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执行者：揭秘追捕纳粹阿道夫·艾希曼，背后的真实故事

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长达数十年的追捕，是历史上最知名的逃亡行动之一。艾希曼是纳粹大屠杀的策划者之一，他一直设法逃脱追捕，直到1960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将他逮捕。当时，艾希曼在阿根廷当局不知情的情况下，迅速被偷偷出境。

艾希曼随后的审判，在全世界播出，为大屠杀幸存者、二战老兵和厌倦战争的公民，提供了急需的宣泄入口。

艾希曼在战后逃了出来，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他长什么样

阿道夫·艾希曼作为一个无情的官僚和忠诚的反犹分子，尽其所能通过协调把犹太人送往集中营，来给他的元首留下深刻印象，从而确保了他作为纳粹党“最终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失败告终时，艾希曼最终身处德国的一个美国拘留营。那时，艾希曼已经实施了他的逃跑计划，他伪装成一个名叫奥托·埃克曼的低级别德国士兵，随后以艾克曼的身份在战俘营呆了几个月，然后溜了出来，逃到了一个偏僻的农舍。

当其他大屠杀组织者在纽伦堡审判中，因侵犯人权和战争罪而受审时，艾希曼正在躲藏并策划他的下一步行动。艾希曼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纳粹党以外的人，几乎不知道他的真实长相。这使得艾希曼有可能冒险进入德国北部的英国占领区，在那里他又有了另一个身份：奥托·亨宁格。随后艾希曼在德国领土上呆了几年，通过制造一系列假文件来逃避侦查，而这些文件让当局认为，他逃到了中东。

他的妻子企图伪造他的死亡

当艾希曼在德国北部时，布拉格的一名男子，向警方提交了一份报告，称他看到艾希曼带着枪在那里。差点签署艾希曼死亡通知的法官，在发现证人的身份后，改变了决定：卡尔·利贝尔，艾希曼妻子维拉的妹夫。

维拉是艾希曼计划的一部分，战后仍忠于她的丈夫。最终，维拉宣布丈夫去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艾希曼知道，如果他想保持自由，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

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想给他设陷阱

当艾希曼据称在布拉格死亡的消息传开时，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大声喊出了一句脏话。维森塔尔曾在奥斯塔班和毛特豪森集中营度过了一段时间，他报名帮助盟军收集战争犯罪证据以供审判。而正是因为艾希曼和他的同伙，最终包括维森塔尔的母亲在内，89名维森塔尔的家人失去了生命。

维森塔尔自己做了调查，他向布拉格的法官证明，是卡尔·利贝尔，维拉的妹夫，提供了艾希曼死亡的证人证词。维森塔尔知道，逃避起诉的纳粹战犯，往往会在可疑的情况下被杀害，而实际上他们已经逃到其他国家，并采用了新的身份。

“我越了解犹太人是如何遭到虐待的，我的决心就越明显，”维森塔尔后来写道，他渴望将艾希曼和其他纳粹绳之以法。因此维森塔尔希望卡尔·利贝尔的事能成为诱捕艾希曼的关键，最终得到艾希曼仍在德国的消息。于是他与匈牙利政府合作，请求美国将艾希曼从德国引渡到匈牙利，在那里接受审判。

美国人把这个要求搁置了四年，最终在1951年予以否认，因为没有提供艾希曼的“确切地址”或有关其罪行的细节。

艾希曼得到了一次去阿根廷的单程旅行

与此同时，艾希曼发现了一小群战后纳粹忠实分子，他们非常愿意帮助他保持低调。于是艾希曼依靠他的许多假身份，在战后的欧洲各地旅行。他穿越了一条为他这样的纳粹建立的逃跑路线，这条路线由助手、边境警卫、非营利组织、宗教领袖和政府官员维持。

1950年，艾希曼以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的名字，从意大利热那亚（Genoa）来到他的新家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在红十字会、梵蒂冈高级官员和一名叫霍斯特·卡洛斯·富尔德纳（Horst Carlos Fuldner）的党卫军军官的帮助下，艾希曼赢得了阿根廷领导人胡安·庇隆（Juan Peron）的祝福，得以在阿根廷定居。

