们了解宗族祠堂的重要资料⑥。不过万历《祁门县 志》记载“宫室”是在“人事志•恤政”，至清代洞治《祁门县志》记载祠堂则属于舆地志的“祠 宇志”。而清修《麟县志》祠堂属于“政事志”,《婺源县志》祠堂属于“建置志•宫室”，《休宁县 志》“宗祠”附于“建置志•坛埴”，《绩溪县志》“族祀”属于“祀典志”。总之，建置（或祀典类）类 记载祠堂建筑，为我们研究宗族提供了资料。

上述以及涉及祠祀的资料往往属于建置，宗族祠堂反映了祖先崇拜,实际上还有大量的 宗教以及民间鬼神的建筑记载，包含了宝贵的信仰方面的资料。祠祀或名坛庙、祠宇等，归 属不一，舆地志、营缮志、典礼志、古迹类往往有之。具体来看,如嘉靖修福建《建平县志•祠 祀志》有坛壇、祠庙、里社三项内容。再如乾隆修河南《仪封县志》建置志有“坛庙”类,记载该 地的坛庙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先农坛、厉坛、城隍庙、孔子特庙、关帝庙、八蜡庙、刘 将军庙、马神庙、火神庙、昭应水神庙、大王庙、三皇庙、玉皇庙、赤帝庙、元帝庙、东岳庙、泰山 庙、三官庙、二郎庙、八卦阁、白衣阁、香火庵以及楝城等二十个寺。还有封人祠、文昌祠、名 宦祠、乡贤祠、忠义祠等祠宇。提供了研究国家神道、民间信仰、佛道宗教的资料。如果分门 别类进行研究，可以有不少的课题。我曾指导学生由方志入手进行有关山东泰山、湖南白帝 天王、城隍信仰方面的研究①。

事实上，研究问题时方志的资料需要各个门类综合利用。以乡约问题为例，万历《营山 县志》卷二《建置•乡社》，嘉靖《开州志》卷四《学校•乡约》，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地舆类•乡 里》，康熙《休宁县志》卷二《建置•约保》都有乡约的记载。这些乡约出现在乡里、乡社等基层 社会组织介绍中，隶属于地舆、学校、建置，另外“公署”记载政府机构，保留了乡约的资料，而 嘉靖《汀州府志》卷九《楼阁》记载了“乡约亭”。人物传记中也会有一些记载。艺文中有时记 载推行乡约的文字，可以互相补充。

特别是相对来说地方志记载比较简略，如果结合文集资料，就会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所研 究事物的实态来。

四、结语

总之，中国地方志包含大量丰富的社会史研究资料,分门别类整理资料并加以研究早就 为人重视。近期随着区域、地域史研究的盛行，从方志入手具有了方法论的新意义,对于开 展整体历史研究、微观历史研究、基层社会研究、民众研究等具有重要价值。方志也是连接 国家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是透视二者关系的一个窗口。随着文化史与社会史的互相渗透，社 会文化史兴起，重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考察修志人员的观念,方志作为文本本身也成为研 究的对象。地方志，必然随着史学常新而成为永不枯竭的史料来源，目前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也值得人们重新思考。

来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