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诗书簪缨之族”多有“家训”，从谦恭谨慎、积善改过、崇尚节俭等方面教育子孙后代，它已演变成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明代思想家袁了凡（1533—1606年，名黄，字坤仪、仪甫）的《了凡四训》便是其范例。
袁了凡历任宝坻知县、兵部职方司主事，其“儒生—儒士—儒吏—乡绅”的生命轨迹，彰显了传统社会儒家士大夫的身份归属。史书载：袁了凡聪颖敏悟，卓有异才，为万历初嘉兴府三大名家之一，堪为“文理全才”。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著述22部、198卷，在佛学、农业、民生、水利、医学、音乐、数术、军事、历法等“莫不洞悉原委，撰有成编”。（《赵田袁氏家谱·了凡列传》）万历三十年（1602年），69岁的袁了凡将写给儿子袁天启的家书合编成《了凡四训》（又名《训子文》《命自我立》）。400多年来，《了凡四训》深受庶民大众追捧，逐步成为与《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有“中国善书三圣经”之称）齐名的一部善书经典，以“天下第一善书”美誉在中国社会广泛流布、长盛不衰，对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改造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胡适称之为“研究中国中古思想史的一部重要代表作”。
纵观全书，凡11600字，分“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辑。袁了凡以其毕生的学问与修养，融通儒道佛三家思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列举大量真实生动的事例，援引诸多先贤哲理，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全面诠释了“从善”十事（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尊长、爱惜物命），“由此十事而推广之，则万德可备矣！”。
我认为，《了凡四训》最为显著的特色在于它强调“立命”的价值导向。一般来讲，传统善书大多宣扬善恶报应思想。如《太上感应篇》依托传统道家“承负”思想，强调家族之内的报应；而佛教善书，则利用“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理论，强调现世和来世的报应。与此不同，《了凡四训》首次将“立命”作为善书的关键词，它告诫人们：“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命运不止是可以改变的，甚至应该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但怎样掌握好自己的命运，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则与人的道德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提倡以记“功过格”的方法，“隐恶扬善”“迁善改过”，进行道德自律，规范自己的行为，达到自我修养、完善人生的目的。袁了凡认为：一个人具有“耻心”“畏心”“勇心”，“则有过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他将功过格关注的焦点从宗教的、来世的目的，转变到世俗的、现世的目的，改变了功过体系的基本性质，从而更有力、更直接地控制自己的命运。
行笔于此，我忽而想起了清代重臣曾国藩推崇《了凡四训》而改号的轶事——
曾国藩初名子城，乳名宽一，字伯涵。他青年时期与当时一般读书人一样，染有不少陋习，诸如通宵打牌、爱好抽烟、交游放浪等等。有史书总结其主要毛病体现在：目无余子，自命不凡；轻浮好色，心贪嬉游；多言好动，不能安坐。道光十一年（1831年），曾国藩改号“涤生”。自云：“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曾国藩改号“涤生”，意在与过去的陋习决然告别，由个人品行延伸到为官之道，从此练就了一辈子自律的功夫。这种功夫就是“慎独”——把它视为人生四大金针之首。他一生坚持写了33年日记，这些日记除了战事、读书、交友等记载外，大量的是如何“涤生”的自白，可谓是“记功过格”。如整个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的日记里所记载的大多是自己如何反省、如何改过自立之语：“为人好名，可耻！何时能拔此根株？”“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知此而不行，真暴弃矣！真小人矣！”“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日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这些剖析灵魂的心语，生动形象地刻画了曾国藩自立自新、改过从善的心路历程。曾国藩由“涤生”而掌握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乃是《了凡四训》伦理价值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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