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家仓，在南京并不是某个实际存在的道路或区域。
这个取自随园和小仓山的老地名，早就在历史变迁中隐没于广州路一带。
今天如果你打开地图软件搜索「随家仓」这3个字，可得到的最贴切结果，是3路公交环线的起点站。
当然，也是终点站。
就像上海人会常常提起的「宛平南路600号」，随家仓，在南京人口中也曾是一个可供调侃的梗。因为南京脑科医院——江苏省精神卫生中心正坐落于此地。
一句「阿是随家仓跑出来的！」似乎早已将这里与「疯人院」「脑子不正常」挂上了牵连，也让「随家仓」三个字变成了某种过时的都市传说。
带着一丝丝猎奇的心理，前不久我亲身探访了一次南京脑科医院，甚至还有幸和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展开了一次采访。
也正是这次采访，让我对所谓的「随家仓」有了完全不同的认知。
采访当天来到医院正门外，扫描健康码，进入院区，不巧看到在门诊大厅外停着几辆警车。
说实话，感到一丝紧张。也让脑科医院的神秘在我心中加重了一层。
但进入门诊大厅后，发现这里和寻常医院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是行色匆匆挂号的人，同样是排队等待付款的人，一切都井然有序。
大厅中央的时钟，甚至显得有些过于老旧了，为这里平添了几份寻常感。
负责联系这次采访的小徐医生，带着我从门诊大厅二楼去往住院部6号楼的精神科，他说其实他也不怎么来这边。
一路上小徐医生向我大致介绍了一下，整个院区科室的分布情况。
在6号楼内等待电梯慢慢上升，当停留在儿童中心那一层时，看到了很多人站在楼道中，小徐医生告诉我儿童科室是人最多的一个病区，「每天这里人都很多的」。
过了片刻，小徐医生笑了笑说：「其实还是有点恐怖的。」
「哦你是说儿童科室的就诊人数吗？」
「不是，我是说精神病科。」
6号楼精神二科620病区，南京脑科医院精神大科下的重症精神科病房。
这里收治了很多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强迫症等症状的病人。虽然一道看起来很厚重的门将病区内外分隔，但也没有想象中的森严可怖。
进入「精神病院」病房的些许紧张和顾虑，在见到精神二科主任谢世平教授后很快就烟消云散。
谢主任看起来和普通医生并没有什么区别，笑容可掬的样子甚至比认知里的职业医师更让人感到亲切。
一落座，谢主任就向我介绍起了南京脑科医院的前世今生。
原来脑科医院早在1947年就已经成立，在那个年代，我国为数不多的精神科医院都是西方人带来的教会医院。
而这家医院是我国最早的国立神经精神病专科医院。
国内很多老一辈的精神病学专家，要么是从南京脑科医院走出去的，要么也有过在此进修的经历。用谢主任的话说，早些年，「这里是中国精神科医生的摇篮」。
在他自豪的语气中，我意识到，其实坊间谈笑的「随家仓」，对于从事精神病学研究的中国人而言，或许是圣地一般的存在。
谢世平主任从87年大学毕业就开始从事精神卫生工作，89年考上北京医科大学硕士，92年来到南京脑科医院工作。
当我问到，精神科室的医务工作者和其他医生有什么不同时，谢主任的回答出乎意料。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精神疾病不仅是医疗、医学问题，可能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在他的回忆中，精神科室的医师是压力最大的。
尤其上个世界八九十代，国家医疗资源有限，对精神卫生投入严重不足。
很多病人没有得到系统的治疗只能流入社会，那时精神疾病的有效治疗率达不到50%，甚至一些病人进入社会后开始流浪、肇事肇祸，发生了很多恶性案件。
1999年，时任WHO总干事的布伦特兰博士，带领WHO的一众官员来到中国展开精神卫生高层研讨会，这是我国和WHO首次联合召开的有关精神卫生方面的大型会议。
从那时起，国家开始加强对精神卫生的重视。后来政府颁布了精神卫生法，把精神卫生纳入公共卫生序列。
也正是在1999年，谢主任从湘雅医院进修博士学成归来，再次回到南京脑科医院参与精神卫生事业的工作。
个人的精进与时代的契机交相呼应。
当聊到专业领域方面的事情，谢主任言语间更加自如，虽然是一些精神病学的知识科普，但在他的口中却十分生动。
在他看来，「精神科医院的公益性质更强，承担的社会责任更重。」
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最大的区别是，病人对疾病没有自知。
