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学者眼中克里克在中国的形象初探

弗朗西斯 · 克里克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尽管他一生最为人所熟知的成就是 DNA 双螺旋的发现，但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

在科学史上，弗朗西斯·克里克是一位卓越超群的生物物理学家。

他主持的双螺旋DNA结构的发现、提出的分子生物学轮廓——中心法则、论证的遗传密码理论与实验研究及为人类意识领域创作的“惊人的假说”都已成为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学术经典。

爱尔兰艺术家R·巴拉为克里克创作的画像

来源：弗朗西斯·克里克档案

纵观克里克的科学人生，仅就其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基本框架之举便可断定其思维创新、贡献卓著。

他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学的前瞻性视野影响了整个生物学、物理学、化学乃至人文科学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大、中、小学的生物或自然类教科书中早已融入克里克的研究成果——DNA、遗传密码和中心法则。

以下概括梳理中国学者对克里克历史贡献的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克里克的历史贡献

在科学史维度，《弗朗西斯·克里克对遗传密码研究的历史贡献》以克里克的原始论文和相关学术研究文献等第一手资料为依托，系统再现了克里克密码研究的理论成果，首次将克里克的密码研究细分为基础性和综合性研究2个层次。

这项工作也关注了克里克密码研究的影响问题，揭示了中国学者在遗传密码研究中取得的成果——突变危险性密码理论，分析和论证了克里克的密码观对突变危险性密码理论的直接影响。

《弗朗西斯·克里克意识观的历史考察》纪实了克里克从“分子生物学转向意识领域”的历史，以其完成的《惊人的假说》为中心，对克里克的“意识观”展开了历史性考证。

克里克坚持“还原论”，倡导用“科学实验”来研究“意识”的观点，打破了过去意识研究所采用的“黑箱”或者“类比”的方法策略。

在意识问题解释上，克里克的主张比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有些优势，但其“意识”思想的理论本身是存在一些局限性。

文中指出，塞尔反认为克里克分块研究的模式不适用于意识研究，查尔默斯则认为克里克的意识研究并没有涉及到意识的“难问题”。

此外，克里克还相对缺乏与哲学领域的跨学科沟通。

在哲学维度，《意识研究中还原论方法的限度——评克里克的“惊人的假说”》以克里克《惊人的假说》为对象讨论了意识研究中还原论方法的限度。

该文指出：克里克意识研究的合理之处在于他是这个问题“新范式”的倡导者；他秉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但在意识的“难解问题”上并未给出建设性观点；在“可感受性”问题上，表现为悲观主义和不可知论；此外，他重科学而轻哲学的倾向是有害的。

此外，在中国，克里克的贡献在各级教育的相关教科书中提及较多，但收录克里克学术成就的编著则为数不多，这说明相关书籍的编撰工作尚需进一步推进。

纪念“DNA结构的发现”

克里克蜚声科学界的标志是DNA结构的发现。

最早纪念双螺旋发现的文章是1983年李载平在《遗传工程》发表的《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现30年》，文中充分体现了DNA结构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1993年，为纪念DNA结构40年，中国的《生命的化学》刊登了克里克与沃森1953年论文的中译版——《核酸的分子结构——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并组织出版庆祝DNA发现的专辑。

1994年，中国生物化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发起人邹承鲁作了纪念双螺旋结构发现40周年的重要发言，他利用DNA结构，引出前沿研究——基因和蛋白质工程，激励中国生物学者以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为提高人类物资生活质量做出贡献。

2003年是DNA结构发现50周年。

冯永康在《科学》杂志发表《生命科学史上的划时代突破——纪今DNA双螺旋结构发现50周年》；昌增益在《科学画报》发表《改变生物学进程的DNA双螺旋结构——纪念DNA双螺旋模型发现50周年》；《遗传》杂志也发表多篇文章缅怀这项划时代的重大发现。

2013年是DNA结构发现60周年。

付雷发表《不再陌生的DNA——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现60周年》，陈述了DNA的影响力，呼吁让DNA进一步走进公众。

在中国，科技时代的飞速发展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科技文化需要催生了各地科技馆相继兴起。DNA走进科技馆也为公众了解克里克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9年，世界最高的室内单体雕塑——“生命螺旋”亮相中国科学技术馆；2016年，重庆科技馆开展“疯狂DNA活动”；2018年2月，上海科技馆开启DNA探秘之旅；2019年5月18日，生物谷门户网站在“揭秘生物谷十景”推介了大连双迪国际DNA健康科技馆……

位于中国科技馆室内单体雕塑“生命螺旋”

来源：笔者自拍并作过滤处理

克里克著作的中译本

克里克在细胞质、蛋白质、DNA、遗传密码和人类意识等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Nature，Science，PNAS及冷泉港实验室承办的一些期刊上，其学术专著主要有4部：《狂热的追求》《论分子与人》《生命：起源和本质》《惊人的假说》。

克里克的专著

克里克虽没来过中国，但是对中国的“生物学发展”给予了很大期望。他对东方中国表示出强烈的兴趣，还为《狂热的追求》和《惊人的假说》中译本真诚地做序。

他在《狂热的追求》的序言中谈到：“我很高兴这本书能被翻译成中文，这使它的内容更容易为中国的读者所了解。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我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对现代科学做出巨大贡献。”

克里克在《惊人的假说》序言中表达：“很高兴《惊人的假说》一书已被译成中文。这使得它可以供许许多多有学识的中国读者阅读。这本书是为对意识问题感兴趣的非科学界人士，同时也为科学家，特别是那些具有一些神经科学背景的科学家而著。”“我希望这本译著能够引起中国读者在意识问题方面的兴趣，并且能鼓舞其中一些人对这一困难且具有极大魅力的课题开展实验研究。”

《惊人的假说》的中文译本

《生物工程进展》杂志在1994年刊登了克里克致“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的贺信全文。

该文中，克里克表示他相信在生物科学的迅猛发展中，中国应该能够担当起重要的角色，他特别希望中国在由DNA结构、DNA重组与测序技术造成的生物产业迅速发展的形式下，中国学者能够在医学界、发育生物学及对脑的研究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克里克还指出“生物学知识的普及不只对专业人员而言，而且应包含在大众教育中”，期待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能强有力地支持中国的生物学教育、研究及技术开发。

从克里克与中国学术出版的互动、寄语及对中国学术研究的期待，我们可以感受和理解：一个自然科学家所持的“研究无国界，每一个国家的研究者都应该担当历史重任的”世界主义格局。

结论

克里克的传记作者M·雷利认为：“克里克可与伽利略、爱因斯坦齐名。”

伽利略、爱因斯坦和克里克三者生活的年代显然不同，但他们都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延续产生了超越其自身领域的广泛影响。

如果若干年后“人们要不要再研究伽利略和爱因斯坦？”这一问题可以得到“要研究”的答案，那么从史学视角“去继续研究克里克”当然是毫无疑问的。

相关中译本畅销书在克里克成果的传承中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这些著作遍及克里克在DNA、遗传密码、中心法则和人类意识问题的科学足迹，吸引了越来越多热爱生命科学史和希望深入了解克里克的中国公众。

克里克传承的科学成果，理性、智慧、执着与远见卓识的科学精神对后世同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世界性的，更为中国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交叉学科、基因工程和技术的正向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者简介：孙咏萍，内蒙古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生物物理学及科学史；郭世荣（通信作者），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史。

论文全文发表于《科技导报》2021年第9期，原标题《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视角下中国人眼中的克里克》，本文有删减，欢迎订阅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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