艾希曼和家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过着舒适的生活

里卡多·克莱门特（又名阿道夫·艾希曼）在南美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害怕有人会抓我的恐惧已经消失。我在那里很安全，”艾希曼后来回忆起自己抵达的时候说。

1952年，艾希曼的妻子维拉和他的三个儿子获得了旅行签证，得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艾希曼会合。1955年，维拉和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土地上，又有了一个儿子。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生活很成功，因为阿根廷政府对流亡的纳粹分子表示同情。他之后还干过一连串的体力活，从果汁农到机修工再到洗衣工，他家甚至还拥有一个养兔场。

尽管他在纸上的形象，是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但艾希曼并不羞于公开身份。布宜诺斯艾利斯窝藏了大量纳粹分子，这意味着艾希曼能够与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而这些人并不打算与追捕他的人分享他的位置。

艾希曼参加了公众集会，甚至还参加了与荷兰纳粹合作者威廉·萨森（Willem Sasse）的广泛采访。正是对萨森，艾希曼吹嘘自己创造了“最终解决方案”这个词。

以色列，美国和德国官员，忽视了他的案件和下落约十年

毫无疑问，德国政府知道艾希曼在阿根廷的新生活，而艾希曼的妻子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与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丈夫会面。而为什么德国人不早一点采取行动，则是个谜团。1958年，西德人让美国中央情报局知道，艾希曼住在南美，但中情局拒绝参与此事。

为什么美国政府不优先将一个卑鄙的高级前盖世太保官员绳之以法？这是因为美国人太沉迷于冷战和与苏联的军备竞赛，没有投入任何资源来抓捕艾希曼。

据称，在这些信息传到美国之前，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向新成立的以色列政府，通报了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1954年，我在阿根廷找到了他，并告诉了以色列人，但他们不相信我，”维森塔尔在1989年说。以色列国家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回击了维森塔尔的说法，称维森塔尔当时的信息显示，艾希曼在沙特阿拉伯或日本，而不是阿根廷。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名失明的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开始与艾希曼的儿子约会后变得可疑

1935年和1936年的大部分时间，洛塔尔·赫尔曼（Lothar Hermann）都在达豪集中营度过，在那里他经常挨打和挨饿。1938年，赫尔曼设法逃离了德国，作为一名战争难民移居阿根廷。赫尔曼逃离家园后，由于在达豪遭受的身体折磨，他失去了视力。

随后赫尔曼伪装成非犹太人的德国人，和妻子、女儿西尔维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奥利沃斯地区，开始了新的生活。20世纪50年代末，西尔维娅开始和一个名叫克劳斯·艾希曼（Klaus Eichmann）的年轻人约会，他住在离赫尔曼家只有几家的地方。克劳斯在赫尔曼的家里待了很长时间，他表达了反犹太主义的观点，并表示他对纳粹未能消灭所有犹太人感到遗憾，之后克劳斯还吹嘘他的父亲，曾在战场上服役。

赫尔曼一家后来搬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外的苏亚雷斯上校镇（Coronel Suarez）。大约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57年，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德国法兰克福一位著名盖世太保官员刑事审判的细节。洛塔尔·赫尔曼读了这些报道，当艾希曼的名字在诉讼过程中突然出现时，赫尔曼开始怀疑这个和他女儿约会的男孩。

当西尔维娅和克劳斯约会时，赫尔曼一家从未被邀请过去克劳斯家，他们也从未见过克劳斯的父亲，这让赫尔曼根据事实推断出了真相。于是赫尔曼写信给监督法兰克福审判的法官弗里茨·鲍尔，信中说他相信阿道夫·艾希曼，是他在奥利弗斯的邻居，也是西尔维娅前男友的父亲。

摩萨德挫败了赫尔曼，第一次抓捕艾希曼的企图

弗里茨·鲍尔给罗瑟·赫尔曼写了回信，给他做了艾希曼的大致描述。鲍尔告诉赫尔曼他需要更多的细节，比如确切的地址，以便继续追捕艾希曼。于是赫尔曼和西尔维亚飞回布宜诺斯艾利斯。随后西尔维娅毫不犹豫地敲了敲门，她记得那是克劳斯的房子。

