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西式葬礼：“黑金商人”阿里汉

　　2002年9月16日，中国足协选帅小组前往欧洲，开始了直接关系到中国队未来几年命运的第一次选帅之行。9月23日选帅小组结束第一次欧洲之行，依据心仪程度确定了三名候选人的顺序：特鲁西埃、范哈内亨和米歇尔。

　　比利时籍华人白川与南勇相识于韩日世界杯之后，担任选帅组团长。同年11月7日，国足选帅小组第二次赴欧。征求意见之后，口碑并不佳的“白巫师”特鲁西埃失去“第一候选人”位置，三名候选人有了新的顺序，即范哈内亨、米歇尔和特鲁西埃。

　　2004年11月17日，中港之战结束后，南勇在接受《南方体育》采访时说：“选帅就是一场赌博，在下注前没人知道准确结果。”

　　“米卢时期管理不严”的教训，似乎成为了韩日世界杯之后中国足球的最大收获。前南斯拉夫的“江湖郎中”已经无法无策医治，索性学韩国人请个“魔鬼教头”，死马当活马医地以求“悬壶济世”。

　　选帅小组最终没有带回范哈内亨，他们选择了另一位“主帅”，一位在德丙斯图加特踢球者俱乐部任体育主管，此前教练生涯的履历表上基本一片空白的荷兰人。当年十二月，中国足协与阿里汉在北京昆仑饭店正式签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会后，白川为感谢南勇，送给他四千美元。

　　“到中国队执教，是命运的一次转机。”他很识时务地选择了“阿里汉”这个译名，于是国足继承了一个十分具有正统色彩的别名，“汉家军”。后来他在书中写道，“我们在球场上很迷信，如果我们赢了，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穿相同的外套。”

　　有意思的地方是，中国足协在和阿里汉签订合同时，将“不能随便接受中国记者采访”的要求也写入其中。“要听话的不要说话的”，成为了米卢之后考察新帅的第一标准。

　　世界杯后，“三从一大”（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和“大运动量”训练）重新成为中国足球的“教旨”。阿里汉的训练课只进行了几天，便被媒体称之为“魔鬼训练”，这让足协很是满意。

　　2003年6月4日，农历端午节。阿里汉深夜匆忙赶回荷兰老家，这是他第四次向足协告假，此时荷兰人在中国完成了三期国足的集训工作，人们不知道这位“小人物”的瓶瓶罐罐里是否装着灵丹妙药。球迷对于阿里汉的评价，仍停留于年初在广州举办的那场商业性质极浓的友谊赛，中国队0-0战平巴西队。

　　这场平局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但阿里汉不这么认为，在球队转战武汉和爱沙尼亚比赛前的发布会上，他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请相信我，巴西人愿意赢得任何一场比赛的胜利，那个夜晚绝对是中国足球一个伟大的夜晚。”那场比赛首发的李毅后来回忆说：“他们（巴西队）没有尽全力。”

　　从最初的选帅内幕，到阿里汉“国脚受贿”事件，他的“商人”属性从未削减过。国足集训中，阿里汉入选了吴庆、杨林、李健这些在俱乐部都无法打上主力的球员。一些国内的足球经纪人更愿意相信，阿里汉之所以这么做，是在完成自己介绍中国球员到欧洲踢球的生意。

　　做生意就要应酬，中国人的应酬方式都浓缩在酒桌上。因为要出席国家队白酒赞助商的活动，阿里汉第一次品尝了中国的白酒，他说第一感觉是“真辣”。

　　2004年的亚洲杯，至今都被认为是2001年的十强赛后国足最为华彩的表现。当时的工体还没有改造，国家队的外场训练被安排在当时国安俱乐部所在的工体小白楼后，孙继海一脚高射炮打碎了训练场外新闻中心二楼窗户的玻璃。阿里汉笑呵呵地说：“这是个好兆头。”

　　亚洲杯首战，中国队2-2战平巴林，孙继海替补出场十三分钟。赛后孙继海父亲称阿里汉是个“饼才”（大连话）。对于和阿里汉之间的往事，孙继海说：“我和他没有过直接的冲突，但在他手下我却变成了鸡肋和搅屎棍，我现在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小组赛后续的顺利，淘汰赛点杀伊朗不必再提，决赛对阵日本，成为那个三伏天最深的凉意。我们曾声情并茂地鼓吹了这一战的意义所在，如果没有玉田圭司伤停补时的进球，工体会煽起一股劲疾的民族主义旋风。

　　阿里汉没有成为神，他知道拒绝上台领奖会得罪官方但却得意于坊间。亚军之夜，他对不同的两家报纸说了同样一句话：“明天醒来后，是痛苦。”

　　那年“郑智可能要去拜仁”成为热议，因拜仁首席球探沃尔夫冈·戴姆勒就坐在工体的看台上。但在那届世预赛的两场比赛中，郑智罚丢了两个点球。

　　10月13日国足对阵科威特一球落败。回到酒店后，阿里汉和德容吃过晚饭撇下大部队乘坐荷兰航空公司班机回荷兰休假。

　　世预赛不利的中国足球混乱至极，10月17日，时任大连实德老板的徐明下达公开十三份，总计八万字的“中超革命文件”，成立新的中足联，索要联赛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史称“G7革命”。

　　在世预赛生死战前夕是11月16日，阿里汉的生日。有传言称（真实性不可考），阿里汉一行四男一女出现在广州一酒吧内畅饮了一瓶威士忌和若干啤酒后，直到凌晨1点47分才和助手德容坐出租车离开酒吧。

　　11月17日国足大胜出局，11月22日阿里汉离开北京，和米卢离开时的数百件行李相比，前者的几件行李显得有些寒酸。

　　18胜7平8负的成绩足以成为国足历届国足主帅翘楚，负场虽少，却也致命。输给日本，丢了亚洲杯冠军。输给科威特，无缘世界杯。

　　“伟大的球员”郑智没有去德甲，“中国太阳”孙继海还坐在替补席，阿里汉没在中国过完春节，“固执”是后来人对于他最一致的评价。

　　阿里汉失去了马明宇、范志毅、杨晨、祁宏、于根伟这批参加过世界杯的球员，也失去了曲圣卿、张玉宁等可塑性很强的球员，孙继海、李霄鹏只是在国家队中若隐若现。一些汉家军的常客，周海滨、周挺、张烁、赵旭日、刘金东等在任期内都没能一飞冲天。

　　SARS的影响，联赛的暂停，是除去阿里汉之外的因素，2004年的国足尚能继承世界杯一代的余热，加上部分后起之秀，硬实力可以保证。人们总是说那年国足才输一场可惜就失去了晋级世界杯的资格，但实际上当初进入八强赛的球队全都保持不败，国足出局并不冤。

　　2004年是中国足球玄幻的一年（中超元年、G7革命、兵败雅典），一群政客将中国足球作为政治资本的豪赌梦想全部破灭。

　　在亚足联2004年度最佳评选中，中国足球队荣膺三项“大奖”，与最佳裁判和最公平竞赛这两个“莫名其妙”的奖项相比，中国青年女足获得的最佳女足球队奖算是最有份量的一个。

　　阿里汉离开国足后，足协表示“中国足球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足球改革必须围绕这个任务展开。”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又玩儿砸了。

　　阿里汉没觉得自己错了，相反他觉得足协有问题。有人把他与米卢相比，有人称他为“骗子+水货”。如何评价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足球的故事太多了，那场发生在阿里汉事情的“G7革命”，实际上足以改变中国足球格局，但最终它被“冷处理”，其背后的利益纠葛和势力斗争，也是独属于中国足球的诡谲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