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发达”与“消失”之间，平衡何寻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单珊

　　“韩国究竟是怎么成为发达国家的？”在国外问答网站Quora的这条问题下，一条简短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从灰烬中重生之后，他们已然厌倦了贫穷。他们想要一个现代化的、富裕的国家，并愿意牺牲个人来成就它。”

　　7月2日，韩国被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以下简称贸发会议）正式认定为发达国家，这也是贸发会议成立57年来，首次将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更为“发达国家”。已在多个国际组织中退出“发展中国家”行列的韩国，此番似乎终于被“正名”。但想要“实至名归”，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

　　凭什么？凭什么？让数据说话

　　贸发会议是为增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化和国际贸易合作而设立的联合国下属机构，由四个集团组成，分别是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组成的A集团(99国)、发达国家的B集团(31国)、中南美洲国家的C集团（33国）和俄罗斯及东欧地区的D集团（25国）。韩国在A集团蛰伏57年，此次被改入B集团。

　　那么，如何界定发达与发展中国家？

　　实际上，目前尚未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理论上的明确界定，即使是最富权威的国际组织，对此的认定或划分，也大多出于处理国际事务和便利贸易往来需要的技术性规定。各国际组织也有各自的分类。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全球经济体分为先进经济体和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根据该组织数据，韩国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58万亿美元，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14万美元，居世界第26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用是否属于其下属发展援助委员会来划分国家类型。该委员会负责协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现有30个成员（包括29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和欧盟）。韩国从2010年1月1日开始获得该委员会正式会员资格，继日本之后亚洲的第2个加盟国。

　　世界银行则把全世界经济体划分为四个收入组别：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组别。目前，韩国属于高收入经济体。

　　但总体而言，各个国际组织对不同国家的划定的标准，主要包括人类发展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化程度等指标。

　　人类发展指数（HDI）将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相结合，更加强调人文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状况。其三项基本指标为：预期寿命、教育水平、生活质量。

　　在2020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中，韩国已超过法国、意大利等传统发达国家，位居23位，被划入拥有“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的组别。

　　“发达”后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在疫情中“模范生”的表现，都是韩国正式步入发达国家的原因。但实际上，韩国为了“升级”早已“未雨绸缪”多年。

　　作为发展中国家意味着能够享受许多优惠政策：世界银行的低息贷款、低于发达国家的关税、各类无偿救助捐款、更多的碳排放指标、更少的国际义务等等。

　　韩国1996年加入经合组织时就曾宣布，除了农业和气候变化领域之外，不再要求享受发展中国家特殊差别待遇。2019年10月，韩国主动放弃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不过，当时也有迫于美国方面施加压力的原因。

　　“现在大韩民国要在堂堂正正的发达国家的自豪感中，更加忠实地履行责任和作用，为跃升为先导国家而继续前进。”韩国总统文在寅如是总结“发达”后的任务。

　　能力越强，责任越重，这在国际社会中同样适用。《韩民族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韩国应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与合作，也应更好地发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桥梁作用。

　　此外，韩国政府应致力于让国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在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显著提高，以符合发达国家的地位。

　　例如，韩国曾是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的受援国，在50年间受到国际社会超过100亿美元的援助，2010年加入DAC后转变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援助国。

　　不过，韩国政府目前对外援助规模仅为国民总收入的0.15%，在会员国中属于较低水平。《韩国日报》称，如果说韩国能发挥独特作用的话，那就是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充当中间角色，以尽可能减少双方的误解和冲突。

　　放弃发展中国家的种种优惠政策，对韩国而言也不无好处。

　　根据韩媒的分析，成为发达国家意味着具备一定的可信度和投资能力，这将对吸引外国投资产生绝对的影响；此外，联合国贸发会议通过变更韩国地位，更加贴近当初设立的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间的经济差距的目标；变更为发达国家，也成为认可朝鲜半岛关系得到改善的契机。因为，停战国家，具有战争风险的话，是不能被划分为发达国家的。韩媒认为，此次韩国被变更为发达国家，意味着半岛关系取得了进步。

　　普通人无法感受的“发达”

　　“房价高涨、青年就业难、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等问题，现在韩国人还体验不到发达国家的快感。”《首尔新闻》表现出难得的清醒。

　　韩国国民的幸福指数在经合组织37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35位。年工作时长也排名35，仅次于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幸福指数之下，是韩国人民的疲态：经济强大，却透支了幸福。

　　BBC今年2月的一份报道称，韩国是全球发达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韩国有自杀想法的人数同两年前相比又增加了10%，五分之一成年人担心自己患抑郁症。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包括疫情影响、文化因素、名人效应和升学、就业压力等。

　　这些扎心的数字背后，还有韩国日益严峻的人口危机。在今年2月公布的全国人口数据中，2020年韩国首次出现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情况，进入人口死亡交叉。去年总和生育率为0.84，也降至历史新低，在经合组织37个成员国中只有韩国低于1。

　　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科尔曼曾在2006年将韩国列为第一个预计将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东亚日报》认为，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这个国家像这位教授预测的那样消失只是时间问题。

　　韩国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近九成韩国专家认为韩国社会矛盾和分裂问题严峻。专家们普遍认为经济领域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公平的经济秩序”，其次是“缓解民众收入、资产不平等状况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面步入“发达”，一面濒临“消失”，韩国人民牺牲个人成就了富裕的国家，却还没在失衡的幸福杠杆上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