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四十年回顾|地理研究所

分享至

引子
众所周知，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繁荣富强的王朝之一，如今的西安市建立于唐都长安的沃壤之上，而陕西师范大学则坐落于西安南郊唐慈恩寺大雁塔下，在古都历史文化的阳光雨露下成长壮大。1979年春暖花开之季，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脚步，经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史念海教授倡导，历史系成立了唐史研究室。史先生兼任唐史研究室主任，黄永年、牛致功、赵文润等先生为研究室主要人员，研究室主要从事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研究，并开始招收唐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1980年9月，仍在史念海教授的极力促成下，全国“唐史研究会”（即中国唐史学会）成立大会在陕西师范大学成功举办，史念海教授当选为学会副会长，黄永年先生为秘书长。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唐史研究会决定将会址（秘书处）设立于陕西师范大学内。作为在唐都长安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陕西师范大学，因为历史系已有唐史研究的基础架构，而国内当时并未有相类似的研究机构存在，更何况有史念海、黄永年、牛致功、赵文润等先生对唐史研究的热情与投入，以及古都西安无与伦比的唐史研究氛围与积淀，故而从人员组成、组织建构、天时地利等方面，奠定了陕西师范大学在全国唐史研究行列中的地位。

中国唐史学会成立大会

一年后的1981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陕西师范大学组建更具规模的唐史研究机构——唐史研究所。1981年5月30日，陕西师范大学隆重举行唐史研究所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陕西省副省长谈维煦，省社科院副院长王荣，省社科联主席、西北大学校长郭琦，以及省内外高校、科研文博单位代表，历史系教师及本科生共120余人与会。会上李绵校长宣读了教育部关于批准成立唐史研究所的复文，并宣布任命学校副校长、历史系主任史念海教授兼任唐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副主任上官鸿南兼副所长，周景濂先生为研究所秘书的决定。成立大会确定了唐史研究所向后的工作内容共有六项：其一，搜集考释唐墓志。其二，每年拟出刊《唐志考释》两辑，每辑25万字。其三，做好资料整理工作，先着手《安禄山事迹》《高力士外传》的注释，为注释《旧唐书》打好基础。其四，继续做好培养研究生工作，为国家输送合格人才。其五，继续承担历史系本科的教学工作。其六，积极组织好全国唐史研究会的各种学术会议，及时出版会刊。史念海、黄永年、牛致功，以及曹尔琴（在西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等先生在会上分别作了学术报告。史先生曾经说道：“唐史研究所的创立，不仅促进所内及其所联系的同志对于唐代史事的研究，而且还要多方收藏有关唐史的资料，为国内外学人提供唐史研究的条件。”可见，创立唐史研究所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内整体唐史研究的深入，并希望将研究所打造成为国内外唐史研究基地或者研究中心。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初创
唐史研究所成立当时，设置唐代政治研究室（黄永年兼任主任）、唐代地理研究室（研究室主任为史念海）、唐代经济研究室（室主任为史念海）、唐代文化研究室（研究室主任为牛致功）四个研究室；因当时研究所专职研究人员有限，故聘任多名其他大学的唐史专家作为兼职研究员予以补充。研究所最初的办公研究条件并不是很好，但“研究所三十岁上下的研究生们，每天凌晨六点起床，中午睡一会午觉，一直学习到深夜十二点。日复一日，埋头于书桌拼命学习”（妹尾达彦《我所敬仰的史念海教授》，收入《想念史念海》，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正因如此，1985年左右从唐史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的牛志平、齐勇锋、郭绍林、辛德勇、王援朝、黄新亚、贾宪保等人，很快就成为国内唐史研究各个领域的拔尖人才，在海内外学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1984年初，唐史研究所从历史系完全分离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建制的处级科研单位。在此之前，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的牛志平老师留校，编列在唐史研究所，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牛志平专注唐代宦官，唐代妇女、婚丧等文化史专题研究，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史学月刊》《社会科学战线》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颇受学界的好评。1984年秋大学本科毕业的薛平拴老师，留唐史研究所办公室担任秘书。1985年牛致功教授从历史系转到唐史研究所，成为专职研究人员；同一时期上官鸿南先生到唐史研究所担任常务副所长。最早加入唐史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黄永年教授，1987年担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但在此之前他仍然兼任唐史研究所工作，撰写大量的唐史学术论文，培养出为数众多的唐史研究生，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期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辛德勇、费省等人，也是在唐史研究所人员编制之内。直到1987年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之后，唐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才形成后来所谓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局面。依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88年初，唐史研究所有专职研究人员8人，其中高级职称5人；兼职研究人员18人。