一名中年男子开了门。“你是艾希曼先生吗？”西尔维娅问。他没有答应，而是承认了自己是克劳斯的父亲，于是赫尔曼一家认为他们抓到了人。

当鲍尔确认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他没有通知德国政府，而是向以色列的摩萨德发送了秘密信息。他想确保艾希曼不会被打草惊蛇。1958年初，摩萨德派特工约尔·戈伦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戈伦的结论是，艾希曼，一个被通缉的纳粹战犯，不可能住在奥利沃斯这样的中产阶级社区。

在赫尔曼再三恳求之后，哈雷尔领导下的摩萨德特工，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为了激励他们重新评估关于阿道夫·艾希曼下落的决定，弗里茨·鲍尔向摩萨德透露了洛塔尔·赫尔曼的身份。这迫使摩萨德的领导人伊瑟·哈雷尔（Isser Harel）派另一名特工前往阿根廷在科罗奈尔·苏亚雷斯与赫尔曼会面。

这名名叫霍夫施泰特（Efraim Hofstetter）的特工给了盲人赫尔曼130美元，并给了他一个任务：获取一份艾希曼的阿根廷身份证。赫尔曼报告说，他相信艾希曼可能使用的是化名弗朗西斯科·施密特（Francisco Schmidt），当时艾希曼居住的房子的主人是他。摩萨德特工推断施密特不是艾希曼，于是他们又开始与赫尔曼的说法保持距离。

鲍尔对摩萨德对待赫尔曼的态度感到沮丧，于是介入。他访问了以色列，从一个新的消息来源得知艾希曼就住在赫尔曼提到的房子里。艾希曼没有拥有这栋房子，而是用里卡多·克莱门特这个名字租了下来。

鲍尔毫不掩饰他对摩萨德的不满。“任何一个二等警察都能跟上这样的线索。只要去问问最近的肉店或蔬菜水果店，你就会知道关于克莱门特的一切。”

几个月后，当摩萨德特工Zvi Aharoni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艾希曼的房子已经空了

1960年3月1日，摩萨德特工兹维·阿哈罗尼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3月3日，他驱车前往奥利沃斯，来到位于查卡布科大街的一栋两层楼高的住宅，洛塔尔·赫尔曼认为那就是艾希曼的住所。一名与摩萨德签约的当地学生敲门，但没有人应门。看了看里面，他发现房子是空的，随后很快就发现住户几周前刚搬出去。

摩萨德特工Zvi Aharoni又做了一些调查，发现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一个儿子，在街上的一家汽车修理店工作。尾随男孩几天后，他们被带到小镇郊区一所新建的孤零零的房子里。Aharoni觉得自己离他越来越近了，因为他知道这个男孩的名字叫迪特尔，与艾希曼的第三个儿子同名。

当Aharoni发现迪特尔不断返回的房子登记的名字是维罗妮卡·卡塔琳娜·利布·德·艾希曼又名维拉·艾希曼时，一切都有了线索。在Aharoni的心目中，里卡多·克莱门特无疑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于是Aharoni偷偷地从远处给老艾希曼拍了几张照片，给他在以色列的老板们看，随后他们同意了他的意见。

洛萨·赫尔曼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可悲的事实是，艾希曼是被一个盲人发现的，而摩萨德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相信那个盲人的故事，”Zvi Aharoni解释说，以色列政府对赫尔曼的信息迟迟不采取行动。

摩萨德和辛贝特一行人，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准备行动

艾坦（Rafi Eitan，图右）曾在摩萨德和以色列内部安全系统辛贝特任职。艾坦召集了一支由摩萨德和辛贝特特工组成的大队伍，于1960年5月初在阿根廷汇合。他们偷偷地观察艾希曼的新房子和相连的街道，收集情报，准备采取行动。

摩萨德头目伊塞尔·哈雷尔无意与阿根廷政府合作逮捕艾希曼，因为知道他们窝藏艾希曼这么久了，于是哈雷尔和艾坦反而策划了一个计划，绑架艾希曼，偷偷把他偷运出国。他们雇佣了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金（Peter Malkin，图左），让他在时机到来时充当打倒艾希曼的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有过一点害怕。现在我害怕失败，”马尔金后来承认。

