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的豹房是大魔窟？史书说是，大学士杨廷和日记却透露了真相

很多人认为，《明史》是清朝史官修的，清朝为了彰显其得国之正，必定会不遗余力地抹黑明朝，尤其会专注于抹黑明朝的皇帝。

所以，对于发生在明朝的许多事，宁愿选择相信《明实录》而不愿相信《明史》。

但是，只要想想明成祖三修《明太祖实录》的事儿，就知道《明实录》也不一定可靠。

当然，明成祖《明太祖实录》，不会存在什么抹黑行为，顶多是文过饰非，篡改一些历史细节罢了。

明朝的第六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燳却惨遭《明史》和《明实录》双重黑。

明武宗命不好，死后没有子嗣，帝位传给了堂弟明世宗。

明世宗即位后，组织史官编纂《明武宗实录》，故意把一些明武宗留中的奏折交付给了修实录的史官，这些留中的奏折全是指责明武宗的，用意不言而喻。

明世宗为什么会这样做了呢？

已故史学家李询一针见血地指出：明世宗以藩王入承大统，标榜改革武宗朝“弊政”，其在实录中对于武宗朝的弊政揭露的越多，越能争取人心。

纂修诸臣也是反对武宗朝“弊政”的，世宗既已给《武宗实录》的编纂方针定了调，则他们抹黑起武宗来那是毫无顾忌。

可以说，明武宗的身后评价，在明朝皇帝中是最差的了。

《明史》和《武宗实录》对武宗黑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兴建“豹房”。

豹房营建于正德二年八月丙戍，在紫禁城西北，又叫新室、新舍。

关于兴建豹房的念头，《明史.钱宁传》指称是钱宁使的坏主意：“(宁)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音伎为乐，复诱帝微行。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

《明武宗实录》则记：“盖造豹房公廨，前后厅房，并左右厢房、歇房。时上为群奸蛊惑，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

两书这么写，意在点出豹房是在“群奸蛊惑”下建造出来的建筑，属于不正经的场所。

豹房到底有什么魔力，可以让武宗“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呢？

《明武宗实录》给出的理由是：里面蓄养有大量女人供武宗享受。

书中还煞有介事地记：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是色目人，“善阴道秘术”，他向武宗进言说回回女“晰润而瑳灿”，比中土的汉族女人更狐媚动人。其时都督吕佐也是色目人，于永矫旨索要吕佐家里善西域舞的十二名回族女子，全部进献给武宗。后来又鼓动武宗下令召诸侯伯家中色目籍的女子到内宫传教跳舞，凡合眼缘的，一律留归己用。

参与纂修《明史》的清朝史官毛奇龄另写《明武宗外纪》作补充，说武宗为修建豹房花费了大量白银，豹房地下建造地下密室，密室中除了蓄养野兽，还蓄养有大量貌美如花的女子。武宗在就里面和这些女子同喝同眠，醉生梦死。

但是，这是事情的真相吗？

首先，豹房并非钱宁或武宗的独创，元朝时期皇室已有筑高墙豢养虎豹等猛兽以供玩乐的风气，不但有豹房，还有虎房、象房、鹰房等处，后又讹称为坊，如羊坊、象坊、虎坊等，北京至今尚存此类地名。

其次，从大学士杨廷和日记中，我们可以把豹房的作用看得很清楚。

正德十四年(1519年)，太监张永敦促杨廷和到豹房面谒武宗，杨廷和悲愤交加地答：“我辈止知圣驾在乾清言，不知豹房何在。闻公等朝夕奏事豹房，不知所奏何事。我辈名为大臣，凡事不得与知，每日票本送上，辄从中改，不知何人执笔。看来我辈只当六部中都吏，誊稿而已！”

杨廷和为什么会发这样的牢骚呢？

原来，在土木堡之变中，明朝开国武人勋贵集团和靖难功臣集团基本被一网打尽。此后，明朝文官集团经过北京保卫战一枝独大，成为了国家的主宰。

武宗登位，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意削弱以内阁大学士为主的文官集团控制军方及中央政府的权力，既施政自主，又要重振明初尚武传统，以使兵政恢复到明初时居于显要地位，但遭到了文臣的大力干涉。为了摆脱文臣们的掣肘，不得不在禁城之外另建宫殿和行政官廨——豹房。

即豹房官廨其实是武宗的军事总部和行政中心。

这么一来，情况就如杨廷和所说，豹房的官廨设立，大内朝廷形同虚设，内阁大臣们地位大降，毫无行政权力，就跟降誊稿的小吏相似。

这教杨廷和如何不愤怒？！

这又教杨廷和底下的大大小小文臣们如何不愤怒？！

所以，文臣们，包括修《武宗实录》的史官们，不可避免地要老羞成怒，刻意掩盖豹房这一行政作用，而把武宗刻画成终日受到群小摆布，只知沉湎于酒的愚人。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贬损：“上嗜饮，常以杯杓自随，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权乱政，又常预备瓶罂，当其既醉而醒，又每以进。或未温，也辄冷饮之，终日酣酗，其颠倒迷乱，实以此故。”

不过，同是一部《武宗实录》，在讲到武宗巡视西北边，从宣府返回北京，却又写：“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也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

“终日酣酗，其颠倒迷乱”与“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的形象对比，分明就是天下第一昏君隋炀帝与天下第一明君唐太宗的对比。哪一种更接近武宗本人，就由读者自己理解了。