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挑战与全球治理

　　全球性挑战与全球治理

　　过去一年，国际社会经历了意外出现的新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像一只从天而降的“黑天鹅”，突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法和我们社会的运行方式。简而言之，新冠病毒这个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敌人威胁到了之前已经迈入巅峰的整个全球化事业。当前，我们要面对一项更严峻的挑战：如何更好地重建社会？如何对全球治理模式进行改革，使其有能力在今后应对类似的挑战？

　　明确全球今后面临的问题

　　为推动全球各国未来开展合作，我们首先要明确未来几年，世界将出现哪些类型的挑战。疫情告诉我们，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各国亟须处理的头等大事。要想建立完善的经济体系、优质的教育行业，打造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社会，实现全员共享，全民医疗服务是一项基本要求。因此，以邻为壑的做法不具有可行性，国际合作才是关键。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团结能让所有人受益。只有全球大多数人都获得了疫苗，疫情才能完全消失。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团结”？怎样才能避免“团结”沦为空洞的口号？

　　一些国家过去几个月将稀缺的疫苗作为追逐政治目的的工具，常常出于政治目的分配新冠疫苗。这体现了全球政治和经济实力分布上的不均衡。举例来说，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美国将国内用户放在首位，通过实施《国防生产法》最大程度减少疫苗出口。俄罗斯则执行相反的策略——大多数“卫星V”疫苗一经推出就出口到了国外。欧盟采取中间立场，向90多个国家出口了2亿多支疫苗。在这种各自为政的背景下，医药供应链呈现全球化和碎片化的特点。如何避免市场扭曲？疫苗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确保任何人都能获得？显然，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市场主体依靠自身无法找到稳定的解决方案。因此，须执行监管机制（有效的许可制度），开展国际合作，确保缺乏疫苗量产设备或技术的国家能在短期内获得尽可能多的疫苗。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应进一步支撑和强化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平台及二十国集团（G20，现任主席国为意大利）开展的新计划（例如“资助全球公共领域预防和应对疫情的高级别独立专家小组”），最终消除供给侧瓶颈。

　　在走出疫情的泥潭之后，我们立即将面临第二个重要问题——如何保持并提升宏观经济和财政的稳定性。换句话说，在疫情引发经济危机后，我们需要避免快速增加的公债（2020年，全球各国公债占GDP的平均比例高达98%）引发新的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风险。众所周知，为应对疫情，G20国家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从财政上拨出的款项达到了空前水平，接近15万亿美元。在经济急剧衰退和短期财政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各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大幅上升，引发了巨额财政赤字，而这些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增加借款（增税不是一种可选方案，至少在当前的紧急时期不是）来填补。因此，发达经济体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公债都出现了大幅增加。

　　除上述紧要问题之外，我们还不应该遗忘或低估全球经济体系乃至整个世界的恢复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数字化转型和气候变化虽然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现象，但却存在一定的共性：二者都可能全面重塑全球经济和各国社会。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提升生产力，改善货物和服务获取渠道，让生产方式变得更环保。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认真进行政策设计，以保障公平性，减少不平等现象，为更年轻的一代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避免传统行业的工人失业。为此，我们还需要基于清晰的、公认的规则建立框架，即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确保自由贸易不以牺牲竞争和投资的公平性为代价。

　　切实汇聚全球力量，保护我们的星球

　　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全球气候变暖是当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新冠肺炎疫情，因为它可能对我们的星球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害。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只能朝着同一个目标通力合作。公众非常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全球气候变暖对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这将进一步激励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多边论坛立即采取一致行动。美国已重返《巴黎协定》，而且在讨论就本国中期的脱碳事业作出承诺。这意味着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都正在走一条清晰的生产系统脱碳化道路，尝试遏制全球温度上升的趋势，实现碳中和。今年发生的国际事件可能推动国际社会采取更多大胆的措施。人们对今年将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有很高的期待。作为G20的主席国，意大利将和英国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的举行似乎能为各国作出新的承诺创造合适的条件。与此同时，企业界更加渴望抓住绿色经济所带来的机遇。从电动车到智能电网，从可再生能源到“绿色氢气”可能催生的革命性行业，各行各业的制造商和投资人意识到新的生产模式将改变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改变我们汇集、疏通金融资源，开展新型投资活动的方式。简而言之，推动能源转型不应再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而应视为创造良好商业机会的一种途径。

　　决定全球治理前景的关键时刻

　　对抗似乎是国际体系中一个难以避免的维度。虽然有很多方式可以减少对抗，但完全消除对抗是不可能的。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贸易纠纷、人权方面的分歧等诸多原因导致对抗不断增加。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和现有机制的失效使多边主义受到严重考验和冲击。正是因为这一点，国际社会空前需要通过合作让国际秩序更好地发挥作用。

　　面对全球性问题，各方在利益、关注点和敏感性方面存在差异。多边机构应进行改革，将这种差异有效转化成公约数。不同利益之间有时可能很难实现平衡，但应对全球挑战仍需多个国家付诸努力。因此，我们应推广一种新模式，尤其是要将合作意愿更强的行动力量汇集在一起。这里，我用了“行动力量”一词，而没有用“国家”一词，因为我认为应对全球挑战需要民间团体、企业、大城市、地方实体等所有国际利益相关方付诸努力。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针对跨领域问题构建共同利益，强调互相给予便利，加深对相互价值的认知。此外，我们还须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案调整现有的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正在实施此类调整，因为它们是多边治理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为解决机构停滞不前、运行效率不佳的问题，它们还需要进行改革。

　　在未来的世界，中欧如何开展合作？

　　“互惠互利”是中欧双边关系的关键词。中欧双边经济关系持续得到加强。202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欧盟的贸易赤字也在不断扩大。因此，获取更宽的市场准入渠道、增加对华出口符合欧洲的利益。这需要双方更加明确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推行“公平竞争环境”方案的必要性。从这方面来说，2020年12月签署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可能是中欧经济协调化进程迈出的重要一步。

　　中欧合作还有其他途径。比如说，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问题，着眼于新型“绿色经济”带来的良好契机，双方可以制定共同目标框架，在框架内加强合作。但是，这需要相关国家切实发挥领导作用，承担全球性责任，确保合作有效开展，创造重大实质性成果。换句话说，欧盟和中国在应对某些重大国际问题时（不仅包括能源转型，还包括基于全球健康问题方面的互惠合作）须以身作则，为其他国际力量做榜样。

　　显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疫情过后，为更好地开展重建工作，各国必须切实开展国际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尤其是医疗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防止未来出现健康危机。也就是说，除生产更多疫苗之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例如全面调整各国的福利系统。社会政策的重新设计涵盖劳动力市场、教育、环保等其他政策领域。全球卫生、能源和技术转型、教育和培训机会、女性和青年赋权是国际社会未来几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应更有效地开展全球治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

　　（作者：詹皮耶罗·马索洛，系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杨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