唐史研究所成立报道

八十年代中期，唐史研究所接受外国人留学生短期留学学习。现任教于日本中央大学的妹尾达彦教授，任教于国学院大学的金子修一教授，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就是这一时期来研究所短期留学，跟随史念海等教授学习。这些人利用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平台，了解中国国内唐史研究各方面动态信息，巡礼汉唐古迹，潜心钻研，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为此后在日本从事唐史研究创造了条件。
1988年夏，马驰先生从咸阳西藏民族学院调任唐史研究所工作，致力于唐代民族及蕃将研究。1990年，薛平拴获得硕士学位成为专职研究人员。与此同时，任鹏杰先生入职研究所任秘书，孙建国先生也是这一时期进入研究所，从事绘图等工作。1990、1993年，拜根兴、王元军先后获得硕士学位留研究所工作。研究所办公室起先在办公院东北角校医院胸透室东侧，其中外间为办公室，套间摆放有桌椅板凳，为研究人员看书学习之处。本人1990年到1992年末就住在办公室套间内，工作、栖身均在研究所内；王元军于次年中期到1995年秋，也住在办公室套间。1996年左右，研究所办公室搬到办公院西南角学校财务处旁，虽也是两大间，但靠近学校灯光广场，房间不仅宽敞，而且也明亮了许多。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唐史研究所及中国唐史学会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举办了一系列大型学术活动。1988年，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成立，挂靠于唐史研究所，牛致功教授担任会长，组织服务于西安地区高校及文博单位的唐史研究者，举办了多次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1989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承办中国唐史学会第四届年会，史念海教授被推举为学会名誉会长，牛致功、牛志平两教授分别担任学会副会长、秘书长。1992年中国唐史学会厦门大学第五届年会上，两位牛先生仍然担任学会重要职务，拜根兴参与年会的筹备组织工作。1995年牛致功、马驰、拜根兴赴武汉大学出席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马驰教授当选为秘书长。1991年8月，史念海、牛志平还应邀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席国际隋唐史专题会议，与韩、日及港台地区学者见面交流，扩大了唐史研究所的影响，为研究所进一步发展寻求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路径。此后唐史研究所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合作推进的“全唐文地名索引”的编写，就是其中合作项目之一。

中国唐史学会陕西师大第四届年会（1989）

早期唐史论丛

史念海、黄永年教授招收唐史研究生如上所述，牛致功教授为每届研究生讲授课程。从1985年开始，黄永年教授很少在古籍研究所招收唐史研究生。牛致功教授则联合历史系赵文润教授共同培养隋唐史研究生，1985年招收6名，1987年招收8名，1989年招收4名研究生……；后来牛志平、马驰两位教授也招收唐史方向研究生。在唐都长安如何培养隋唐史研究生？研究所的导师们集思广益，总结经验教训，进而推出一整套颇为适用的培养办法，这就是在引导研究生大量阅读唐史基本史料的同时，要求他们一周或半个月必须提交一篇读书札记，指导教授认真批改，并一对一指导；利用古都西安的地利，组织学生考察唐十八陵及西安周边汉唐名胜古迹；赴汉中、安康、四川广元等地学术考察，探究前往所谓唐朝后院剑南西川的途径踪迹。老师们赴外地出席隋唐史各类学术研讨会，每次都带多名研究生与会，让学生们宽眼界、见世面等等，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值得特别追记的是1993年春，由牛致功教授带队，牛志平、马驰、薛平拴、拜根兴、王元军等老师参与，带领唐史研究所十余名研究生前往洛阳、偃师、新安等地，参观龙门石窟、千唐志斋、玄奘故里、李弘恭陵，礼拜杜甫、颜真卿墓，师生徜徉唐东都山水名胜间，探究两京故事，收获颇多。这一时期从研究所走出的学生，如任士英、李万生、王双怀、赵强、王元军、刘玉峰，以及贾云、张萍、薛平拴、王峰、董理等人，他们供职于全国各地高校及文博、科研单位，因为有扎实的学问功底，加之他们持之以恒努力勤奋，发表重要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树立了很好的声誉。正因有如上的科研教学成果，以及在学界逐渐形成的影响，当时在陕西师范大学流传着唐史研究所研究人员的顺口溜：
唐史所在办公院，经费少而人能干。
名家所长史念海，耄耋之年勤钻研。
二牛一马拜上官，还有一个薛平拴。
经济文化加蕃将，人物评价与通鉴。
注：二牛一马拜上官指牛致功、牛志平、马驰教授，以及拜根兴讲师、上官鸿南副所长
最近几年，每当见到此前的研究所同仁孙建国老师，他都会给我谈及这段顺口溜的不同版本，每每勾起我对在唐史研究所岁月的记忆与怀恋。这两年我也曾写过《教诲、指导与鞭策：回顾我与高明士教授的交往》，《追忆老所长史念海教授：我在唐史研究所的经历》两篇文章，发表了1991年赴北京为中国唐史学会办理重新登记的日记，回忆在唐史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往事。就是说，在唐史研究所工作的日日夜夜，曾经是我学术生命历程中最值得记忆的一段。