很多病人是被家人绑着来的，甚至有些是被警察铐着来的，仅仅一个就诊就要用到各种手段。
高度不配合，是精神科医生面对的首要难题。这更要求他们的服务态度、服务方式能够不刺激到病人。
而精神科，又是医学学科发展相对最缓慢的一门学科，到目前为止还只能停留在症状性描述，还不能做到病因学的分析，或者病理学的研究。
在医学实践中，一个更注重临床经验判断，同时也存在更多医学谜团的领域，对医生的挑战可想而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原本预想中的简短采访，因为谢主任深入浅出的阐释，也不知不觉进行了更久。
随着交流的深入，我很好奇作为在南京长期从事精神卫生事业的一线工作者，谢主任是怎么看待一些人对医院的调侃，于是试探地问道：遇到过对您们工作不太理解的人吗？
没想到谢主任哈哈大笑，大方回应：「以前不理解的太多了，像南京人常讲的随家仓对吧哈哈哈。」
「但是时代在变好，社会在发展，对精神病人的包容接纳与文明程度是高度相关的。更文明的社会是不会因为你是精神病人而产生歧视、产生排斥，不会的。」
「越是文明的国家，越是接纳、越是宽容；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歧视、越是排斥，越把这些病人当成洪水猛兽与异端。」
谢医生讲了很多在脑科医院就诊的精神病患案例，个个展开，都是让人唏嘘的人间故事。
在他的描述中，精神病人的一生，可以说是用血和泪写成的。
大部分精神病人之前的人生都是非常悲惨的，很多遭到家人和周围人的嫌弃。
「这是最大的问题。社会、家庭的歧视与偏见，这是最大的问题。」谢主任重复说道。
在那些成功的案例里，「病患的家人都非常支持、理解，没有嫌弃、抛弃他们；更加的关注，更加的投入，更加的照顾……」
如果没有周围人的悉心照料，家人的配合；如果没有来到医院治疗，「这些病人的人生也许就完了」。
从这个角度而言，是脑科医院给了他们一次重生的机会。
「也只有在这里，这些精神病患才能找回应有的尊严。」听到这里的我，攥了攥了手中记录的红笔，震撼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采访进行到最后，想让谢主任关于精神卫生事业对公众说几句，本以为他会说些鼓励病患的话，没想到他立刻给出八个大字的回答：
「消除偏见，勇于关爱！」
掷地有声。
也许这已是在他心中盘桓多年的呼吁吧，才会如此快速有力地说出。
「法国精神科学家比奈尔早在19世纪就曾说过：精神病是一种疾病，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精神病人也是人，需要关爱的一个人。」
「不应该把精神病人当作疯子、异类。这种疾病和其他疾病没有区别。」
「生病有什么需要自责，受到歧视的呢，哪个人不会生病呢，骨头断了有人会嘲笑你吗？那为什么得了精神病就要被人嘲笑呢。就要受到别人的讽刺、歧视、排斥、偏见呢？」
谢主任最后补充道。
采访结束，谢主任带我简单参观了医生工作的区域，因为防疫要求，就没有邀请我前往病人所在的区域，当然，涉及隐私，病区内也不应该再被拍摄。
我与他客气道别，离开了脑科医院。
下午的阳光依然猛烈，沿着3路公交的方向，在广州路逛下去，心中一直揣着采访最后谢主任的反问。
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确实对精神科病人和精神科从业人员存在一定的歧视。
但事实上，精神科医院承担着更重的社会责任，面对着比一般医院更复杂的情况。
这种复杂不仅从病情上来说，从就诊流程等各方面来说都是如此，可即便如此这些医院也依然承受着更多的不理解。
相信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会对受到精神病患困扰的人会更加包容；也会对那些为精神卫生事业付出劳动的人更加理解。
毕竟文明的某种体现，不正是这种共情力的不断延伸吗？
在广州路的车水马龙中，我想起了纵贯线在《出发》里的那些歌词：
我们都不必在意未来的样子
像是精神病患写的诗
或是烟花绽放的节日
随它去吧 我们都只活一次……
出发吧，不要问路在哪
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
作者 ：智宇 | 图片： 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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