与此同时，哈雷尔以阿根廷独立150周年为借口，从以色列向阿根廷派遣了一架专机。阿根廷政府认为以色列会派代表参加庆祝活动，但实际上，他们计划用这架飞机把艾希曼带到很远的地方。

哈雷尔和艾坦还设想了如果飞行失败的替代方案。一种选择是：乘船远行。另一个问题：抓捕艾希曼。哈雷尔还给了艾坦一副打开的手铐，指示这名间谍把自己和艾希曼铐在一起，并要求如果阿根廷警方介入，就把他送到以色列领事馆。

摩萨德特工在公交站等待艾希曼，但他们的目标没有如期到达

到1960年5月，艾希曼在当地一家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 - Benz）的工厂上班，上下班都要坐公共汽车。随后两辆满载摩萨德和辛贝特特工的车，比艾希曼通常在晚上7:40到达时间要早的朝他的公交站驶去。那天是5月11日，当汽车停下来时，艾希曼不见了。到晚上8点，仍然没有他的踪迹。

五分钟后，有人看到艾希曼穿过一条通向他家的未铺路面的荒芜道路。特工彼得·马尔金在抓住艾希曼前说：“稍等一下，先生。”随后在Zvi Aharoni的驾驶下，人们将目瞪口呆的艾希曼带到安全屋。在艾希曼意识到真实情况后，他很快就崩溃了。

“你是用哪个名字出生的？”Zvi Aharoni后来回忆自己问过他。“阿道夫·艾希曼，”他突然答道。

最终抓住艾希曼后，摩萨德不得不把想办法他从阿根廷弄出来

艾希曼和负责抓捕他的以色列特工，一直待在安全屋里，直到他们登上从阿根廷出发的以色列专机。在那里，他们继续尽可能多地从艾希曼那里搜集证词。摩萨德和辛贝特与以色列官员密切合作，据说是借口在阿根廷庆祝该国的独立，以便让艾希曼登上代表们乘坐的飞机。

为了确保艾希曼不会破坏计划，摩萨德聘请了一位以色列麻醉师Yonah Elian，在飞行前给艾希曼注射镇静剂。随后艾希曼被迫穿上航空制服，然后伪装成生病的机组人员。最终，特工们在阿根廷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带上了飞机，随后飞机顺利起飞了。

摩萨德没有把艾希曼带到德国，而是把他带到以色列

当其他纳粹战犯在德国法庭受审时，以色列人却想在自己的法庭审判艾希曼。这在当时被以色列认为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更糟糕的是阿根廷声称它的“主权被侵犯了，它反对绑架的法律被藐视了。”不过，考虑到艾希曼在阿根廷期间所做的事情和他吹嘘的事情，这场喧嚣只是短暂的。

在耶路撒冷等待审判时，艾希曼利用空闲时间写作。他写了8000多页手写或打印的笔记。从自传体的沉思，到写给家人的信件，艾希曼一丝不苟地为自己参与大屠杀辩护——这与他在阿根廷自豪地分享的直言不讳的反犹太思想，截然不同。相反，艾希曼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他只是按照吩咐去做。

艾希曼的审判，是第一次在电视上完整播放

1961年，数百名记者涌向以色列，参加艾希曼的审判。审判在电视上播出，世界上许多人都在屏息注视着。100多名犹太大屠杀幸存者，提供了他们在审判中可怕经历的证词。艾希曼戴着厚厚的黑眼镜，穿着西装，在一个大玻璃盒子里听着，一动也不动。

艾希曼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完美的官僚，出于责任感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他还试图证明自己没有直接下令任何谋杀或死亡。“我只处理火车时刻表和疏散运输的技术问题，”他说。

艾希曼在审判中表现自己的方式，使得政治理论家、德国犹太人难民汉娜·阿伦特创造了“邪恶的平庸”这个词。

这次审判，考验了以色列新司法制度的极限

艾希曼的有罪判决并不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但以色列法庭宣判纳粹死刑，为他们自己树立了一个新的先例。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反对死刑，但他为艾希曼破例。

这次审判对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很少有人能像当时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那样感受深刻。1962年5月31日，艾希曼被吊死。他用德语说了最后一句话：

德国万岁、阿根廷万岁、奥地利万岁。这些是我与之联系最密切的国家，我不会忘记他们。我必须遵守战争规则和我的旗帜，我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