1994年陕师大专家楼接待高明士先生

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发展
1996年6月，杜文玉教授从渭南师专调入唐史研究所工作，1998年起招收隋唐史研究生，成为唐史研究所至关重要的生力军。几乎同时，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的赵望秦、张萍先后来所工作，获得硕士学位的王义康也在这一时期入职唐史研究所。1998年，取得民族学博士学位的刘戈老师来所工作，2000年介永强来所工作。
1994年之后，上官鸿南先生光荣退休，马驰教授担任常务副所长，也就在这一时期，马驰副所长在各种公开场合，多方督促年轻研究者出外进修学习，攻读博士学位，言“如不考博士，可能以后就没这碗饭吃了。”正是在马驰教授的鞭策督促下，这一时期唐史研究所的年轻学人，纷纷投入攻读博士学位行列，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如王元军赴北京师范大学攻读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学位（1995年，后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薛平拴在职攻读本校历史地理博士学位（1997年），拜根兴赴韩国国立庆北大学留学，攻读韩国史博士学位（1998年），赵望秦赴南京师范大学攻读唐代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王义康赴南开大学攻读隋唐史博士学位（1999年，学成后先后任职于国家博物馆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张萍、介永强在职攻读本校历史地理博士学位（2000年）。
九十年代中后期，唐史研究所同仁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史念海所长强调历史研究要“有用于世”，他发表西安周边唐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和论文，直接促成西安乃至陕西省政府对秦岭北坡植被的治理与再造，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牛致功教授创立的西安建都十三朝说，获得学界及西安市政府的认同和采纳，成为现今西安市对外宣传的通说。除此之外，研究所同仁们还出版了如下著作：马驰《李光弼》；牛志平《唐代婚丧》；牛致功教授与杨希义先生合著《二十五史：《新编〈唐史〉》，专著《唐高祖传》《安禄山史思明评传》等。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杜文玉《唐代军事史》《唐高祖与唐太宗》《狄仁杰评传》；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史念海主编，由研究所青年学人担当特约编辑的《唐史论丛》第六辑、第七辑也于1995年、1998年先后艰难推出。牛致功教授主编，牛志平、马驰参与撰写《〈资治通鉴〉新注》《陕西通史·隋唐卷》两书；牛致功教授主编，薛平拴参与撰写《中国改革通史·隋唐卷》，均是这一时期出版面世。马驰、刘戈两教授联合校内从事中国民族史教学科研的老师，成功申报中国民族史硕士点，为学校学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为了增加研究所同仁们的收入，马驰副所长还组织大家从头学起，编辑出版多期《历史故事报》，发行全国各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史研究所举办了两届港台地区硕博研究生西安学术考察研讨活动，史念海、马驰、牛致功等教授亲自授课，研究所年轻人带队前往西安周边名胜古迹，担任讲解任务，促进了研究所与港台地区学界学术交流的深入，当然也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理地图集》一书，荣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历史学一等奖）。这一时期，作为年轻一代的研究者，薛平拴在唐代经济史研究方面多有建树，拜根兴参与《长江文化史》“隋唐篇”书稿的撰写，在唐代政治文化史诸多方面辛勤耕耘，张萍在唐代文化史方面发表多篇论文，为此后学问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仍编列于唐史研究所。作为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马驰教授主编“唐代历史文化丛书”共八种：即《唐代马政》《唐代体育》《牛李党争》《隋唐建筑艺术》《唐代婚丧》《唐代游艺》《薛仁贵》《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丛书1996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在1998年法门寺中国唐史学会第七届年会上，马驰教授当选为学会副会长，杜文玉教授为学会秘书长。拜根兴从1988年起承担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具体工作，直到1998年出国留学为止；1998年之后薛平拴承接秘书处日常工作。到2000年唐史研究所并入历史文化学院为止，学会秘书处出版《中国唐史学会会刊》共19期，成为中国唐史学会会员了解学会动态，获取海内外学界隋唐史研究信息的重要资料及途径。

早期中国唐史学会会刊

最新中国唐史学会会刊

并入历史文化学院之后
2000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调整行政建制，由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所、唐史研究所三家共同组建历史文化学院；原历史地理研究所独立，组建新的西北环境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为学校处级建制的科研单位。也就是说，2000年6月之后，作为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唐史研究所并入新成立的历史文化学院，杜文玉教授担任唐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随即编列历史文化学院，学会秘书处在会长及理事会的领导下，每年出版一期会刊，继续服务于学会会员；每年秘书处代表学会均要接受教育部、民政部社团机关的年检，并举办相应的学术研讨会，推动唐史学术研究朝着深层次发展。
从2000年至今，转眼20余年已过。而迄今为止，唐史研究所成立也整整四十年了。回顾唐史研究所近二十年的成长史，以及并入历史文化学院的二十年间的发展，研究所前辈们的开拓努力功不可没。
在学校、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从第八辑开始，杜文玉教授担任《唐史论丛》主编；2017年上半学期，鲍丹琼就职《唐史论丛》编辑部，负责具体编务等工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担《唐史论丛》出版费用，迄今已出版二十五辑，成为国内颇受关注的三大唐史研究集刊之一，连续荣列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学术集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